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 | 韦森：常被误读的两大经济学家

常被误读的两大经济学家

——重读哈耶克之一（序）

韦森

【内容提要】由于凯恩斯和哈耶克的主要著作和思想都非常艰涩难懂，多年来，他们二人也成了被误读最多的经济学家。但愿笔者的重读经典系列，能够尽量接近这些大师思想的原义，而不再产生新的误读。
 
 
 　　在世界当代理论经济学的殿堂中，群星灿烂，大师辈出，从马歇尔、瓦尔拉斯、萨缪尔森、弗里德曼、阿罗到卢卡斯，从阿兰·扬、奈特、科斯到布坎南，从冯·诺依曼、纳什、奥曼到哈森义（John Harsanyi），举不胜举。然而，能够对整个当代人类经济社会进程产生重大和深远影响的，数来可能只有两个经济学家，那就是凯恩斯和哈耶克。
 
 　　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影响当代人类经济社会进程的经济学家，可能没有多少争议。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一本薄薄的《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简称《通论》），不仅创生了宏观经济学，从而有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分野，而且他的思想观念和政策主张，亦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后被西方国家的政府所普遍采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十年年的经济繁荣，被称作为“凯恩斯革命”时代，这足以说明了其巨大影响。正是因为凯恩斯的重大影响，在1946年凯恩斯逝世时，英国《泰晤士报》的讣告中就曾称：“要想找到一位在影响上能与之相比的经济学家，我们必须上溯到亚当·斯密”。在凯恩斯1946年逝世后，其影响不但不减，反而更不断增强。1973年西方国家在石油危机冲击下陷入较深的经济衰退，出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滞涨”，于是就有了“凯恩斯革命终结”之说。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只要一些国家出现经济衰退或不景气，各国政府就屡屡重操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由此可以认为，凯恩斯的影响一直在，时隐时现、时消时涨、时弱时强。数年前，煌煌上百万字的《凯恩斯传》的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曾在这部巨著的结尾预言道：“只要这个世界有需要，凯恩斯的思想就会一直存在下去。”2008年的世界经济衰退突然来袭，世界各国政府乃至中国政府的决策层又几乎不无例外地重操凯恩斯主义的宏观刺激计划与政府干预政策，再一次验证了斯基德尔斯基的这一预言。
 
 　　如果说凯恩斯是20世纪对当代世界各国经济运行有着重大影响的经济学家这一点基本上没有争议的话，那么，说哈耶克也是一位影响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思想巨擘，可能就有一些不同意见了。然而，只要细想一下，就会发现，从20世纪20至40年代以奥斯卡·兰格和阿巴·勒纳等经济学家为一方，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另一方的社会主义可行性的大论战，到1944年一出版就有石破天惊般效应的《通向奴役之路》，再到1960年出版的巨著《自由的宪章》和1988年的《致命的自负》，哈耶克数十年持之以恒所宣扬的自由市场经济理念，以及他对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论批判，曾唤醒了世界各国的多少知识界和社会各界人士对中央计划经济的效率和可行性盲信和迷梦？美国里根总统和英国撒切尔夫人等西方保守主义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所推行的私有化改革和减少政府对市场干预政策，又可以被认为是使哈耶克的思想和理念的实现。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转型，中国、越南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也似乎是标识了哈耶克所信奉的市场经济理念的凯旋。试问：没有哈耶克数十年对市场竞争体制的弘扬和对计划经济体制的质疑和批判，会有苏联、东欧、中国等中央计划经济各国的市场化改革和社会转型？会有中国、越南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改革巨大成功？没有哈耶克，21世纪初的世界会是这个样子？如果说这类问题很难有确定的回答话，但至少问这样的问题不是没有意义的。
 
 　　哈耶克与凯恩斯凭借各自的理论贡献，均赢得了世界性的巨大声誉，这一点似乎今天无人能置否。然而，似乎有点奇巧的是，凯恩斯与哈耶克，两大杰出经济学家，两大思想巨人，两个互知对方学理套路的熟人，在经济理论、政策导向上，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见解，在经济理论和政策导向上，又可谓是一对宿敌。在公开出版物上乃是在许多学术聚会的场合，二人曾进行过旷长日久的争论。即使在凯恩斯逝世后（凯恩斯长哈耶克16岁），这场争论还没有结束。一直到1992年逝世前，哈耶克还悻悻地说，他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好好地清算凯恩斯的思想和理论。
 
 　　正是因为哈耶克与凯恩斯在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上看似完全相反，导致当代剑桥能源研究机构的两位财经作家Daniel Yergin和Joseph Stanislaw在2002年出版了500多页的煌煌巨制《制高点：世界经济争夺战》（The Commanding Heights：The Battle for the World Economy）。随后美国WGBH波士顿音像公司又把《制高点》做成了3集连续文献片。《制高点》的中心思想是20世纪是人类社会争夺“思想制高点”的一场激烈争夺战，而哈耶克经济社会思想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则是这场争夺战两支参战大军。按照《制高点》作者的判断，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自由市场理念曾在世界各国占据支配地位，控制着“制高点”。从40年代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政策，则夺得了全世界的“思想制高点”。从80年代英国撒切尔夫人私有化改革和美国里根总统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的推行，尤其是随着80年代中后期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改革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加速进行，以哈耶克和芝加哥学派所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又夺回世界思想的统治地位。然而，也许叶金和斯坦尼斯劳两位作者和许多经济学家几年前并没预见到，2007年之后全球金融风暴的暴风骤雨，以及随后而来的2008－2009年世界经济衰退，又给了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大举反攻夺回世界思想制高点的历史契机。试问：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哪家不是凯恩斯主义的？
 
