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共鸣》杂志议题:直击华尔街,共有四篇文章:1、现场:胡泳《直击华尔街:没有领袖的运动》2、访谈:郭巍青《占领华尔街:隐藏在荒诞背后的机制》3、另一面:殷冬明《政治上是陈腐的,伦理上是新鲜的》4、塔罗Sidney
Tarrow《一种新型的社会运动》 感谢诸位老师的鼎力支持!专题出来殊为不易。
【现场】
直击华尔街:没有领袖的运动
文/胡泳  发自美国纽约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领袖在哪儿?
每天早晨在纽约乘地铁,会在地铁口拿一份免费的《Metro》(地铁报),它自称“纽约头号免费报纸”,内有本地、国内、国际新闻,娱乐,时尚,职场,教育,旅游,体育,食品,休闲等,二三十版,内容与广告比例还算适中。由于是纽约本地的报纸,所以它也很关心到目前为止已持续一个月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我也得以在每天去工作的路上,跟踪一些关于这场运动的最新信息。
10月17日的封面是Occuspy,报道的是一位布鲁克林居民在抗议中自愿充当卧底,向FBI和纽约警察局(NYPD)传送情报的故事。这位居民名叫汤姆·瑞安(Tom
Ryan),本人的职业是私人安全咨询顾问,他说他只是为了让纽约人拥有安全的纽约。在一封邮件中,他给一位NYPD警探发警告说,抗议者打算冲击一场警务处处长出席讲话的新闻发布会;另一封邮件则报告说,抗议者计划和工会领袖联手,以增强运动的影响力。
事情披露后,警方拒绝对此发表评论,但一个消息源指出,瑞安的所谓“情报”在公开信息中都能找到。抗议运动的发言人帕特里克·布鲁纳(Patrick
Bruner)把瑞安鄙视为“告密者和特务”,并说他的行为“既不诚实,也徒劳无益”。自从瑞安在BigGovernment.com网站上公布了他的发现以后,他接到了几百个死亡威胁,一个人说:“我要切断你的喉咙,你这个企业雇佣的婊子。”
我对这个故事感兴趣的地方是瑞安对《地铁报》的一段自述。他说:“这场运动如此庞大。他们只是不断地说他们想有自己的(开罗)解放广场。你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还有他们有能力做什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议程。”看完这段,我在想,如果瑞安的“特务”活动让他得以发现运动的领导人,他会毫不犹豫地把这个人的情况报告给警方,以便警方提前采取措施。可问题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领袖在哪儿啊?
纽约城大会的成立
Ketchup,一个娇小的22岁芝加哥女孩,一头红发,戴着大大的红框眼镜,在9月17日的下午到达曼哈顿下城的祖科蒂公园(Zuccotti
Park)。她的全部家当是:一顶帐篷,一个带轮子的旅行箱,价值40美元的食品,一本霍华德·齐恩(Howard
Zinn)的插图本《美国人民史》(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还有一个睡袋。她没有购买回程机票,不知道自己会加入到一场什么样的活动中,不认识抗议者中的任何人。她作了这样一个率性的决定,只因她读到了那本号召占领华尔街的加拿大杂志《Adbusters》。
一切都起源于一个现在已经十分著名的广告。
9月中旬,《Adbuster》杂志(http://www.adbusters.org)号召从9月17日开始占领华尔街,并制作了一个性感十足的海报:一位芭蕾舞女站在铜牛身上起舞,背景是带防毒面具的警察和烟雾。身后来势汹汹,脚下庞然大物,舞者轻盈曼妙。制作者的指向十分明显:以优雅对抗野蛮,以轻盈对抗暴力,以梦想对抗现实。强与弱的对比,力与美的反差,给人的审美体验极为震撼;文字上,洗练无比,海报上方是醒目的红字:“我们统一的要求是什么?”下方,用黑字写着:“占领华尔街,从9月17日开始,带着你的帐篷。”
观者可以从海报中深深地嗅到硝烟弥漫的味道。这个性感的号召令立刻得到了好些反资本主义和激进的左翼团体的响应,数千名抗议者在9月17日那一天,企图占领华尔街并“给银行家带去正义”,但纽约警察把这条美国最知名的街道用路障和检查站封锁起来,抗议者随即将距离华尔街箭步之遥的祖科蒂公园变成了一个城市露营地,并把这个公园改叫“自由公园”。
