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 | 历史尘封的哲人——记张申府先生（旧作）(下)

　　七  历史轮回：从图书馆到图书馆
 　　人非任情，即是矫情。
 　　矫情者奴情。
 　　任情者奴于情。
 　　太上忘情。
 　　——张申府《续所思》
 　　关于申府先生在北大图书馆要求毛泽东重抄卡片的故事，流传过不同的版本。当时馆长李大钊每年暑假都要回昌黎老家五峰山休假，申府先生曾两度代他主持馆务，这件事就发生在1918年的暑期。我为此专门请老先生谈谈与毛泽东的过从，他的答复十分简略：
 　　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已是助教了。毛润之来馆做见习书记，月薪八元。一次我拿了一份书目交给他缮写，写完后一看，全部写错了，只好又退给他重写。
 　　1945年毛润之到重庆，他请我吃饭，十分客气。但当我把自己写的一本书送给他时，他面上顿现不豫之色。我在这本书扉页的题词是：“润之吾兄指正”。
 　　解放后我因《呼吁和平》一文受到批判，被禁止发表文章和从政。章行严（士钊）曾请润之缓颊，让我出来工作。润之说：“当初他是我的顶头上司” 。未允。
 　　我问：据说毛最后还有一句“怎么安排呢？”申府先生点了点头。
 　　关于《呼吁和平》一文的发表经过，老先生是这样说的：“1947年4月国共分裂，我回到北平，从此未再离开过北方。我回京后同时再北平华北学院和天津育德学院执教，并应《世界日报》主笔成舍我之请，为该报写过文章。在华北学院任教时，有山西籍记者某，要办一刊物，向我约稿。我一贯是反对内战的，便写了《呼吁和平》一文，给华北学院的山西人某某看，他建议我投给《观察》杂志。过去我是不给《观察》投稿的，这次破例照办了，储安平很高兴。这篇文章便登在《观察》五卷九期上，送来稿费三十元，并请我再写文章。中共方面当时在军事上进展顺利，对此文之发表甚为不快，认为动摇了军心。我受到激烈的批评，后来又写了一些文章解释此事。”
 　　这场批判的结果，除了因言废人，还导致了一对患难夫妻的仳离。据李健生先生对我说：建国前夕，民主人士都到西柏坡去见毛主席等中共领导，伯钧和我都去了，刘清扬大姐也去了。她在那里等了好些天，没有被接见，于是跑去问邓颖超。邓大姐说，申府先生写的那篇文章，毛主席看了很不高兴，你要有所表示才行。于是刘清扬便与申府先生离了婚。
 　　刘清扬当时发表了一封致沈钧儒、章伯钧的公开信，申明于公于私完全与张申府脱离关系，全文如下：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沈衡山章伯钧两先生钧鉴：
 　　近见“观察”五卷九期所载张申府“呼吁和平”一文，其内容言词荒谬，思想堕落，实足证明他对政治的认识，已完全违背站在人民立场反对独裁及争取真正民主的革命原则，尤其对于内战的诬蔑谬论，竟以人民对人民公敌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战争为“不仁不智的冒险”和“穷兵黩武”。正当此人民解放军捷报频传空前胜利，使反动的蒋政权即将垮台之际，张申府竟发出如此荒谬绝伦的呼吁，不知是何居心？他既如此背叛人民甘心为虎作伥，清扬故特向本盟总部诸同志及全国民主人士声明：从今后，不但在公的方面，与张申府完全脱离合作，并在私的方面，也永久断绝二十七年来夫妇关系，今后更必竭诚拥护本盟过去一年来曾经发表的三个重要文件内的各项主张，并与本盟诸同志忠实合作，誓必追随真正站在人民立场的全国民主人士之后，为彻底摧毁反动独裁的统治集团而努力！谨电奉陈，表明寸心。并致人民解放胜利的敬礼！
 　　刘清扬　十一月十五日[８] 　　但申府先生在同我谈及此事时，只淡淡地说：“解放前夕刘清扬去石家庄，我因书籍及家庭事务未去。解放时有人劝我走，我未同意。”
 　　老人对与结褵二十余年的伴侣劳燕分飞，同样没有一句怨言。历尽尘世间的盛衰荣辱、悲欢离合，他确已达到“太上忘情” 的境界。
 　　1949年以后，早年资助过毛泽东的章士钊，受到崇高礼遇，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他的另一位恩师符定一，虽然很多人对其在北平敌伪时期的历史有疑问，还是被任命为中央文史馆的首任馆长。申府先生则一直被尘封在北京图书馆的故纸堆里，直到毛泽东逝世，才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
 　　他与毛泽东的历史轮回，自图书馆始，至图书馆终。
