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我曾经讲过，经济体制改革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也不会彻底取得成功，甚至已经取得的成果还会得而复失。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最主要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以为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的各项自由和权利，就是要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就是要有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使人们能够更好的发挥独立精神和创造思维，就是要使人能得到自由和全面发展，这应该是民主和自由的主要内涵。
当然，中国要建立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所谓法治最重要的就是当一个政党执政以后，应该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党的意志和主张也要通过法定的程序来变为宪法和法律的条文，所以的组织都要符合宪法和法律下行动，这才叫依法治国。
——温家宝总理谈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
1：民众的现实要求
呼唤政治体制改革，既是对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的诉求，也是对社会失序的担忧。
一方面，“一个独立的人，一个有人格的人，一个有经济利益的人，必定要有一定的保障。”我国政府属于强势政府，一举手一抬足可能就侵害某些人的利益，需要予以规范和限制。
另一方面，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处于1000~4000美元之间时，国家的社会矛盾也开始集中凸现。中国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要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政治体制改革的落下功课必须补上。
2：经济发展倒逼政治改革
这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1.没有民主的经济繁荣是不可持续的；2.经济发展鞭策政治革新。
考究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工业化和民主化大体上是并行的，如果民主化落后于工业化，经过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以后，如果不及时进行民主化转型，经济发展势头将很难保持下去，甚至可能带来灾难。
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后，也必然要求相应的政治革新，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我国社会经济有一个明显的背离，在民营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又有着明显的“国进民退”。在钢铁行业整合中，一些发展势头良好的民营钢企被迫退出。至于山西煤改，则一改2005年的政策，几乎“驱逐”了民间资本。如此种种，毫无疑问加强了国有经济的“主导性”，但有违公义，应该有所限制。
此外，权力不断加强对市场的干预和控制，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一再呼吁，防止“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坐大，这也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要求。
3：对外开放倒逼政治改革
在经济全球化视野下，在WTO框架内，需要适应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目前，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还没有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实质上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再说备受瞩目的人民币升值问题，虽然现在的汇率对我国的利益也是一种损害，而且持续时间越久，积累的风险越高，但在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下，很难作出大的改变。
要解决相关问题，也只能依赖于政治体制的系统性改革，改变官员的考核与任免标准、剥离政府过多的权力、改进决策与质询体系等等。
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
1：把改革当作“维稳”的天敌
“稳定压倒一切”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秩序固然很重要，但一个好的政府，更重要的是促进进步，而不是维持秩序，何况是消极地维持秩序。
黑格尔早就说过，“合理的必将存在”。稳定无法压倒一切，该来的迟早会来，而现代民主制度本身是有利于政治稳定的，西方发达国家为此提供了足够的证明。
政治改革不充分、不真实，这才是真正的危险。
2：“特殊国情”论：本末倒置的挡箭牌
“特殊国情”论并不新鲜，无非是说民众文化程度不高，参政议政能力太低，容易“不明真相”，需要被“代表”。100多年前，清末的立宪派就对此种论点就作了充分批判，不值一提。
最近某位官员的肺腑之言，倒为“特殊国情”论提供了新的注脚：“我国依然是人治的国家、依然是官本位的政府……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其中的逻辑明显本末倒置，官员抱怨民众不使用他们提供的“法律武器”，偏爱上访，可是任何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正是因为政府主导的“法律武器”不管用，才不得不求助于政府本身——也就是上访。
因此，事实真相是，“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这位官员揭露的“人治”、“官本位”真相，不仅不是政治改革的障碍，反而正是政治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
再说了，选举、参政究竟要求多高的“素质”呢？根据各人利益和喜好进行政治选择就可以了嘛。在实践中，反而是农民的政治热情比大学生高。
3：既得利益阶层的阻挠
既得利益集团的出现是公共权力本身的特性造成的，与我国过去实行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关。
政治体制不合理、利益分配不科学、权力不受约束、自由裁量权过大、政府过多介入微观经济、政府权力和利益挂钩等，都会催生既得利益，导致公权私分，权力部门化，经过一段时期后形成既得利益集团。
所谓政治体制改革，题中之义必然要求还政于民、限制公共权力，虎口夺食，当然是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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