“我们到了公园”,Ketchup叙述她第一天的经历,“有一阵子到处都乱糟糟的。每个人都抢着说话,谁也听不见谁。然后有个人说,我们应该围成圆圈,谈谈下面该做什么,并想想自己能够做什么。所以大家围成了不同的圈子。每个圈子里有个记笔记的人。我不知道这些笔记哪去了、起了什么作用,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每人轮流说话,发表意见。一个人说,他对大家能做的事情不抱太大希望,他不太乐观。我的回答是,我们必须乐观,如果还有谁能够使事情有所变化,那就一定是这里这些人。大家对什么是优先的问题产生争论。还有一个从西班牙来的人,她说她来是为了帮助我们避免在西班牙发生的错误。这是一个宽阔的光谱。有些人过来是因为他们个人的苦难,还有其他人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一切。”
Ketchup说,在小圈子的会议结束以后,她感到沮丧,因为局面有点混乱,她没有朋友可以倾诉,也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所以心情不佳。可是接下来,一位社会学教授给了她很多教育,她和很多其他人,学生、老师、艺术家、活动分子,组织了“纽约城大会”(New
York City general
assembly)(http://nycga.cc/),来协调整个纽约的行动。这个“纽约城大会”也不是凭空诞生的,它起源于一场纽约人反对削减预算的行动,活动分子从8月起就在一些公共公园里每周讨论一次,并在纽约市政厅组织过为期三周的抗议。现在,他们决定在一个更大的范围上实验一种没有领袖的、以协调一致为基础的决策过程。
工作组和核心会议
根据警方的规定,占领者不能使用麦克风,因为他们的露营未经批准。警方本来是想让抗议者难以讨论,但没想到占领者弄出了更大的声响——他们发明了“人体麦克风”
(people’s
mic)。这种人体麦克风的工作过程很简单:一个人在小圈子里讲话,他每讲短促的一句,围拢的人就集体重复这句话。后来知名导演迈克尔·摩尔到自由公园和大家交流时说:“我热爱人体麦克风。这不仅仅是我的声音、他或她的声音,而是我们大家的声音。就让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展开我们的运动吧。不要让运动被政客所占领。”
不知道是谁想出的这个点子,但“人体麦克风”在第一次召开纽约城大会时就派上了用场。Ketchup说,那场大会其实也很混乱,人们甚至都不知道大会是用来干嘛的。大家讨论运动的立场和要求,七嘴八舌,众口不一,最后有人说,让我们分成工作组(work
group)吧,这样更有效率一些。
“第一天晚上的时候,大家很担心会不会被警方在10点的时候赶出公园。四周全是警察。听说纽约城花了一大笔钱,雇用警察时时刻刻地看管一群和平的、不打算伤害任何人的抗议者。因为使用人体麦克风的缘故,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透明的。我们知道人群中有便衣。可是那又怎么样呢?我们没有任何秘密。”Ketchup说。
其实很容易识别谁是便衣,因为他们就是那些总在打听“谁是头儿?”的人。便衣最想发现的就是运动的领袖。可是占领华尔街运动没有领袖,所以便衣一点用也没有。
Ketchup讲了一个生动的故事。“在我们的医疗小组里有个女士。便衣假装是个记者,上来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谁是头儿?’这位女士回答说:‘我就是头儿啊。’他说:‘真的?那你负责什么?’她说:‘我负责一切。’便衣说:‘真的?那你的头衔是?’女士答:‘上帝。’”
第一天晚上9点半的时候,大会决定,成立不同的工作组。就寝组负责寻找纸板,好让参加的人员有地方睡觉。突发事件组要决定,如果警察采取行动,大家该怎么办。一个重大决定是,如果大家被冲散了,第二天10点在公园重新聚集。还有一个组叫做艺术与文化组,这表明占领者从一开始就作了长久的打算,这个组的任务是发掘有艺术能力的人才。然后是食品组,不用说,负责筹集食品。直接行动组筹划直接的、可见的行动,例如游行。最后是安全组,因为警察是最有可能伤害占领者的人,所以这个组实际上是对付警察的团队。他们轮流值班,确保24小时都有警戒。
