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人口数量、消费增长和技术能力（指消耗单位资源所产生的环境损失）的相互作用。中国的人口数量为世界最大，近25年城市人口的人均消费增长也相当快，而利用资源的技术能力却相当低下。从大陆建政以来，中国的环境生态就处于一种被过度掠夺的状态（如大跃进时期的乱砍乱伐，“要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的改造大自然），改革以来尤甚。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曲格平不止一次谈到，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资源、能源的高消耗上，这种传统的发展模式造成了自然生态恶化，环境污染触目惊心。威胁人类的所有污染种类，如水污染、大气污染、城市固体废物污染、化学污染正在迅速侵蚀着中国的肌体，对中国的未来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化肥的大量使用导致土地地力递减，沙化、盐碱化、板结等各种土地质量恶化的情况都已经大面积出现，沙漠化面积现在已占整个国土面积的38％，对人均耕地本就紧张的中国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同时，对矿物资源的掠夺式开采导致一种极其矛盾的现象出现：资源综合利用率降至最低，资源消耗量却达到极高，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矿物消耗量为发达国家的2至4倍，投入的原料仅有三分之一转化为产品。中国7,000多个矿山中现在有一半因掠夺性开采已经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联合国公布的不适宜人类居住的20个城市中，有16个在中国。
环境生态破坏对中国社会的恶劣影响，现在可能已经基本达成社会共识，至少在知识圈内与受过教育的人群当中是如此，这比前几年还有学者大力介绍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先进经验”时有进步。值得一提的是腐败加剧了对资源的掠夺性使用与生态环境的全面恶化。可以说，目前许多中国官员决策的出发点已经不是国家与人民的长远利益，而是算计自己在每一项决策当中所获得的个人收益。在这种算计下，中国的生态资源不可避免地处于被极度掠夺的状态当中，生态环境迅速恶化。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中国官方在20世纪末以生态系统为赌注的超级豪赌──“三峡工程”。
近20年来，中国的公共工程成了一架产生贿赂的机器。三峡工程这个将来在历史上要备受指责的工程，其出台与一些依靠水利工程吃饭的利益集团长年累月的游说活动有关。三峡工程的兴建也为大量贪官污吏提供了寻租机会，如搬迁中用于安置移民的土地，许多根本没有真正用于移民搬迁及小城镇建设，而是被一些部门、地方政府搭移民搬迁的“快车”，违法占地炒卖，谋取私利。如四川省忠县石宝镇政府将征用的土地以高价转让给建设单位和个人，1997年收转让费每亩达9万元以上，2000年每亩高达20万元以上，从中获得巨额利润。而丧失土地、失去生活来源的农民却得不到依法律规定应有的补偿。当局表示，已经有97名参与长江三峡工程的政府官员因从工程中谋取私人利益被判贪污罪，其中一名官员被判死刑。审计官员则表示，重新安置因三峡工程而被迫迁居者的款项中，有5200万美元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四川省重庆市云阳县高阳镇4位农民何克昌、温定春、姜青山、冉从新因向政府部门反映地方官员大肆贪污移民款的问题而被逮捕，被控以“聚众扰乱社会序罪”和“泄露国家机密罪”，并在狱中受到残酷折磨。虽然因三峡工程造成的严重污染在中国国内是禁止讨论的话题，但已经广为国际社会所知，如对气候、水文条件等的影响，还有各种地质灾害接连不断地发生。三峡工程开工8年，就已滑坡3465次，崩塌变形高达1190多次。如果说三峡工程对环境的改变是间接缓慢的，其长期后果目前还难以评估。
列举中国环境污染的结果，还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清单。假如按照绿色GDP计算中国为经济发展付出的生态环境代价，可以说中国这30年的发展是负值。这一评估其实也为官方研究机构的测算所证实：1990年代中期，中国每年由生态和环境破坏带来的损失占GDP的比重达到8％以上。按照常识，官方的这一估计只会低估，实际情况远比官方承认的更严重。但根据这一官方估计，每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增长率大约在8％左右）基本上被生态环境破坏的损失所抵消，中国的经济“繁荣”其实属于以生态环境恶化为代价的破坏型增长。
1949年以前中国发生动乱后重建社会时，尚有完好的生态系统做为重建社会的依托。而经过近几十年的掠夺式“发展”之后，中国的生态系统已经相当脆弱，无法支撑起十几亿人的生存与发展。可怕的环境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已成为中国的噩梦。最近的康菲石油案例显示，中国的环境仍然处于噩梦包围之中，丝毫没有改善的迹象。
据国家海洋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25日，渤海溢油事故已经造成累计5500平方公里海面遭受污染。8月31日，是国家海洋局向康菲公司提出彻底排查溢油风险点、彻底封堵溢油源的“大限”。但据康菲公司透露，目前在C平台西北侧发现9处海底油污渗漏点，此次溢油总量已经增加至2500桶。并且现在的渗油点发现渗出原油，均为海床浅层残留油气混合。国家海洋局副局长王飞坦言，目前事故后续处理的前景依然不明确。
大限之前，问题无法解决；大限之后，问题仍然可能长期无法得到解决。