 　　八  故纸堆中：板凳须坐廿年冷
 　　中国之唁人者，常用顺变二字。
 　　盛哉言也！此实表现中国人之宇宙人生哲学。
 　　人果能一切顺变，尚何有于艰难？
 　　——张申府《续所思》
 　　“49年2月周总理派齐燕铭来安慰我，每月送三十元生活费。8月底，彭真任北京市长，张友渔任副市长。彭曾请我吃饭，席间谈到我和党的历史关系，彭说：‘你要是不脱党就好了。’后来张友渔又和我谈工作安排问题，他提出两个方案供我选择：一是回北京大学教书，一是回北京图书馆（42年在重庆时，我在车站遇见北大旧同学袁同礼，他当时任北平图书馆馆长，邀我到北图驻重庆办事处主编过两年《图书季刊》）。张友渔的意思，学校易生风潮，难免波及，不如以去北图为好，我即于1949年9月2日到北图任职迄今。”
 　　谈起与彭真等华北局领导人的交往，申府先生说：“1936年我被释后，住学院胡同甲2号，专门从事救国会活动。那时经杨秀峰、徐冰介绍，认识了彭真，他化名‘高先生’，常到我家去。同时还认识林铁、肖明，当时北平共产党的党部在南新华街附近，我曾去过那里。解放后林铁很关照我，土改时他问我：‘地是否留一些？’我说：‘地谁种就归谁。’乡亲们很感动，便把这件事编了一个戏。林铁怕我没钱花，还托人带了三两黄金给我。
 　　“周公对我一直很照顾，我到京后定居黄化门的一所住宅，原系敌伪产业。解放后曾有人想要这所房子，经北京市政府向国务院请示，周公批示：‘此房继续由张申府居住，自管自修，不交房租。’北京市政府特派李续纲来将此事通知了我。后来迁居王府仓，这项待遇未变。”
 　　据李健生先生对我说：在齐燕铭去看望申府先生后，伯钧也曾代表周恩来去看他，后来又提出安排他重新加入民主党派。伯钧想让他回民盟，但盟内原救国会的领导人都反对，于是只好安排他重新加入了农工民主党。不料这件事反而害了申府先生，1957年“反右”时伯钧遭批判，申府先生在农工的会上站出来说：“伯钧过去一直是左派，现在怎么成了右派？”于是申府先生也被划为“右派”。大概是由于周恩来的关照，申府先生的“右派”帽子，后来很快摘掉。
 　　他也对我谈起过“文化大革命”的经历：66年7、8月间，曾将文化部所属系统有名人物集中，后将我调回图书馆，但不许回办公室。我原是选购外国图书的，这时不许我看了，留馆一个月后回家。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从4月29日留馆，到次年2月回家。说我是“不戴帽的右派”。
 　　事实证明，张友渔建议申府先生弃北大而选择北图，确有先见之明。只须看看张东荪、翦伯赞等人的下场便可知。申府先生是一位“书痴”，到北图真是得其所哉，那地方的人事关系也比较单纯，不像高等学府总处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使他在历史的缝隙中得以幸存。
 　　我初访申府先生时所见藏书，日后方知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老先生爱书的习惯，是少年时代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上学时养成的，当时的校址和住处毗邻琉璃厂，他从购买数学旧书开始，逐步扩展到其他领域。后来在北大图书馆协助李大钊工作，李先生是一位学者，对图书管理不甚内行，这就迫使申府先生自学了图书管理学。
 　　老先生自云：“一生何所好，首要在群集”， 他广搜博览群书，但不甚注重版本。他曾对我说：“我买不起太贵的书，不像伯钧那样注重版本。” 不过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许槤的家刻本，申府先生一生致力搜集，谙熟版本，连许家后人姬传先生都自愧弗如。据他的爱女燕妮女士回忆，为买一些书而不得不卖掉一些书时，父亲总是左挑右拣，舍不得卖，连卖旧报纸也是一张一张地仔细筛选。
 　　另据赵俪生先生回忆，五十年代某日在琉璃厂巧遇老师申府先生，挟着刚购得的一函四册本《麻衣相书》。下午老先生打电话来，说《麻衣相书》丢了一册，问他见到没有，结果当然是没见到。赵先生曾为因言废人而倍感凄凉，我则暗想：如果申府先生早读此书，或许不至于让毛泽东重抄卡片。
 　　

罗素致张申府函(1920年)

 　　九  我行我“素”：自由之要义在独立
 　　……罗素一生最反者乃是宗教，但却有人说他的行动是“宗教的”，这是不无意义的。
 　　什么是宗教的精神呢？宗教的精神之一点便是把一切生死毁誉等等都置于度外而力行自己之所信。
 　　——张申府《续所思》