经过大会和工作组这样的双重划分,职能就很明确了:大会负责大的、事关全体的决策,工作组进行日常管理和组织。每个工作组都可以自行决策。很快,出现了更多的工作组。媒体工作组、财务工作组、卫生工作组、法律工作组、教育工作组、医疗工作组、公关工作组、外联工作组、网络工作组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组每天一直在协调各种事情,从怎么处理垃圾到如果有人违反了不得吸毒的规定怎么办。
此外,还兴起了各种各样的美国人称之为Caucus的核心会议。例如,有色人种可以召开自己的核心会议。一个核心会议给予运动中那些不同的亚群体以安全交流的空间。它也是一种赋权行为,如果更大的群体决定采取某种这些亚群体认为不符合自身利益的行动,它们可以阻止那样的行动。有时候在一个亚群体发起抵制之后,大家还能达成共识,但一个严重反对(paramount
objection)就真的很严重了:人们可能会以退出运动来表示反对。
带着相机的非暴力抗议者
抗议的主要领导过程是通过每天的两次大会完成的,一次在早晨,一次在晚上。每次大会大约延续两个小时左右,与会者可以对大会提出改进意见,以保证所有人都知道大会的决定是如何达成的。任何人都可以参会和发言。想要发言的人举手,站到一个讲箱(stack)上。讲箱有个管理者(stack
keeper),记下发言者的名字。通常白人举手发言的最多,所以,如果有非白人出来讲话,管理者可以给他/她优先权,发言的顺序与举手的先后可能不一致。管理者并且注意举手的都是什么人,以确保发言人的多样性。
当某人发言时,他的声音会被人体麦克风放大,抗议者还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手势,表示赞成、尚可、反对。当某些事情做得不合程序时,大家也有一个特殊的手势,要求遵守程序。每个人举完手后,要等管理者叫自己的名字。
大会通常从一个议程清单开始,它们是工作组的提议或者讨论结果。工作组向大会报告,各自在一段时间内都做了些什么。例如,法律组提出一个有关保释的讨论:“大家是否同意,如果有人需要保释,可否从我们的总基金中拿出钱来?”整个工作组必须就此达成共识(最后的决定是,可以)。除了讲箱管理者,还有一个手持打击乐器的计时员,两人共同充当大会协调人,他们的职责是确保大家对大会的进程满意,每个想说话的人都有发言机会,不会有人受到歧视,如果的确有不遵守规矩的人,计时员会处理他们。此外还有记录员,每场会议的纪要都会完全公布。一场大会组织下来,很多人会对协调人有意见,所以协调人还需要轮换。
然而,也许抗议者采纳的最重要的规则是:非暴力。不管警察可能怎样粗暴对待抗议者,都奉行不还击的手段。Ketchup说:“那些往守法的妇女抗议者脸上喷辣椒水的警察,期望被喷的人旁边的男男女女发起一场骚乱。因为他们能够对付骚乱。可是,他们无法对付带着相机的非暴力的抗议者。”
华尔街的核心区,以及自由广场的周围,竖满了路障,群集着骑摩托车的警察,某些街区变成了警车的停车场。有时候可以看到银行家模样的人,身穿剪裁得体的蓝色细条西服,在公园外观望抗议者。可以听到一个衣冠楚楚的男人对另一个低声咕哝说:“天冷啦,冬天来了,抗议就散了。”他的其余的话,淹没在公园里突然响起的欢快的鼓声之中。不由地想,这些警察,这些银行家,真的不知道和他们作对的是些什么人。
没有尾翼的导弹
占领华尔街运动形成了一个另类社区,它拒绝以利益为导向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等级制结构,在向当权者表示抗议的同时,它也在向他们演示一个真正的民主是什么样的:它是人们之间的自由探讨,而不是对利益的角逐。事实上,即使警方马上驱散自由广场上的露营者,权力精英也仍然打输了这场战争,因为运动的远见和结构已然镌刻在曾经活动于公园的成千上万人的脑海里,而给予了人们一份如何反击贪婪和腐败的蓝图,而这份蓝图可以在全美的城市公园和广场上复制,甚至可以复制到全世界。
不乏有人出来指责运动缺乏具体目标,其实,许多像Ketchup这样的抗议者的目标十分清楚,可以用一个词概括:反叛。这些抗议者不是来和体制合作的。他们没有向国会请求改革选举。他们知道选举是场戏,他们发现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声音得到传播,并展示自己的力量。他们对两党制并不抱幻想。他们也知道媒体不会放大他们的声音,所以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媒体。他们知道经济只为寡头服务,所以他们要着手建设自己的社区体系。如知名记者克里斯·海杰斯所说,这是一场重新收复美国的运动。
