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大卫·鲍兹为《加图决策者手册》第7版写的介绍，鲍兹的另外一本书《古典自由主义》已经有中文版。】
介绍
大卫·鲍兹
李华芳/译
美国大选超越为政党活动家排序、获得真正的“快感”已经有段时间了。如果奥巴马仍未引领大家进入“快感”新时代，诞生于“人生而平等、天赋不可剥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一理念下的美国，也可以另一个玻璃天花板的消失为傲。
事实上，我们也会因正常发生的事情而稍感欣慰：一个惊人不受欢迎的总统领导的、带给美国一长段战争和经济危机的政党，在大选中被打败了。共和党政府要求被打败的政党离开政府办公室。美国的建国者坚信政党轮替的原则。他们认为法律应该规定即使是成功的政府官员也应该在一段时间后“解甲归田”。毫无疑问，更多第110届国会议员将会获得特权，但这种特权并不会让复杂的“法律、法规和津贴”最大程度保护在职者。
布什和共和党人承诺选择、自由、改革和一个受约束的联邦政府。回溯1994年共和党对美国的承诺，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认为“政府终究是太大、太强势、太不小心对待公众的钱了”。但在过去的八年间民主党政府大肆挥霍，超支为40年来最高，教育集中化、一场持续时间比二战还长的战争、一个帝王般的总统、侵犯公民权利、联邦政府侵入社会问题和个人自由、最后是对华尔街七千亿救助、这个数字在竞选的最后一月还在增加。相信有限政府的选民有无数理由来拒绝这样的记录。
我们加图研究所坚定秉持独立宣言和宪法的原则，立足个人自由、有限政府、自由市场和和平等美国价值观的基石。我们发表文章批评克林顿滥用行政职权、批评克林顿政府误导反垄断政策、批评他的国家建设实验、批评他不愿承担企业福利。我们的分析员也最早指出布什政府在财政支出上肆意挥霍、以及在行政权、人身保护、隐私权、权利拓展、联邦婚姻法修正案、和拙劣的伊拉克战争等方面政府政策胆大妄为。
但我们也很高兴与两党政府在扩展自由和限制政府方面进行合作。我们与克林顿政府在自由贸易、福利改革、和社会保障改革的起步阶段有合作，而与布什政府则在减税、回应9·11袭击、健康储蓄账户、移民改革、社保账户等方面进行合作。当奥巴马政府延续布什政府最糟糕的错误或者推动增强和平、自由与繁荣的政策时，我们也期待有机会和奥巴马政府合作。
当下的危机
在当下的经济危机中，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理解危机及其起因。这是一场由管制、补贴和干预导致的危机，更多同样的手法是不可能治愈这次危机的。克里斯多夫·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提到一点：“次贷危机的成因及其衍生的恐慌摧毁了我们对‘信用’的信心，一个识别方法是所有人被允诺了一切、几乎所有人都被民粹主义诱惑了。”
这个背景是银行收归国有和暗示为冒险行为提供联邦财政担保。美联储印行美元并调整利率，所以不管怎么看，我们的金融体系一开始就已经是自由市场失败的例子。与此同时，国会和监管者的鼓励使得房利美和房地美成为了房地产按揭市场的的双寡头。财政部暗示性的支持了它们的债务，使得两房能扩大债务并进行高风险的交易。正如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所说：“很少人注意到‘收益个人化’和‘损失社会化’让企业家更像赌博者导致了金融危机。”
华盛顿实际上认为拥有住房是一件好事，而更多的住房拥有率甚至更好。国会和监管者鼓励了房利美和房地美，而贷款提供者扩大了信用范围给那些不具有资质的人。为了给更多中低收入者提供贷款，联邦政府放松了首付标准，向贷款提供者施压要求增加可负担贷款的比例，并且暗示性的保证了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扩张。所有这些“努力”得到了“回报”：归为次级按揭贷款一类的数量激增，而这些贷款的质量急剧下滑。
联储的信用扩张政策使得这些贷款成为可能。正如劳伦斯·怀特（Lawrence H. White）在加图研究所的一项研究中提到：
2001年经济衰退时，在格林斯潘的领导下美联储积极增加美元供给。M2年复一年增长加起来已经涨了10%，2003年下半年依旧保持了8%的增长。伴随着货币扩张的是联储不断降低联邦基金（银行同业短期）目标利率。联邦基金利率在2001年初是6.25%，到年底已经降到1.75%了。2002-2003年持续下降，到2003年中达到了1%的历史低点，并且这一低利率维持了一年。联邦基金的真实利率为负——意味着名义利率低于同期的通胀率——长达两年半时间。从买方力量而言，这一段时间，贷款人并没有为贷款负利息而是从他的那部分贷款中获得收益。经济学家史蒂夫·汉克（Steve Hanke）总结了结果：“这开启了一切流动性周期的源头并且产生了另一个巨大的需求泡沫。”
“每个人都被允诺了一切”——便宜的资金、快捷的借贷、以及上涨的房价。便宜的资金和这些买家推动房价迅速上涨。但好事总会到头的，尤其是基于不稳定政策的好事。当房价开始下跌，贷款买房的就遇到了麻烦。金融企业面临多米诺骨牌式的倒闭，联储和央行开始一系列不断扩张的救市。通常对待做了错误决定的企业的反应是，让它们破产或重组，让它们的资产和工人去更有效的企业。现在取而代之的是，联邦政府插足让企业看起来正常运行。
在这一点上，重要的是认识到紧急措施仅仅是紧急——如果不是恐慌的——措施，不是长久之计。国会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将政府从金融公司中解脱出来，并基于对过往错误的明晰诊断提出长远政策。正如倪凯南（William Niskanen）在第36章中写的那样：国会应该废除《社区再投资法》，并且停止向贷款提供者施压让他们放贷给不合格的借款人。财政部应该利用其权威作为保证向房利美和房地美注入流动性。联邦政府应该防止利用在企业的股权投资越权指导企业经营，并且应该以审慎的速度撤回对企业的所有权。
信用危机的一个教训是政治家喜欢“向每个人允诺一切”——低息、能负担的按揭贷款、高房价、低气价、家家户户有鸡吃。这就是为什么让政治家远离商业如此重要。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