 　　申府先生曾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罗名女人许之斋”，“罗”即罗素，“名”则名学（逻辑），“女”是《列女传》，“人”为《人物志》，“许”乃许刻本。他一生读书的爱好集中于此，而以罗素排位第一。
 　　老先生对我说：“罗素、马克思的观点是我在北大图书馆时接触到的。当时比较重视马克思，主要是苏俄革命的影响，实际上罗素的影响甚大。”他晚年在一篇纪念罗素的文章中还谈到：“我赞佩罗素，敬仰罗素，最主要的是他在哲学上的伟大贡献——数理逻辑深深地吸引了我。”[９]当然，这也是从他自己少年时代对数学的兴趣所引发的。
 　　除了“五四”期间在《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世界》等杂志上，向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外，申府先生也是最早将罗素哲学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这项工作直到1949年以后才被迫中断。罗素在1920年9月来华讲学，他曾代表北京大学前往上海迎接；不久罗素来到北京，申府先生行将赴法留学，梁启超先生曾感叹：“罗素来了，你却要走了！”行前两位学者又曾多次见面。此后一直保持着通讯关系，老先生还珍藏着罗素的信件。
 　　罗素访华之前曾访问俄国，使之改变了过去的态度，对俄国革命多有批评，也曾向申府先生谈到自己的观感，但在当时并未改变这位中国年轻学者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申府先生在“五四”时期经常用“赤”、“赭”为笔名，1922年巴黎共产党小组创办刊物《少年》后，他常用“R”为笔名发表文章，这个字母有三个涵义：“俄国”（Russia）、“红色”（Red）和“罗素”（Russell）。老先生说：取这个笔名，就是“我是红色的罗素”的意思。但这三个“R”最终无法调和，从革命的激情重归理性的学术，这也是我认为需要研究的“五四”知识分子现象。
 　　申府先生认为“罗素最能察识主观，所以最能客观”[１０]；“我以大客观为法。但大客观之所证，则我谓亦不可执。万般任何，一执便滞，便差。如如只是如如，而可执着之耶？”[１１] 　　对于革命，申府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革命被人误解了。革命是一桩人为的自然的事。革命是不得已的。然而人乃以为名贵。然而人乃以为名高。”[１２]“迷恋现实，必无革命之可说。脱离现实，革命也必失其根据。”[１３]他对于大同的理解是：“个人主义之极致，即是大同之极致。大同之极致，即是个人主义之极致。故此个人主义为大同个人主义。解释群与己之纠者，在于是。”“自由之要义在独立。”[１４] 　　我曾问老先生：“如果早年你没有退党，或者48年没有发表《呼吁和平》，是否就不是现在这样了？”他说：“事已至此，也无可如何了。” 我又问：“你当年呼吁和平，是否因为受罗素的影响？”（罗素是和平主义者，曾因此在欧战期间曾被英国政府拘禁）他答：“是的。”
 　　老先生回忆说：“五十年代有一次在碧云寺举行的孙中山纪念仪式上遇到周恩来，他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罗素要来了。我们谈笑叙旧后握别，后来罗素因年高未能成行。”
 　　罗素在1970年逝世，相识并神交了半个世纪的两位中西哲人，从此永远相失于尘世。
 　　

1981年5月，张申府(中)、张岱年(左)、张崇年(右)三兄弟合影

 　　十  真话真理：暮年心境有谁知
 　　什么是真理呢。
 　　真理就是实话。
 　　我相信，说实话是今日人类第一急务。
 　　……我更相信：说破人心里的情实，是改造世界的第一个根本手段。
 　　——张申府《肺腑语》
 　　申府先生虽是“五四”的先进，但并不否定传统。他一生求索于旧学新知之间，中西贯通，天人合一，出入无碍。他指出：“‘仁’与‘科学法’，是我认为人类最可宝贵的东西。仁出于东，科学法出于西。……其实这法的精神，本不外乎诚实二字。”[１５] 　　老人曾向我谈起：“三十年代初我曾在《大公报》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大约是《纪念孔诞》，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张季鸾特来信请我去编副刊《世界思潮》；在此期间我曾在一文中提到熊十力，后他给我来信，相交甚多。” 他的三弟岱年先生的名篇《论外界的实在》也是在这个时期所发表，并得到申府先生的赞扬。