这个目标是权力精英无法理解的。他们无法想象有一天他们不再能够掌控人们的生活。他们相信,也试图让人们相信,全球化和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好比自然法,拥有永久的动力,从不改变。他们不知道,反叛在成功阻止这种资本主义毁坏我们的星球和这个星球上生活的人们之前,永远不会停止。这是为什么这些精英永远在问,占领运动的诉求是什么。他们不明白正在发生的一切,因为他们既聋又傻且瞎。
Ketchup说,“世界再也不能行进在当下的道路上。它是不可持续的。”这是一代年轻人的心声。
占领华尔街运动不是某种思想库报告,写满精心研制过的政策要点,并附加一大堆数据附录。它是一场没有领袖的运动,对现实的抨击可能简单至极,缺乏政治策略上的精妙性,甚至会被边缘因素分心和贬低。然而,这场运动的要旨就不需要精妙、严谨、细微。它是要把政治强行拖往一个不同的地方,在那里存在充沛的能量,可以令变革发生。
可以说,占领华尔街运动已然胜利了,它改变了美国政治辩论的方向,改变了议程,迫使媒体正视现实。突然之间,关于平等、公平、正义、收入分配以及问责等议题,这些一个世代都被忽视的议题,现在成了中心,成了前沿。美国人从单维度的关于如何削减赤字和削减多少赤字的讨论,深入到了那些关于社会结构的核心议题。通过强行施加这种讨论,占领华尔街运动迫使很多人对关键问题避无可避,要么就会显得琐屑不堪。
当然,伴随着公民行动的发自肺腑的情感不仅会带来变革政治所需的能量,也会由于其自身的不稳定和不连贯而很容易遭致嘲笑。然而,在每一场社会运动中,关于正义、道义的对错的情感都是运动强有力的打火石。只有到了运动后来的阶段,诉求和战略才会渐次显露。所以,那些有关占领运动不成形、不深刻的批评,或许是对的,但也完全不相关。批评者没有认识到一个政治转折点的到来。他们没有意识到,公众对占领运动投以关怀和支持是因为,当政治和经济坏到这步田地时,需要有人带着激情甚至愤怒来表达自己的挫折感。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影响还会持续吗?它还会激发公众的想象力吗?它会变形为一个目标更加具体的运动,形成更加有效的策略吗?这些都是目前还难以回答的问题。有时候,看上去这场运动好像没有尾翼的导弹,充满了潜在的能量和希望,但却可能射往完全无法预计的方向。
(作者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新媒介研究者)
【访谈】
占领华尔街:隐藏在荒诞背后的机制
文/特约记者 王秀宁 徐伟 发自广州
访谈嘉宾: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导 郭巍青
“大杂烩式”运动的诞生
共鸣:到目前为止,“占领华尔街”运动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并从美国蔓延到全球上千个城市,这样一种如火如荼的运动态势,它的发生以及不断扩展的原因是什么?
郭巍青:每个国家都有对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不满的人,但是有不满,并不一定就会上街抗议。从传播学角度来看,这场运动最开始有一个很好的议题和创意,它用一种理念在短时间内将所有人的不满情绪调动起来,成为全球性网络运动的一个开关。最开始的时候,它只是一个非常小的街头抗议,但“占领华尔街”这个口号的动员力和号召力是如此之大,其实也恰好证明最初设计者的想法是对的。
他的创意是提出一个非常形象的符号诉求,而不是某个具体诉求,“占领华尔街”本身很简单,目标很明确。如果是工人要求加薪或者解决生产安全问题,它只是一个传统的工人运动;如果是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它只是一个学生运动;如果是对阿富汗战争不满,那它只是一个反战运动,这些都是传统的社会运动类型。但这次拥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即用一个近乎无所不包的、没有具体指向的口号,把所有的不满都调动起来——你有愤怒你就表达,你想抗议就出来抗议。
共鸣:如果用现有的社会运动理论,或者传统的分析框架去套,会发现很难成功,因为它有很多前所未有的新特征,就像一个大杂烩,显得非常混乱不堪。这背后是否隐藏了一套要求重新变革,或者是冲击现有模式的机制,只是这套机制,在我们原来的学说或者是认识当中是不存在的,属于一种全新的东西?
