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们“扶贫款”不如给我们一个“好官”


——
熊飞骏


GDP世界第二的特色中国,仍有几千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我国的基层政权在“扶贫工程”方面确然摆出了亮眼的阵仗。


领导亲自下乡给贫困户“献爱心”;党政机关职工每人要“定点帮扶”一个贫困对象;年终县官还要拿着“红包”登门慰问……


可贫困户极少在“帮扶”下脱贫,饶幸“脱贫”者也多不是“帮扶”的结果。


为什么地方政府的“扶贫”工作“阵仗大收效微”呢?


因为
很多腐败的基层政权多把“扶贫工程”当作“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来操作。


绝大多数“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都是劳民伤财的。


“扶贫工程”也不例外!


以年终县官去边远地区慰问某贫困户为例:


一个县官带上一大队随从,带上报社和电视台记者,出动几辆甚至十几辆小车,去给事先安排好的“定点做秀户”送上一个几百元的红包。当地乡政府要出动更多的乡官迎接陪同。中午乡政府一溜摆上几桌高档酒席为上司接风洗尘;晚上回城后又要摆几桌高档酒席例行公款吃喝,一趟县官慰问活动下来,包括公车费、招待费、宣传费、陪同人员误工费,在年财政收入才区区几个亿甚至几千万的内地贫困县,少说也要耗费几千上万元!相当于送给某贫困户“慰问金”的几十倍!


相当于“慰问金”几十倍的活动经费则由当地纳税人来买单。


送出几百元“慰问金”,浪费几千甚至几万纳税人的钱,是“中国式扶贫”的典型方式。


机关企事业单位普通职工的“定点帮扶”活动,耗费虽然比县官“慰问”小得多,但公车费、招待费和误工费加在一起,一样远远大于送给各“帮扶对象”的“扶贫款”。党政机关自身是不能创造财富的,扶贫活动经费一样由当地纳税人来买单。


基层政权的“扶贫方程式”:政府送给贫困户N元;当地平民百姓要倒贴十几个或几十个N元来供参与扶贫活动的公务人员“玩公车”、“玩公款吃喝”、“玩电视做秀”……


最后的扶贫结果是:原有的“贫困户”没扶起来,还大大加重当地平民百姓的负担,弄不好还折腾出一批新的“贫困户”。


多数地方政权折腾“扶贫工程”的主要目的本来就不是“消除或减少贫困”,而是方便官员“政治作秀”。如果是“真扶贫”,县官去边远地区慰问贫困户要那么多陪同人员干吗?要报纸、电视台记者跟在身后干吗?


结果多数贫困地区“越扶越贫”。


不仅如此,“唯上司是从”的官僚专制体制,刺激贫困地区地方官在任时竭泽而渔,疯狂搜刮民脂民膏,以筹集“向上司行贿”的巨额资金,来谋求个人政治升迁。在地方官巧立名目敲诈下,贫困户要么越来越贫,要么举家流入遥远的城市打工去。


在“劣胜优汰”、“奖恶惩善”的官僚专制体制运作下,“好苗”最终都会成长为“恶果”!


难怪贫困地区的老百姓常背地里抱怨:


给我们“扶贫款”不如给我们一个“好官”!


“好官”那里来?


不是“上司”任命出来的;而是“把官员装进笼子”的政治体制鞭策出来的。


“把官员装进笼子”的政治体制就是把官吏任免升降权和监督权交给平民百姓手中;由成年公民公开、公平投票选举各级地方官;同时选举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各级“议会”来掌管财政和监督官员依法行使职权。


在“把官员装进笼子”的政治体制下,坏人当政也只能做“好官”;在“上司任命官员”体制下,好人要想在官场混下去也只能做“贪官”。


所以“好官”是“好体制”鞭策出来的!


把贫困地区老百姓的抱怨翻译一下就成为:


给我们“扶贫款”不如给我们一个“好制度”!


前苏联给予各少数民族很大的优惠政策和扶持资金;可各少数民族依旧怨声载道,时机一到就纷纷反叛。根本原因就是国家在给予扶持资金的同时,却强加给各少数民族地区一个“坏制度”。“坏制度”折腾出来的“坏官”吞噬了国家给予少数民族的所有“爱心”。


美国没有给予各少数任何优惠政策和扶持资金;但美国少数民族从没想过要反叛祖国。根本原因就是国家给了少数民族一个“好制度”,使各少数民族享有当今世界最大的“安全感”、“尊严感”、“幸福感”和自由发展的机会。


二0一一年七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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