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7月06日 19:54:34

  北京的早晨,雨如瓢泼,这一天应该有很多活动,因为是七一,电视里的声音传来:这场雨,正说明中国共产党90年来风风雨雨,走得很不容易。在这特别的日子,写我记忆里的红色影视剧,倒也颇为应景。
   如果从宏观上说,红色影视剧应该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步,上海左派电影的黄金时期,但那个短暂的孤岛时代如惊鸿一瞥。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传统的文化艺术被摒弃,七十年来的主流话语体系正式确立,红色影视剧才真正地“红”了起来。
   由于有一帮民国时期的“电影余孽”,五十年代初期的红色影视剧还是不错的,经过反右,影视剧的形式开始格式化,红色影视剧找到了最终的表现形式。作为一个70后,我的观影记忆从那个时候开始了。
   潘冬子和小兵张嘎,地雷战和地道战,是我儿时记忆里的四大经典,小嘎子老鸹窝里藏的手枪,潘冬子帽子上闪闪的红星,眼睛里喷射的怒火,小鬼子被地雷地道整得屁滚尿流的糗样,是那一代红色影视剧的符号和象征。作家魏巍的小说《东方》也是那时候读的,应该没拍成电影,但书里的连长站在山头,用步枪打下一架战斗机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根深蒂固。后来知道,在朝鲜,金正日也曾用枪打落过飞机。
   这显然是艺术的加工,小孩子扛着红缨枪缴敌人的械,土造地雷可以让鬼子闻风丧胆,这些超现实的艺术手法,官方称为革命浪漫主义,实际上它是掺杂着舞台剧、民间神话、童话和滑稽戏等元素的宣传艺术。在这样的神话与童话里,好人永远战无不胜,坏人最终一败涂地,好人成为神话,坏人成为小丑,剧情简单而荒诞,结局千篇一律,观者只需要张开嘴巴大笑,完全不需要思考。观众被定义成了不谙世事的儿童,他们的脑袋对所看到的一切深信不疑,从而对电影的主人公所满怀崇拜。宗教里有很多荒诞不经的神话故事,红色影视剧也如宗教,是偶像崇拜的一部分,目的都是使庸众产生敬畏与迷狂、外界的仇恨,以及义和团式的英勇无畏。
   样板戏是红色艺术的巅峰,人物的形象与表情被严格限制,舞蹈动作整齐划一,每一句台词都要表现出中心,这样做是为了易于模仿,把民众训练成“剧中人”,一丝不苟地完成规定动作。在这样的剧场中,所有的观众也都是演员,他们跳着僵硬的动作,兵马俑般的雄壮整齐,在集体的情绪中融化掉自己,从而得到一种精神幸福。那时候的红色戏剧和电影,成为最高级形式的宣传术。现在我们再看当时的群众表演样板戏,会感到触目惊心,因为你根本看不到灵魂,只有成排的动作僵硬的牵线木偶。
   八十年代是精神狂飙的十年,我不记得那时候有什么红色影视剧,霍元甲暴打彼得罗夫,昏睡百年,睡狮已醒,在客观上承担了红色影视的职能,弘扬民族主义情绪,增强国人自信,而它完成得如此出色,与好莱坞主旋律电影相比毫不逊色。我以为搞宣传的会从中发现某种窍门。整个八十年代,武侠片和港剧称王,读书流行说思想无禁区,影响最大的书是“走向未来丛书”。走向未来,是整个八十年代的关键词,所以,从怀旧里找感觉的红色影视剧,很难找到自己的市场,即使有“清理精神污染”,八十年代也是“红色”惨淡的十年。
   九十年代,是当代中国的分水岭。政治改革立正稍息了,思想禁区重新划片,人们从脑海里删除了一些东西,信仰在风中飘零,这时候商品的大潮袭来。借助市场的力量,以及思想的退潮,人们开始怀念过去,红歌潮来袭了。那是唯一一次由民间发起的红歌运动,而民间也依照自己的解释,将红歌变成了娱乐活动。崔健唱起《南泥湾》,“红色歌曲大家唱”磁带风行。《苏共亡党十年祭》成为朝野上下的必读教材,在那种环境下,红色影视剧也借着资本与权力卷土重来。但那时候的红色影视剧不成系统,真正掀起高潮的,要到走近新世纪以后,涌现出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建国大业》(以及建党伟业),我给命名为“红色三部曲”。
   《激情燃烧的岁月》的“石光荣”是红色影视剧中前无古人的形象,他被这个时代抛弃,他沮丧,痛苦,无所适从,但他又坚守着理想,不肯向滚滚的时代低头。这个倔强的老头,趟出了红剧的新路子,英雄不再是浓眉大眼,他可以是一个普通的人,他的人格不必完美无瑕,缺点鲜明更能引起共鸣。
   而《亮剑》更进一步,让红剧英雄看上去像一个“兵痞”,李云龙连个合格的共产党员都算不上,但他有亮剑精神,有侠义精神,有单挑的气概,而且与老百姓天就的血脉相连,这其实是民间演义小说里的经典形象。《亮剑》用民间通用的艺术手法,使老百姓对红色主人公产生了共鸣。所以,《亮剑》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市场的主导下,红色影视剧迎来了他们的里程碑。
   这个时候的红色影视剧,已经完全摒弃了宣传说教的形式,吸纳了娱乐电视剧的表现形式,《激情燃烧的岁月》是一部亲情剧,《亮剑》是武侠剧,《士兵突击》拍成了一部讲究个人实现的励志剧,和一部成功青春偶像剧。在文革结束30年之后,红色影视剧迎来了它真正的高峰,政治权力与经济实力结合,让娱乐与宣教对接,让大众明星成为红色载体,人物可以适当回归人性,在老百姓心里软着陆。在老百姓可以用遥控器选择的时代,红色宣传术在迷惘十几年之后,并面临被民众抛弃的危机时,终于找到了感觉,那就是“寓教于乐”。
   “红色三部曲”的直接收获,就是《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
   但对红色影视剧的终极目标不利的是,时代变了,老百姓也在变,他们早已不把红色影视剧意识形态化,而仅仅把他们看成娱乐。红色影视剧的神圣被消解了,它的宣传教化,统御人心的作用越来越低,这是为政者所不愿看到的。
   红色影视剧的正常化,是一个不可挽回的走向,红色影视剧转向主旋律影视剧,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转型为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推广,从《小兵张嘎》转为《拯救大兵瑞恩》,这是红色影视剧的必然趋势。但这有一个前提,官方与民间应该同声应求,意识形态与社会主流价值应该相一致,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即使偶有佳作,红色影视剧的前路依然会布满荆棘。
   (刊于南都娱乐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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