郭巍青:没错,我觉得IT行业的技术革命对经济、政治都有强烈的影响,同样,对社会关系和社会运动方式也会带来深刻的冲击。所以,肯定有一些新东西,我们不容易概括出来,但毫无疑问,它使得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不论是市场派,还是福利派;也不论你是否对现状满意,都在同一瞬间觉得不知道如何去判断这个事情。如果它只是昙花一现,那也就罢了,但是它却发展到如此规模,其中一定是含有某种新的机制,怎么去概括它,这是一个新的课题。
符号的力量
共鸣:您在微博里引用齐泽克理论,指出这次运动是一次“通过干预符号来影响这个时代的金融体系”的展现,您能否给出更为具体的解释呢?
郭巍青:“占领华尔街”的发起者本来就自称是一个文化干扰者,或文化创意者。他们试图从文化上提出另一套概念和思路,借助一些新的表达方式,一些新的符号来提出自己的想法。比如“华尔街”本身就是一个符号,它象征了整个金融界。一帮大胆的年轻人要“占领华尔街”,这是在观念和符号层面跟华尔街对立的一种力量,至于华尔街是否真的有那么强大,还是它本身也是受害者,这个说不清楚,但是华尔街是一种想象,一种符号。要对抗华尔街,就用“占领华尔街”这个口号来表现。
而这个口号真的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并引发了一个行动,这就是用符号的力量干预现实行动。在没有这个运动之前,人们可能会想,面对一个既定的体制,一种庞大的力量,个人何其渺小,不可能改变。但是如果人人都提升到“占领华尔街”的高度,聚合起来的力量就能把一种声音表达出来,就是让人倾听,倾听的结果可能会改变决策,起码你得承认“我”的存在。这个符号并不能给你工作,也不能解决你遇到的危机,但是它使所有人都产生了一种共鸣。

新媒体的角色
共鸣:这个运动的抗议形式及其自身的荒诞性,具有一些后现代的特征,这跟新媒体或者整个网络社会的崛起恐怕不无关系?
郭巍青:当然,如果只有传统媒体,就不会有这样的运动发生。这样的街头行动(表演、抗议)在资本主义世界一直是有的,但在传统媒体条件下,根本不会被报道出来的。
如果有新媒体就不一样,新媒体的变化是很深刻的,它使得报道者跟新闻发生者合二为一。如果你是一个传统媒体的记者,你去采访这件事,你就要问他究竟要抗议什么东西,同时要描述他是怎样的人,是个嬉皮士,是个穷困潦倒的人,或者别的。但是当这些抗议者他们自己使用新媒体来传播信息的时候,他同时就是记者,所以直接站在他的立场,不需要别人来理解他,他需要什么东西,他想说的话,就可以在网站上发布,通过标语表达出来。
共鸣:就是说他不像传统媒体一样,需要标榜“我是客观的”,发布者在发布消息的时候,他的情况与自己的感受、自己的评价一起发了出来。
郭巍青:对,因为媒体跟当事人直接合一了。它告诉你,“我”站在这里发动一场运动,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我”认为华尔街怎么样,这是一种主观感受,两者是混合在一起的,记者就是采访对象,采访对象就是记者。他们都是懂新媒体的,而且能设计出很多东西来,他们想过口号和传播方式,包括广场上的人肉传播方式,比如每隔几排人,就把小组讨论的内容,一句一句地传播到最后一排,让所有人都知道现在正在说什么,他们的传播方式非常讲究,而且有专业训练。
共鸣:对,他们有一些很精辟的口号,比如说马丁·路德·金的“资本主义忘记了生活是社会性的”,诸如此类,有一些非常经典的名言,虽然场面可能很混乱,但是它的作用非常明显。
郭巍青:这个过程,我们看是混乱的,但对他来说是必要的,就是无数的碎片加进来,每个人都表达自己的观点,每个人都找到最有创意的方法。在一群人都要表达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考虑自己的观点要怎样才能表达出去,这样就会产生表达上的创意。所有这些东西汇集到一起,就变得没有中心,但是会有很多种声音在加入进来。它既是混乱的,又是有主题的,同时他既是个整体,又完全是碎片化的,所以一散就散开了。