如果此次漏油事件发生在美国，会怎么样？以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为例，堵漏是第一要务，而后是媒体、政府议会的介入，而后政府司法部长宣布进行刑事调整，而后是石油公司CEO为事件负责辞职，而后是发生事故的公司建立200亿美元的赔偿基金，而后是进入漫长的民事索赔阶段。在美国，法律没有缺位，政府在舆论的监督下及时介入，民众拥有维护权益的工具，肇事的公司必须对破坏环境的行为负责，从刑事到民事到声誉到市场估值，都会遭遇极大的损失。反观作为国际知名企业的康菲石油公司，在渤海漏洞事件中，充满了无耻的傲慢。8月25日，新华网记者采访该公司，该公司表示，“在赔偿问题，如果有向我们起诉的情况发生，我们会根据中国法律来进行讨论。康菲公司和中海油的合作一直是非常紧密的，最近这段时间，双方每天见很多次面，一直在为处理这起事故集中地工作。到目前为止，双方工作的重点是解决溢油事件，还没有谈赔偿的事情，但是将来一旦有要求赔偿的事情发生，当然会谈及”。
这家深入了解中国国情的公司，有两点心理准备。首先，中国的法规对此几乎是一片空白。此前所有的法律法规围绕着发展经济制订，当云南的铬渣事件有可能不了了之，当血铅事件沉淀十年无法得到应有的赔偿，当尘肺病人必须剖胸获得可怜的赔偿，当奶企因为三聚氰胺而下滑的股价很快反弹，当绿色GDP数据在甚嚣尘上的反对声中无疾而终，所有的企业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在这块土地上，GDP比人命值钱，更比沿岸渔民的水产品值钱，健忘而低贱的投资者只要数天就会好了伤疤忘了疼，忽略企业的社会责任，把丧事当喜事办，追求反弹收益，而政府乐观其成。总之，这片土地上的许多人缺乏对环境的责任感，更没有对子孙后代的长远规划，他们以污染环境的代价获取短期收益，最后离开这里追求大洋彼岸的人间乐土。一群短视的民众与一个缺乏建立在责任感上的精英意识的管理群体，共同筑造了可怕的法律文化环境，可以陷入以罪，也可以将所有的责任化在瞬间为乌有。其次，这是一个以追求眼前稳定为和谐最高宗旨的民族，迄今为止，中国没有真正支持过任何一项针对大型公司的集体民事诉讼案，震惊一时的造假大案银广夏以重组告终，集体诉讼被视作提高社会运作成本的负面因素，得不到有力的支持。个体的松散的维权行为无法收效，而群体的维权行为因为有反对现有秩序之嫌，从骨子里被敌视，于是，渔民的群体维权行为，律师的诉讼成为秀场里的表演，民众的利益从未得到尊重。
当中国海洋局等管理者终于对康菲石油发出责难时，他们发现自己的地位十分尴尬。他们一方面反映滞后，在民众巨大的压力下严厉指责康菲石油，试图建立起海洋环境保护的基本规则，另一方面对民间的诉讼要求，对蓬莱油田的控股方中海油的责任视而不见。
中海油推脱自己的责任，宣称“仅代表国家行使控股股东权利，没有参与具体油田作业”，但中海油旗下在沪港两地上市的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是蓬莱19-3油田的服务承包商，而该油田由中海油和康菲石油共同成立的合资公司运营，其中前者持有51%的股权，后者持有49%的股权。康菲石油是运营方。当责任牵涉到大型国有企业，追责追到了自己头上，许多自诩为民族产业保护者的人士都会偃旗息鼓。康菲石油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在8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洋洋得意地表示康菲作为作业方愿意承担主要责任，在清污工作中与中海油合作愉快。更让人郁闷的是，到8月29日，康菲石油公司还说到目前为止它并未收到任何现金索赔的要求。这并不是中国民众不会维护自己的权益，已经有北京华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贾方义向多家海事法院提起了环境公益诉讼，要求中海油和康菲石油设立100亿元的赔偿基金，进行生态赔偿和恢复。同时他还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状告国家海洋局行政不作为。
这回轮到了国家海洋局向康菲石油学习傲慢，法院像国家海洋局前期处理阶段一样态度暧昧，官僚与不负责任的国内企业与傲慢的跨国企业的结合，形成了屏蔽中国环境污染“噪声”的铁三角。当国家海洋局表示索赔程序已经启动时，他们将民间的维权诉求，与草根的法律力量驱逐出了政府救济的范围之外。……
众所周知，堵截噩梦的惟一办法是堵住噩梦之源。
早在2011年5月18日，中国国务院承认三峡工程蓄水后对长江中下游带来了不利影响，并要求妥善处理时，美国之音等西方媒体普遍报道了中国国务院承认三峡大坝存在安置移民和“防止地质灾害”等“迫切性的问题”，且总结了问题的根源、为中国开出来药方。比如5月21日的《华盛顿邮报》社论说，中国官方媒体曾在2007年援引专家的话警告三峡大坝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但这次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发出警告：“这项声明引来一个明显的问题：中国的共产党统治者用了15年的时间和数百亿美元修建大坝，淹没了13座城市、140个镇子和1600所村庄，迫使240万人离开家园，他们为什么当初听不进批评者的声音，反而监禁和压制其中一些人呢？！”《华盛顿邮报》的社论提到，中国统治者纠正历史错误往往有现实政治背景。社论说，据说目前有人主张把大力拦河造坝发展水电列入下一个五年规划，但总理温家宝对此不满。社论说，即使这次温家宝胜利了，那种使三峡大坝工程上马的中央集权、不容异议的决策程序不会有什么变化。
中国国务院表示要着手解决三峡大坝的紧迫问题，但《华盛顿邮报》的社论说，中国政府等于是告诉中国人民说，他们可以依靠那种制造了问题的政治权力架构来解决问题。社论最后说：只要保持着对权力的垄断，中国人民就别无选择。
西方世界的药方是：若要堵截噩梦、挽回环境生态破坏对中国社会的恶劣影响，政府就必须放弃对权力的垄断，还政于民、还权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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