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8月30日 23:12:57

  距离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撰写《日本论》已过去八十余载。期间,中国对于日本的了解,诸多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不得不承认,在某些关键的层面,中国却有着显著的退化,尤其是普罗大众对日本的了解,可以说已入歧途。假设一位不通日文的中国读者,想要通过中文书籍对日本作深入了解。那么,他的选择看上去是颇多的。书店里关于日本话题的书籍涵盖了日本的衣、食、住、行,乃至流行文化的方方面面,看似内容丰盛,却鲜有深入讨论日本民族性以及其强盛的历史成因。
   当然,笔者并不否认在纯学术领域中日之间的交流。但凡中国颇具规模的学术机构,哪一家不设立“日本研究所”,又有哪一个日本研究机构不下设相关期刊?学者王锦思几年前就在一篇文章中谈过,“新中国成立后,日本研究机构大大小小200多家,职业学人三代几万人。”然而,“人云亦云”的现象非常严重,有建树的日本研究也无从谈起。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学术不独立,思想受到政治捆绑。在民间层面,情况略好,不少体制外的民间学者——如旅日作家李长声先生——凭借个人才学,寓居日本,窥其文化之内蕴,为中国读者了解今日之日本提供了可贵的借鉴。
   然而,偌大的中国,繁杂的日本,仅凭李长声这样独自耕耘的民间学者,要想改变日本研究的整个大环境,恐怕只是枉然。不少中国民众对于日本,言必称“立场”,既以“反日爱国”自居,又以“亲日卖国”辱人,不容分说,实为颟顸。戴季陶在《日本论》里面,曾提到有一部分中国人认为日本不值得研究,甚至不屑研究。这是将近一个世纪前的事情,今天的中国民众,在对于日本的“不值得”和“不屑”之外,又增添了一层民粹主义式的蒙昧。
   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何戴季陶的《日本论》在时隔多年以后依然有出版价值。无论官方或民间,今天中国对日本的了解,几近贫瘠,因此,这本篇幅不长的《日本论》被不少人视为观察日本的必读之书,近几年在中国大陆由不同的出版社进行了多次再版,而读者的反馈与评论,也是褒扬居多。
   坦白说,戴季陶的《日本论》本身并无什么惊世骇俗的高论。作者只是原原本本,将自己亲身观察到的日本如实记录下来,而着笔之重点则放在民治维新以后至侵华战争之前的日本社会。恰如梁启超所言,“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国力强盛,在日俄海战中挫败俄国,并积极推行大陆政策,堪称“东方的德意志”,而常以中央大国自居的中国却日益衰颓。因此,在20世纪初期,中国人对于探究日本民治维新后国家强盛的原因,也就兴趣浓郁。戴季陶此作,亦有探求日本强盛的动机。
   戴季陶十分推崇明治维新,但他的目光没有仅仅停留在明治维新。例如,戴季陶认为,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民的精诚团结,源于这个国家的武士道精神和神道教信仰,而日本的迅速崛起,实有赖于幕府时代打下的社会基础,“日本人所以有今日,全靠这四五百年的努力”。不过,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黄福庆研究员也指出,这种“历史主义”的论调并不新鲜,学者斋藤斐章在《日本国民》中就提出过幕府与明治维新的传承关系。戴季陶或许是受到斋藤斐章的影响。
   另外,戴季陶作为国民党高官,此书的写作时间又在1928年济南事件前夕,其论述就不可能不受到当时政局和自身身份的局限。例如他在书中对桂太郎、田中义一等日本政坛人物的评价就颇为主观。不过,就展现日本政治与社会的深度而言,此书至今仍属佳作。遗憾之处在于,这么多年过去,中国大陆学人并未写出影响力与可读性均能超越此书的作品,也足见中日之间某些方面的裹足不前。
   日本是一个处于变化中的国家,尤其是近半个世纪,其变化之速更是令人神迷目眩。但这半个世纪恰恰是中国疏于对日本理解的半个世纪。相反,日本对中国的研究的热情,却是一刻未减。戴季陶写道:“‘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次,装在实验管里化验了几千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功夫”。日本人早就不是当年的日本人了,中国人却还是当年的中国人。两相对比,实在发人深省。
   有人或曰,2010年中国赴日旅行的游客超过百万,日本文化通过影视、网络等诸多途径传递至中国,相较于过去信息的闭塞,这难道不是一种进步?但笔者想说的是,如今中国人赴日旅游者人数虽众,但大多抱着纯粹消费的目的前往,亦谈不上对日本文化抱有亲近与学习的态度,而充斥于中国大陆的粗滥影视剧,动辄把日本人描绘为无脑而野蛮的侵略者形象,从而彻底否定了任何交流与了解的可能。相较于从前中国人更愿意去倾听、尝试理解日本这位近邻的时代,这难道不是一种退步?
   For 第一财经日报
   戴季陶《日本论》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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