共鸣:他们本来就是以一种去中心化、去体制化、非常个性的方式,来反对本身资本主义所提倡的组织化、官僚化、专业化,而方式上的反对,应该是一种彻底的反对。
郭巍青:这个运动使我们之前以为了解的,西方国家里国家跟社会的关系,变得仿佛又不了解了,这就产生了一种新的认识。
运动为社会注入活力
共鸣:新媒体带来的冲击主要是针对美国。
郭巍青:的确,美国肯定不是天堂,但是这个社会却相对更真实,有各种力量能表达出来,而且形成一种相互制衡,也只有这样,这个社会才充满往前走的活力。
大家都知道,美国在IT界有乔布斯、比尔·盖茨等众多大腕级人物,在金融方面也很强,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它在如何发动一场社会运动方面也非常强。有的人看到“占领华尔街”运动,以为美国乱了,要跨了,但其实美国社会的活力,恰恰借此机会表现了出来。换句话说,他们在社会运动领域都存在这么多精英,这意味着社会活力被焕发出来之后,发展的颓势可能会得到遏制。
【另一面】
政治上是陈腐的,伦理上是新鲜的
——对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经济伦理解读
文/殷冬明
当代人永远是自大的,表现之一就是,他们总是习惯性地认为一切当下的社会现象都具有最为深刻的历史意义,并且指引了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我把这种人称作“当下主义者”。
虽然这种观点不一定每次都错,但十有八九是错的,而且是因为读书不够的缘故。早几年当“离婚分房”现象刚刚兴起的时候,就有评论大发感慨,说此类中国历史上闻所未闻的行为动摇了婚姻作为社会稳定的基石,大有“世风不古,国将不国”之忧。其实,中国人为了省点钱而离婚实在是稀松平常。1500年前的《隋书·食货志》里就说,北齐因为定了独身者缴税减半,弄得仅仅阳翟一地,几万户人家尽是没有老婆的。
对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解读,是最近国际政治和经济问题最大的主题。如同时光倒流一般,一些沉寂了40年的论调又一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广场上的民众表达了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愤怒,这是很多年来的第一次,这表现了资本主义已经走入了穷途末路,是“资本主义制度下长期存在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问题群’的集中爆发”(据2011年10月17日《环球时报》社论)云云。
但是不幸的是,如果放到百年尺度上,这一次对于现有经济制度的反抗,对于现有占据经济制度顶端的阶层的反抗,其实应该被归入“非常温和”的那一类。历史似乎总在和“当下主义者”开玩笑。华尔街的青年人用“1%”来斥责银行家们,意指他们是剥削人的少数人,而那99%要拿他们开刀了。这不正是冯小刚说的,他16岁的时候的最大梦想吗?——打到华尔街去,镇压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资产阶级。难道在马克思死后130年,他所梦想的“资本主义不可调和的矛盾”终于变成了革命之歌在街头的先兆吗?但是当下主义者们实在是幼稚得可爱,因为这个口号丝毫不新鲜。早在1938年,作家马奎斯·蔡尔茨就管那些华尔街的大户们叫作“2%”。73年过去了,华尔街的罪犯们仅仅从2%降到了1%,我实在不知道这究竟是修辞学的进步呢,还是经济学的进步。历史捉弄人的相似已经发展到就连华尔街的典型罪犯,70年前和现在竟也没有什么区别。20世纪30年代的代表人物理查德·惠特尼和21世纪的麦道夫都在其倒台前吹起了一个比天还大的泡泡,而且居然还都在哈佛大学里担任一个崇高至上的委员会主任职务。而前者实际上更加惊人,其股票买卖的涉案金额看起来只有2736万美元,但那可是20世纪30年代的美金,可以轻而易举地买下美孚石油公司的全部市面股票!
