官方高调反三俗，这真是贼喊捉贼的做法。为什么如此说呢？大家都知道，即令在不开放年代，一定级别的人都能读《金瓶梅》全本，高级官员也可以看国外电影，完全是特权的一部分。如今的官员庸俗、低俗、媚俗起来，都是人民群众的老师，却在那里不准“学生”三俗，其因为何？因为三俗本应是官员的特权，你这帮屁民居然胆敢模仿我们腐朽的生活方式，是可忍，孰不可忍？
政府严重地不讲诚信，却夸夸其谈地说民众要如何讲诚信，社会要如何诚信；官员撒谎不脸红，却要民众不撒谎；官员说狠话打压民众权利，却要民众体谅他们的难处，却要强力维稳；政府的三俗无处不在，却不允许民众三俗。很多坏的事情，都是政府大张旗鼓地、傲慢而毫不遮掩地做，却不允许民众跟进，这就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思维。在这样的思维之下，民众模仿官府的一些做法，就是非法的，甚至是犯罪的。强权的逻辑在这个意义上讲，就是强盗逻辑。
没有任何能确定出“三俗”的准确定义，在这种情况下官方的“反三俗”只不过剥夺民众自行做事的空间，剥夺民众仅有的一些生存空间而已。真正的道德的建立，必须要真正良好的法律，公正而独立的司法作背景和前提。法律成为一纸空文，司法窳败，只强调道德的要求，道德就会变成虚伪的表演，做秀就会大行其道。道德只是一种自律，而不是对他人的要求，因此不准民众三俗，不仅违法，也不符道德本身的要求。道德进步，除了以公正的法律为依托外，只能依靠民众自治自律，而不能依靠政府来强力反三俗。纳税人养的政府，没有任何权利干涉民众道德领域内的事情。即令民众因此犯法，那也只法律的事情，不关政府任何鸟事。
也就是说，一个政府反对民众三俗，是极权社会的典型特征。通过自己控制的传媒，高调乃至通过运动形式来反三俗，这是对民众生活权利和生活方式的严重干涉。民众没有信仰自由，没有言论自由，不能堂堂正正地依靠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生活在不安全和恐惧之中，只好选择犬儒，甚至悲哀地享受一点“三俗”，连这样一点动物性的“三俗”你政府也要来强管，真是对民众权利赶尽杀绝的做法。我曾认郭德纲、赵本山、小沈阳、周立波等的段子和小品中，的确有低俗和政治不正确——无论是从官方角度还是从私人角度，官方觉得他们瓦解极权，民间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弱势群体的不尊。对极权的瓦解我赞赏，对后者我则要批评他们——的成份，但无论怎样来讲，这都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民众也有用脚投票，自由消费还是不消费他们的权利，政府根本无权干涉。
从唱红、反三俗到国企恢复做广播体操，让我们看到官方在做重回文革的恶事。真正的政府只是纳税人养的为民众权利服务的托管者，而不是民众权利的剥夺者，但我们不受监督的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郭德纲的徒弟打人以及他对一些人骂粗口，固然不对，但传媒为维护自身利益完全跟着官方来损害公民权利，最终媒体记者自己的权利也会受损。像周广甫这样的媒体记者不要自以为得计，倒霉在目前这样的糟糕的制度下，是迟早的事，不要以为自己可以逃脱。所以，我认为不可以跟官方合作压制民众权利，像姜昆这样的人批评郭德纲，说其最终自害也不过。如果你认为反三俗与你的权利无关，那么我要说一根随时可能勒紧你的绳索就套在你脖颈上，只不过那双勒索你的手暂时还忙不过来而已。到那时再来呼喊求救，恐怕连“救命”二字都喊不出来了。
2010年8月13日10：02分于成都
“要翻墙，用赛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