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1945》，新华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
31. 许多老兵都写有回忆录，凌乱的描述与满篇错字的文章中，是历史的真实细节
和其他远征军不同的是，提到回家探亲，张富鳞并没有一丝心动。在被问及原因时，他反问我是否读过《桃花源记》，“里面的人在回答外面的人的问话时说，‘初来犹自念乡邑，岁久此地还成家’。”
张富鳞的家在山东济南。“几年前，曼德勒来了个山东的艺术团，我问他们济南离明街的老房子还在不在，他们说早就拆了盖成大洋楼了。”张富鳞说，“原来的家没有了，我也不想了。”
这个理由难免有些牵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奇怪张富鳞为什么对故乡毫无眷念，直到两个多月以后，当我再一次抵达缅甸接老兵回家，再一次拜访张富鳞时，我才明白了其中的原因。具体为何，后文再述。
采访完张富鳞，我在番体惠和王荣森的带领下，来到了老兵林峰的家。番体惠和王荣森，一个是曼德勒明德学校的副校长，一个是曼德勒多省籍同乡会的副秘书长，都非常热心，在后来老兵回国的活动中，两位出力不少。
林峰已经知道我要来采访，桌上摆满了水果和点心。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女士的遗像，约莫50岁，端庄大方。一打听，才知是林峰的太太，刚刚去世两个月。或许是为了打消我的疑虑，林峰说，那照片是夫人很早前拍的。
让已经去世的夫人依然以如此美丽富态的姿态出现在客人面前，让我不得不多问几句，也果然有故事。
林峰的夫人名叫多秋莹，是云南省德宏州潞西县遮放镇人，其父亲多英培曾为遮放副宣抚司第20代土司。在《潞西县志》上，我看到过多英培的介绍。多英培也是命运曲折。1937年抗战爆发时，多英培正随云南省主席龙云在上海游览，随后立即取道香港、仰光，返回遮放，并积极筹集钱粮，参与了滇缅公路的修筑。1942年年初，中国远征军途经遮放开赴缅甸抗日战场，多英培又筹备军粮，支援前线。潞西沦陷后，日本侵略者为了便于统治少数民族，挟逼其充当维持会副会长，多英培屈服于压力就范。但潞西抗日救亡团向他借枪借钱，他又慷慨解囊。解放后，多英培在共产党的劝说下，积极参加稳边工作，并历任遮放区区长、潞西县副县长、德宏州政协副主席等，当过省政协委员、省人大代表，还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国家领导接见。
为了整个家族的安宁和生存，这位一生中都在妥协忍让的土司，最终依然没能逃脱“文革”的洗劫，于1969年1月18日被批斗致死。
林峰结识多秋莹，是在中国远征军收复芒市、遮放、畹町之后，那之后不久，日本宣布投降，抗战结束，林峰觉得已经为国家尽到了责任，便请假留在芒市，伺机准备前往印度和家人团聚。在芒市，林峰受到多英培的邀请，到遮放司署任民政股长，帮助成立学校、医院以及参与中缅堪界等工作。在这期间，林峰认识了多秋莹，并于1949年春带领多秋莹来到缅甸腊戍，后在南山建立茶厂，经营了30年茶叶，之后于1985年搬到曼德勒开了一家洗车厂，安度晚年。
关于林峰如何带走多秋莹，有几种说法，一是当时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林峰看形势不对，逃亡到国外；另一种说法则更为传奇，林峰和多秋莹是私奔，后来土司父亲带着兵扛着枪准备去抢回女儿，在别人的劝说下才作罢。直到多英培去世后，夫妻两人才回到遮放为老人办理后事。对于后一种说法，林峰并不否认，开玩笑说，他们帮土司赶走了日本人，拐他的女儿做老婆算什么。
让人感叹的是，这位出身高贵的土司家的小姐，跟着林峰受尽了颠沛、贫穷、歧视，却无怨无悔。
林峰原名林少京，1923年5月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父亲在当地开着一家皮革厂。6岁那年，父亲去世，林峰和母亲辗转新加坡、香港，回到了故乡广东梅县。1942年春天，林峰正在读高中二年级，那时日本的侵略正处于疯狂阶段，香港、潮州、汕头相继沦陷。梅县县城到处都是抗日标语，年轻的林峰热血沸腾。那时中央各军事学校经常到梅县招考，林峰几次都考上，但考虑到他走后，只留下母亲一人在家，就让别的同学顶替而去。最后一次林峰考上了中央无线电军事通讯学校，林峰告诉母亲的时候，没想到母亲很是深明大义，并叮嘱他要好好为国效力，打完仗尽早回家。
没想到，这一走就是永别。
从家里徒步到县城，再徒步到韶关，之后搭乘火车到湖南衡阳，由衡阳再转往广西羊角山训练营受训，一路上，饭也吃不饱。在羊角山没几日，林峰和战友们又被调往昆明受训。林峰说，那一路上好多人因得了霍乱而死去。在昆明受训结束后，林峰被编入第十一集团军无线电情报总台任职，随后被调入总司令部参谋处任上尉书记。第十一集团军是参加滇西反攻战役的主力部队，经过极其惨烈的8个月激战后攻克龙陵、松山、畹町等地，与滇西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及中国驻印军反攻部队共同打通滇缅路，在芒友胜利会师。
每次打完仗，林峰都会跟随长官前往战场视察，印象最深的是松山：满山都是被炸翻的黄土，不见一草一木。林峰说，日军败退后，还会想一些恶毒的手段害人，有时用枪支或者其他用品，绑上炸药，引诱人去拿取，一不小心就会上当。
林峰有四儿四女，均大学毕业，且有着相对稳定的收入，所以从经济状况上来说，他比其他老兵好不少。让林峰一直感激的是，逢年过节，中国驻曼德勒总领馆的官员总会看望、慰问他们，每逢重大活动也会邀请他们参加，“请柬上‘抗战老兵’四个字就是对我们最好的肯定。”
告别林峰时，他送了我一本他自己的回忆录，其实只是三张大16的纸，配了一张封面，上面写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我的军旅生活》，字是手写复印的，侧面用胶带粘贴在一起。我让林峰帮我签上名，他也慨然应允，戴上老花镜，十分认真地写上自己的名字。我曾见过许多老兵都有这样的回忆录，凌乱的描述与满篇错字的文章中，是历史的真实细节，但这些，却因为经历者的卑微，被忽视，被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