至于“占领华尔街”这个字面意义的举动,相比于1932年的“占领华盛顿”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在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冲击之下,一战的2.5万名退伍军人由于没有工作,从四面八方来到美国首都,时任的美国总统胡佛因为害怕被当街殴打,干脆根本不敢去国会开会。随着青年人的加入,游行渐渐成为一场沸腾的现场抗议和骚乱,随着国民警卫队和骑警当街殴打和击毙游行的老兵,彻底演变成为一场举国涌动的政治运动。
如果这还不算,我们不妨再展开一场更加诱人的对比。华尔街的示威者为了增强标语的力度,干脆用GOOGLE翻译过来的“NO MORE
CORRUPTION”的蹩脚中文作为口号,这隐隐约约让人想起,原来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能够和美国对抗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中国体现出强大的国家经济实力,是美国的最大债主,这除了让“当下主义者”们看到社会主义的自豪感以外,还增添了民族主义的自豪感。但是,这种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自豪感在20世纪30年代可远远不至于此。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导致了大量美国公民在绝望中向苏联移民,苏联驻美国大使馆仅仅在1932年一年就收到了数千份移民申请,颇让人回想起早年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移民签证办理处门口的盛况。换句话说,如果苏联人也知道阿Q,恐怕是要操着浓重的俄国腔说出那句经典台词:“我们原先,比你们阔得多呢!”
那么,有了这些震烁古今的经典场景垫底,难道我们从“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看不出一丝新的东西吗?我想,在政治上恐怕是没有了,但是从经济伦理的角度,其实还是有的。事实上,这种新意并不表现为“这场运动和过去的运动有什么不一样”,而是,我们有什么新办法去避免这种一次又一次出现的伦理学困境?
对于任何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来说,这件事看起来像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经济伦理困境。最初的经济伦理,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所秉持的市场核心原则,即对于“公平,合法和自愿”的交易行为,予以充分鼓励。后来的凯恩斯学派或是奥地利学派等等诸公,无论怎样翻新出奇,总不能绕开这个伦理,一个古典自由主义的幽灵一直在世界上空徘徊,那就是里根总统所深恶痛绝的那句话:我来自政府,我来帮助你。
但是人类社会是这样一类东西,那就是,伦理学只是约束个人和个体的准则,它只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但是个人伦理理论并不保证哪怕全体社会成员都接纳了这个原则,社会就能够达到每个成员所共同期待的那个结果。换句话说,康德的伦理学最高原则——“使得你自己的行为成为你所希望的普遍准则”并无确定的经济学意义。数百年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个体的运行逻辑与总体的经济效果之间的落差从来不曾被实质性消灭,几乎成为一种规律性现象。
这种规律性现象如果用历史的语言来描述,那就是,几乎所有的长期和平发展的繁荣资本主义时代,必定以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利益向社会运行机制的顶端集中的时代现象而告终。说得更通俗一点,只要社会没有动荡,做企业的总比打工的财富增长速度快,而金融家总比实业家的财富增长速度快。上文中我们谈到的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社会对于金融机构的大反抗,其背景是一战后西方社会出现的黄金十年。在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溃之前,几乎没有人预见到了这次危机,几乎每个家庭主妇都在股市上开了账户——这让人想起中国股市在2007年牛气冲天时的情景。威尔逊总统的国际联盟梦想失败了,但是他的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和大量军用能力第一次被规模化地运用于商业,使得整个西方经济体有史以来最大限度地尝到了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甜蜜滋味。这种局面几乎是2011年之前美国经济形势的翻版,克林顿当政时期的美国经济所焕发出的创造力,使得我们难以相信,就在10年前,美国政府不仅没有现在的3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外债,反而还有数以千亿美元计的财政盈余。但是,这种建立在真正的“关注单体,放手整体”的伦理学模型之上的经济制度,也恰恰是导致了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的前奏。那些在中国之外的,非“当下主义”对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评价,也往往集中在对于这一经济伦理所陷入的困境上。
