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最近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0》显示，2009年按全口径计算的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32.2%，不仅大大高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和欧美等发达国家比较也不算低。很显然，这个数字，和今年8月23日，财政部某专家计算出的25.4%的数字有很大差距，也和其宣称的“我国宏观税负实际偏低”，不仅远低于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的结论明显打架。
数字之所以打架，是因为计算口径不同，如何计算我国的宏观税负，也就是政府对一国财富的占有程度，有小、中、大三种算法，小口径只计算政府的税收收入，中口径计算政府的预算内收入，而大口径则计算政府的全部收入，包括预算外和制度外的收入。从科学性和真实性而言，既然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的收入都属于政府的实际收入，用大口径计算宏观税负才能真正反应政府对财富的占有水平。很显然，如果仅仅用税收收入计算，则2009年只有6.3万亿，但如果用政府的全部收入计算，则超过10万亿，差距巨大，结论自然迥异。
在国民财富的蛋糕中，政府究竟占多少比例合适，1987年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低收入国家的最佳宏观税负水平为13%左右；中下等收入国家的为20%左右；中上等收入国家的为23%左右；高收入国家的为30%左右。目前，按国家分类的收入水平标准发生了变化，但最优的宏观税收负担率变化不大。按照这个标准，就宏观税收负担率的国际比较而言，中国还未成为高收入国家，但宏观税收负担已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为缩小计算口径，否定中国宏观税负过高的事实，除了误导政策，毫无意义。
更进一步，如果考察纳税人所享受的政府提供的公共品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则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和欧洲一些国家同样的税负，但税负的痛苦指数却远远不同。我们看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政府支出的绝大部分用于居民的社会保障，而中国政府支出中，行政管理费用所占比例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即使以2006年为例，我国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18.73%，而同期日本的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是2.38%，英国为4.19%，韩国为5.06%，法国为6.5%，加拿大为7.1%，而美国最高，也只有9.9%。也就是说，就财政支出而言，发达国家主要用于社会福利，而中国大量的钱用于行政管理费用，在教育、社会保障、医疗等民生领域财政资金供给严重不足。这就使得我国政府的收入比例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相当的情况下，居民对于政府收入的感受却远远不同于发达国家的主要原因。因此，站在国民财富分配的角度，我国“国”与“民”之间收入分配的最大症结，除了政府收入增长过快，国民收入分配的大蛋糕政府切割太多之外，更重要的，政府大多数的钱并没有直接用于民生福利，在基础设施和行政费用上支出太多，挤压了居民的幸福感。
温总理曾经语重心长地说：“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经济学的鼻祖斯密也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民主的政府比一个专制的政府更花钱。”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欧美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高于发展中国家。政府占有多少财富很重要，但更重要的，这些钱应该真正“来自于民，用之于民”，否则，政府拿走的越多，民众的幸福感就会越差。按照今年财政收入的状况，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已经达到4.3万亿，按照这个速度，全年完成8万亿没有悬念，这意味着我国即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财政大国，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仅要控制自己收入增长的速度，恐怕更要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将更多的钱用于养老、医疗、住房等民生，而不是日益膨胀的办公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