 　　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尽管哈耶克与凯恩斯在经济学方法、学术观点、理论建构和政策主张上格格不入，且在许多方面恰恰相反，但二人却是私交甚笃的诤友，且上帝似乎一开始把就他们二人命运关联在一起送到20世纪的人类社会。上帝好像正是为了凯恩斯而造了一个哈耶克，或反过来说正是为哈耶克后来的成就和巨大影响而先造了一个凯恩斯。哈耶克晚年一次访谈中亲口承认，正是伦敦经济学院的院长罗宾斯先生看不顺眼凯恩斯在剑桥的风光和日益俱增的理论影响，才专门从奥地利请来当时只有35岁的小伙子哈耶克来伦敦，做他对付和批判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枪手”。对此，哈耶克曾公开说，当时罗宾斯请他这几乎在维也纳还没有正式教职且不怎么会讲英语的小伙子来伦敦经济学院这经济学的顶尖学术府，并直接聘他为经济学和统计学图克教授，“这从头到尾全是运气。”由此似可认为，没有凯恩斯，可能就没有后来哈耶克的学术之路。
 
 　　哈耶克与凯恩斯，作为影响当代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两大思想巨人，不但经济学理论和政策主张上几乎针锋相对，在语言风格上也几乎截然相反。自幼受德奥思辨哲学语言教育的熏陶，加上其研究领域横跨经济学、哲学、法学、政治学以及心理学诸多领域，使得哈耶克的语言极其晦涩难懂、佶屈聱牙。近些年来，我接触到许多外国经济学的教授、法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名家，好像大家都说哈耶克的思想和文著极其难懂，甚至连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前院长都直言告诉我说他读不懂哈耶克。另一方面，凯恩斯无论是著述，还是讲演，均妙趣横生，语言极其极美。这与哈耶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英语世界的学术圈子中，许多人都认为，凯恩斯在散文写作方面已达致炉火纯青的境界，作为英文散文作家凯恩斯，将名传千古。
 
 　　然而，尽管凯恩斯语言极其优美，但他的《通论》也是一本举世公认的晦涩难懂的书，以致像美国一位当代经济学泰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这样的大师也承认很长时间读不懂这本书，并在20世纪50年代还说“在麻省剑桥没有任何其他人真正知道该书的内容是什么”。另外，制度经济学大师张五常常说他十分欣赏凯恩斯的天才、文笔、赚钱之道和广泛兴趣，但他也常说一直读不懂凯恩斯的《通论》。
 
 　　正是由于凯恩斯和哈耶克的主要著作和思想都是极其艰涩难懂，多年来，这两大思想巨人也成了被人们误读最多的经济学家。一方面，由于从30年代开始就坚持弘传自由市场经济的自发秩序理念，几十年从未改变过，使国内国外许多人把哈耶克理解为一个主张政府无为而治的“小政府主义者”甚至“无政府主义者”；另一方面，大家又几乎全把凯恩斯想当然作为一个主张大政府、赤字财政、通货膨胀、国有化和政府干预主义的鼻祖。殊不知这均是对这两位杰出经济学家和深邃思想大师的误读和误识。
 
 　　为什么会如此？两位思想大师的著作和理论高深、艰涩和难懂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方面，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当今国内国外这大学经济学教育的流弊中，大家都只读教科书，只读时髦的最新papers，别说学生，就连大部分教师和教授们也花不起时间去啃哪些艰涩难懂的经典古董了。加上网络搜索时代的突然来临，今天还有几人能坐下来读些旧书经典？一些“名家”“大腕”说凯恩斯和哈耶克是什么，大家就人云亦云、众传我播，结果把哈耶克、凯恩斯等等这些人类思想史上大家理解和传播得面目全非。在此情况下，能安静地坐下来再读一些思想家的经典之作，理清他们的真实思想，还他们理论的本来主张，就变得尤其珍贵和难得了。于是，在本专栏中，将会出现重读哈耶克、重读凯恩斯。如时间允许，也许有还重读斯密、重读马克思等系列。
 
 　　记得当代法国大哲学家德里达（Derrida,1930～2004）生前曾提出过一个“播撒”（dissemination）理论，意思大致是说，一旦某一思想家把自己的著述出版或发表了出去，原来的文字思想好像就成了有自个独立生命的种子，不断地在人世间和思想界“播撒”。现在，凯恩斯和哈耶克两大思想巨人都仙去多年了，但他们的思想和理论在当今世界仍像有着自己生命的种子一样在不断地在“播撒”和“延异”（la différance）。但愿笔者的重读经典，能够尽量接近认识这些思想大师思想的原义，而不再产生新的“误读”，且尽量少“延异”。
 
 
 　　

2011/7/31日谨识于复旦

本文已于2011年8月2日于发表在笔者在《华尔街日报》“经济学如诗”的专栏，

现在是未删节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