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土地财政,厦门市规划局局长赵燕菁的观点的确很不一般,在他看来:“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土地财政基础上的。某种意义上讲,土地财政乃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竞争力!放弃土地财政模式无异于自毁长城。”


根据赵燕菁的逻辑,建立在土地国有上的垄断的一级市场是中国城市融资的“最大优势”“我们基于一级土地市场垄断的土地财政制度,是人类历史上独有的,成功也是前所未有的”他甚至认为:“为何发达国家这么担心中国而不担心印度?那是因为中国通过制度创新,产生了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政府模式,而这个模式是他们所无法仿效的!”因此,他批评说,“我们的舆论、学者不去总结我们的模式,而是带着别人的眼镜,否定我们的成功,鼓动中央政府‘转变地方政府的增长模式’,通过煽动群众对与地方政府对立来为自己寻找道德立足点,不客气地讲,这是对民族和国家不负责任,这是在自毁长城!”为了进一步证明土地财政的历史合理性,这位局长甚至不惜拿出被历史公认血腥、野蛮的英国圈地运动和美国掠夺印第安人土地的事例予以佐证。


实事求是地说,对于土地财政的情感,历来都存在着民间和学界诟病,而地方政府极其厚爱的事实,这并不奇怪。但大多数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深厚感情,并非公然溢于言表,而是迫于外界的压力而藏在心里,像赵燕菁这样如此高度地对土地财政给予肯定和褒扬的,据笔者所知,官场并不多。但笔者担心地正是在赵燕菁公开为土地财政辩护的言论,被视为大多地方政府的共同心声,并被力挺,使得土地财政堂而皇之成为地方政府追求的目标。赵燕菁的言论本身除了夸张和离奇,并无任何新颖之处,但如果其言论被人利用,势必影响中国经济转型的步伐和高层的决心。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
30年的成功经验和经济增长的奇迹,可圈可点之处颇多,但和土地财政没有任何关系,相反,正是由于当初在宏观税制设置上的不合理,导致地方政府为了挖掘财源将眼光盯向了土地,使得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畸形地寄托在土地的收益上面。数据可以显示房改的10多年来,我们如何将中国经济、社会、民生与土地逐渐捆绑在一起:从1998年到2009年,中国土地有偿使用收入飞速增加,由507亿元上升至1.5万亿元。据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研究,土地有偿使用收入占全口径财政收入的比重,由1998年的3%上升至2008年的11%,其中,在房地产步入“疯狂”的2007年,土地有偿使用收入达到12150亿元,占全口径财政收入的比重高达15,年均增长率39.5%,而在房地产最为疯狂的2009年,土地出让总价款比2008年增加了惊人的63.4%。按照赵燕菁的逻辑,在土地收益年复一年暴增的情况下,地方财政应该日益改善才对,民生应该日益提高才是,地方的经济结构更应该日益合理才是,然而,实际情况呢。


首先看看地方财政,一方面是卖地收入的暴增,另一方面却是地方债务的日益沉重。
据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的说法,截至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38万亿元,同比增长70.4%,即使在中央清理地方融资平台的情况下,为了维持2008年已启动项目的资金链,地方融资平台将肯定将继续借贷,而借贷的抵押品就是土地。。按照专家的估计,如果预计2011年贷款增长将回落至15%17%的正常区间,届时,新增贷款或再达7.5万亿元,地方融资平台负债或将再添2.5万亿元。到2011年末地方融资平台负债将会高达12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总额将至15万亿元。而这些债务,唯一可靠的还款来源就是卖地,而即使按照09年的土地转让总收入,还清这些债务,免除利息,也需要整整10年的土地收入,而事实上,很多地方政府已经把几代人的土地储备都卖得一干二净,在无地可卖的情况下,只能走向名义上的破产财政。


其次,在土地财政的模式下,财富分配更加畸形,土地财政的基本路径是:首先,通过低价从农民手里拿地,变相掠夺农民的财富,其次,通过极力维护高房价,继续掠夺大众的财富,在土地财政的模式下,房地产本身完全成了抢夺居民财富的工具,甚至祖宗几代人的财富最后都集中在一套房子上面。现在的住房,掠夺居民的财富高达
10多万亿,真正成了财富黑洞,并成为中国内需不振的最大的罪魁祸首。同时,土地财政本身导致的高房价还扩大了社会内部的贫富的严重分化,对社会和谐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第三,在土地财政模式下,中国的产业结构严重畸形,整个中国的经济正在堕落成一个击鼓传花的财富游戏,民间资本、国有资本和外资都争先恐后进入房地产业,直接导致我们赖以发展的制造业日益萎缩,逐渐丧失竞争力,这将最终使得经济呈现“空心化”,整个经济体将演化成一个只追逐财富分配,而不创造财富的“传销化”体系。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当前最大的危险即在于此。一个经济体,如果大家都不做实业,不搞科研,不提高核心竞争力,而只玩虚拟资本和房地产,只追逐短期利润,只热衷炒作,最终的结果就是竞争力的丧失和经济的最终崩塌。


正因为如此,土地财政本身是一个无法自圆其说,也无法一直可以循环下去的游戏,一旦土地储备枯竭,游戏终结,可怕的结果恐怕不仅仅是金融系统大量坏账的泛滥,更是产业结构的畸形和贫富分化的进一步加剧,而这很显然,绝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经济发展模式,更不是赵燕菁等人所言的中国模式的核心竞争力,改变土地财政,不是自毁长城,而是中国经济和中国模式的自救之举。中国形成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实属无奈,但要是对土地财政歌功颂德则属于无耻。从世界经济变迁的历史来看,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尽管都曾经经历过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粗放模式,但最终成为经济强国,靠的是技术和创新的进步,靠的是形成了具有竞争力的产业群,而不是土地财政和高房价。

“要翻墙,用赛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