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书名《异域1945》，新华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
23. 李师科在法庭上被拖走时大声呼喊：我还有话要说
在我采访陈华的一个月前，他刚刚从泰国回来，他本来打算从泰国去台湾，但被拒绝。
去台湾是为了向“国防部”讨要“战士授田补偿金”。
1949年，蒋介石率残军退守台湾后，曾提出计划“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并且于1951年颁布“反共抗俄战士授田条例”，“凡服役满两年的退役者，均发给战士授田凭据”，“战士授田证”里面详细记载未来反攻大陆后，会给他们在什么地方，分多少亩田地耕作。
然而“反攻”成了笑言，蒋公也撇下老兵撒手西去。国民党当局后来解释说，战士授田证是对参加“反攻”作战之官兵所作的承诺，必须要等到“光复”大陆后，“方能履行此一承诺。”老兵们凭着这一张“空头支票”等待了半生，当终于有人像《皇帝的新装》中那个孩子喊出“反攻大陆不可能”时，这些矢志追随者再也不甘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1962年1月24日，原籍陕西三原的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在台湾的寓所里，写下《望大陆》这首震动了整个台湾的悲歌：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仅仅两年零九个月又十七天之后，于右任在悲怆中离去。
1987年6月28日，原籍湖北房县的老兵何文德组织的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在台北主办了“想回家，怎么办?——打开海峡两岸探亲管道座谈会”，与会者达六七千人，老兵们一致要求当局尽快“打开两岸探亲管道”，以结束因政治分裂所带来的“民族悲剧”。
何文德17岁离家入伍，转战大半个中国。在台湾退役后，何文德曾托人从海外转寄信件回故乡，而海外的朋友转寄来他母亲的回信与照片却没了踪影。1966年，何文德的母亲去世，他再也熬不下去了，遂经常组织老兵游行请愿，要求与国民党高层官员对话。
老兵们的诉求得到台湾社会的广泛同情，台湾当局不得已与大陆方面经过多次接触和磋商，终于签订了退台老兵可以返乡探亲的协议。
同时，蒋经国又指示“国防部”对“战士授田证”作专题研究。随后台湾“立法院”通过“战士授田凭证处理条件”，决议由当局收购授田凭据，每份发给1～10个基数补偿金，每一基数金额为5万元台币。
在台湾官方收购“战士授田证”时，身在缅甸的老兵陈华曾前往台湾交涉，但因没有相关证明，未能如愿。当年陈华为了顾及性命，丢掉了所有的证件。他只记的他的军官证号码是337006。此后，陈华每几年都要去次台湾“上访”。
从台湾的报纸上我曾看到报道说，当年符合战士授田补偿资格的老兵共有74万人，但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登记的只有63万人。
近90岁的陈华还任着仰光孔圣庙秘书，每月有3万元缅币（约近200元人民币）的收入。当我告诉他，我可以帮他回家探亲时，陈华并不领情，他说，他不想这么失败潦倒地回去，他还要去台湾，等领到补偿金后，他会回国定居。
在后来组织的老兵回国寻亲活动中，有好几个老兵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而放弃参与。我也深深地体会到他们内心的挫败感，一个庞大的东方帝国，为什么会在三五年时间内轰然倒塌改旗易帜；一个为国出战的英雄，为什么会因为政治的变幻沦为任人踩踏的蝼蚁；当年披红挂彩在喝彩声中出征，如今，却要如乞丐般在施舍中衣衫褛褴地回家。这让人情何以堪？
在台湾，退伍的老兵都被称作是荣民。在拿到授田补偿金后，他们终于衣锦还乡，但谁知道光鲜的外表背后，有多少辛酸与痛楚。
在台湾最引人关注的老兵应该算是李师科，这位山东籍的老兵1959年因病退伍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最后到了1968年开始开出租车谋生，车子是向车行租的，有时跑了一天，交了租金，连个饭钱都剩不下。1982年4月14日，李师科杀害一名警员后抢走佩枪，并随后持枪蒙面闯入一家银行抢走新台币540万元。案子不日即破，李师科被枪毙。
有导演将李师科案拍成电影，有两部，一部是《大盗李师科》，另一部是《老科最后的春天》，这两部电影好多台湾人都看过，都有一个同样的镜头，是李师科在法庭上被拖走时大声呼喊：“我还有话要说！”
未等到当局兑现“政治谎言”的李师科，到底想说什么呢？
和李师科一样，大部分老兵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技能，退伍后，只能从事一些最底层最廉价的工作。最开始，当局曾组织这些老兵参与一些大的建设工程，比如横贯台湾经过中央山脉的中横公路。这些基础设施，为台湾的经济发展贡献巨大。但这些老兵，又成为经济发展的牺牲品，无人顾及。等到台湾的经济发展起来了，他们也垂垂老已，未能共享发展成果。而其中，又有多少和李师科一样，陨命异乡。
至今，在台湾的一些论坛上还会讨论到荣民，还有相当一部分民众对拿纳税人的钱给他们发放授田补偿金不满。而这些言论，往往出现在大选之时。这些老兵，至死亦不能逃脱成为政治博弈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