 　　申府先生晚年的遗憾，是没有将自己一生的学术思想，整理成一部有系统的专门讲学的著作。这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那个罢黜百家时代的不幸。不过老先生的薪火，已由岱年先生发扬光大，成为一代宗师。
 　　申府先生尝以《石头记》为喻：“玉即是欲。故云，衔玉而生。”[１６]他解释“欲”与“仁”的关系说：“所谓为人类，起于为自己。所谓仁，期于人之勿迫害己。故曰客观难。”[１７] 　　关于“天理”与“人欲”的关系，申府先生的观点是：“理是好东西。但是理是敌不过欲的。其实，理，就不见得不在欲之中。罗素的道德哲学以欲为出发点，旷古以来最为不伪善，不自欺。上善，就是满足极大量之欲。‘最高的道德规则应是：要行为得可以造就谐和而非不和之欲，’罗素说。因为谐和之欲比不和之欲，能满足的多。但是怎么才能行为得造成谐和而非不和之欲？在良制度与良习惯”[１８] 　　1982年6月7日，申府先生虚龄九十初度。那天上午，王府仓胡同29号的张宅里，前来祝寿的亲朋们济济一堂。他的二弟崇年、三弟岱年先生及老友李健生、蒋中光先生等都来了，还有访问过他多次的美国学者舒衡哲，晚辈章诒和及我也忝陪末座。我刻了一方“崧年长寿”的印章送给老人，他很高兴。
 　　寿筵上当然少不了老人喜爱的红烧肉。他一生除却读书无嗜好，平日布衣粗食，自承爱吃的东西惟有红烧肉，而且要吃几块肥的。这点爱好，倒是与戏称他为“顶头上司”的毛泽东相同。后来我在家要求吃肉时，就以老先生为榜样：“申府先生一生爱吃红烧肉，还不照样活了九十多岁。”
 　　虽是欣然接受大家的祝寿，其实哲人是参透了生死的，早就悟出：“人之大欲，表面为生。人之大欲，里面为死。”[１９]1986年6月20日，申府先生老成凋谢，享寿九十有三。同年7月12日是个极其炎热的日子，我前往八宝山向他告别，此后大病了半年。老人的最后历史头衔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
 　　“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李后主的这首《浪淘沙》，是老人晚年经常吟诵的。晚年成为“出土文物”之时，他已是垂垂老矣的耄耋老翁，曾对舒衡哲说：“说真话的日子不多了”。但他对于迟到的“参政议政”，似乎也建言不多，更不在乎什么“历史地位”之类的事，一副“镇之以无名之朴”的气度。
 　　老人理想中的大同世界，或许就是“满足极大量”的“谐和之欲”。他曾认为：“革命被人误解了”，而有人则感叹他的“一度辉煌半生黯淡”——“政治于他，也是一种令人伤感的‘历史误会’”[２０]。究竟谁误解了谁呢？
 　　我不禁又想起老人早年说过的话：“有的人重视过去。有的人重视现在。有的人重视将来。我所重视的在现在未来之间。有的人重视过去。有的人重视海。有的人重视空。我重视海陆空之外。有的人重视天。有的人重视人。我重视在天人之际。”[２１] 　　这是一片什么样的时空呢？
 　　经过二十多年的禁欲和“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一切旧文化、旧道德之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却因来不及建立一套“良制度与良习惯”，不得不面对一片“不和之欲”横流的世界。申府先生尝说：“凡是嚷精神文明的，凡是要精神文明的，都是因为没有物质文明的缘故，都是因为物质文明倒塌了的缘故。”[２２] 　　我们先是几乎没有物质文明，如今享受到了些许物质文明，却又面临着倒塌。
 　　我忽然顿悟，他要告诉世人的真话，早在几十年前就说完了。
 　　2004年9月16日  风雨读书楼
 　　《南方周末》2004年11月18日
 　　《社会科学报》2004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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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张申府：《所思》（其二），《所思》，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83页。
 　　[２] 张申府：《我的教育、职业活动》，《所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84-85页。
 　　[３] 张申府：《我的教育、职业活动》，《所忆》，第81页。
 　　[４] 刘清扬（1894-1977）天津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1919年与郭隆真等在天津创建“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积极声援“五四”运动，并与周恩来、马骏、邓颖超等创办了“觉悟社”。1920年11月，赴法国巴黎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等建立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共最早的女党员之一。1922年3月，因受法国当局与中国领事馆的迫害，随张申府、周恩来等人转至德国活动。1922年6月在巴黎“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中任组织和领导工作。 1923年底回到天津。1924年1月1日，与在津的原觉悟社成员邓颖超等人在天津创办《妇女日报》，成为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妇女解放的思想的重要阵地之一，刘任该报的总经理，邓颖超等为编辑。1924年4月中旬，奉李大钊的委派，南下上海、广州、进行全国妇女运动的联络组织工作。1924年6月，随李大钊出席第三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大革命失败后，她虽然中断了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但仍连续为妇女运动再奔波。 “九·一八”事变后，发起组织北平妇女界救国会，任主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12月，与张申府、姚克广（依林）、孙荪荃等领导了著名的北平“一二· 九”学运。1941年 “皖南事变”后，在香港、桂林等地积极参加抗日活动。1944年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和妇女委员会主任。1949年后，历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妇女干部学校校长等职。1961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去逝，享年84岁。
 　　[５] 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李绍明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页。
 　　[６] 张申府：《续所思》，《所思》，第100页。
 　　[７] 张申府：《生之反映》，《所思》，第110页。
 　　[８] 新华社：《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　刘清扬严予斥责》，1948年12月26日。
 　　[９] 张申府：《我对罗素的敬仰与了解》，《所忆》，第66页。
 　　[１０] 张申府：《所思》（其一），《所思》，第70页。
 　　[１１] 张申府：《续所思》，《所思》，第139页。
 　　[１２]张申府：《所思》（其一），《所思》，第52页。
 　　[１３]张申府：《续所思》，《所思》，第163页。
 　　[１４]张申府：《所思》（其一），《所思》，第10页。
 　　[１５]张申府：《所思》（其二），《所思》，第94页。
 　　[１６]张申府：《所思》（其一），《所思》，第26页。
 　　[１７]张申府：《所思》（其一），《所思》，第21页。
 　　[１８]张申府：《所思》（其一），《所思》，第4页。
 　　[１９]张申府：《所思》（其二），《所思》，第102页。
 　　[２０]雷颐：《“仁”与“科学法”——漫话张申府》，《所忆》，第191页。
 　　[２１]张申府：《所思》（其一），《所思》，第62页。
 　　[２２]张申府：《所思》（其二），《所思》，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