对于伦理学困境的反思,历史上也发生过很多次。罗素就曾经谈到,德意志民族在20世纪的灾难式的爆发,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纯先验伦理学体系难辞其咎,因为它们没有一个经验的验证和反思系统用来纠正先验观念可能出现的偏差。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自豪地说,“德意志是一个形而上的民族”。结果3年之后,这个形而上的民族就把人类有史以来最形而下的战争献给了这个世界。同样的道理,我们对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伦理困境也完全可以做出类似的反应。
只是,反思不代表清算。经济学应该向伦理学学习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一个先验的伦理学体系既不能完全代替经验主义的检验制度,却也不能完全被经验主义所驳倒。正如希特勒的荒诞并不意味着康德主义伦理学的破产一样,“占领华尔街”运动也并不代表着自由主义经济伦理的破产。事实上,如果用既有的经济伦理来分析,我们上面所说到的规律性现象——银行家永远是最容易赚钱的——这件事并不完全缺乏合理性。因为,固然从工人阶级的立场来看,银行家所付出的劳动并没有明显增加,而收入在加速增长,这是不合理的,但是这个逻辑完全抹煞了风险在经济学中的意义。一个工人的风险是失去自己的工资,而银行家的风险则是失去自己的生产资料:工资一般以数千美元计,而生产资料一般以数亿美元乃至数百亿美元计算。如果一个主体在合法范围内以数亿美元的风险去换取数亿美元的收益,我们实在不能据此去批评他的收入有何不正当。事实上,在金融危机之前,也恰恰是银行家们赚得最多的时候,而此时社会并未对他们提出过任何批评。真正引发公众愤怒的,是这些银行家们在金融危机来临之时并未按公平原则遭受到应有的损失,而这种不公平恰恰是经典自由主义经济伦理所强烈反对的。
如果我们将“占领华尔街”的内在逻辑剖析至此,一个令人惊奇的结论出现了:推动市民走上街头的并不是对于自由主义经济伦理的反抗,而是对它的回归。公平,不仅仅意味着对于不同程度的劳动要给予不同程度的报酬,同时也意味着对于每一种以风险去换取收益的交易,应该有足够的惩罚措施去确保失败必定会带来损失。用更简单的话来说,公平的内涵既包括等价交易,也包括愿赌服输。如果“占领华尔街”运动能够给世界经济带来一些正面的影响的话,那就是,它在大众心目中拓宽了“公平”在经济伦理中的内涵。
【阐释
占领华尔街:一种新型的社会运动
文/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 翻译/蒋文豪
“感性的强烈抗议与社会运动之间是有差别的”,美国驻联合国前任大使安德鲁·扬(Andrew
Young)近期如此评价占领华尔街行动。他说,“这是一场感性的强烈抗议。”更进一步的说法则是,“强烈抗议与社会运动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组织和接合方式。”安德鲁·扬对社会运动深有体悟:作为一名南方年轻牧师,他当年参加了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在民权运动期间担任过金博士(Martin
Luther King
Jr)的策士并因参与阿拉巴马州和佛罗里达州的示威活动而被捕入狱。但他对曼哈顿下城今日正在发生的事情缺乏真正动能所发表的意见却给人以搞不清楚状况的印象——要知道,民权运动并非人们可拿来理解占领华尔街行动的先例。正如许多观察家已经提及的那样,该运动也并非左派发起的茶党运动。占领华尔街完全是一种新型的社会运动。
创造民权运动和茶党运动都是为了满足特定人群的需求——前者是为了满足南方各州在吉姆·克劳法负担下承受痛苦滋味的非裔美国人;后者则是为了满足视其自身为傲慢自大的联邦政府受害者的较为年长的,白人中产阶层美国人。一个茶党团体曾这样宣称,“茶党运动与努力工作养家并想继续保持生活水平的那些人民有关。”相较之下,占领华尔街行动只提出了少数政策建议且在该行动扩散至全国的时候,其支持者的构成一直都在不断变换。活动人士距离发布一项清晰的目标声明最为接近的做法是在9月30日“占领纽约宣言”中所作的表述。该宣言宣布“作为联合起来的人民,我们承认这样一种事实:即人类的未来,需要其成员之间的合作;我们的体制必须保护我们的权利,在该体制有腐败现象时,每个人都应该站出来捍卫自己以及其他人民的权利。”很难把这个行动当作一个政策平台。但政策平台并非这种新型运动的重点。
已故的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根据运动所诉求的政策,运动所声称代表的人群,运动所试图打造的认同,把社会运动分为三种类型。民权运动和茶党都结合了第一种和第二种社运的目标。而占领华尔街则是我们不妨称之为的“我们在这里”这种性质的运动。询问其活动人士他们想要什么,一如某些权威人士所要求的,是毫无意义之举。行动参与者既不是幻灭的奥巴马的支持者,亦非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埃里克·康托尔(Eric
Cantor)以玩世不恭方式所形容的那种“暴民”。藉由其存在,行动的参与者只是在说,“(你们要)承认我们!”
如果近期美国历史上有任何运动可以与占领华尔街行动相提并论的话,那就是20世纪70年代所出现的新妇女运动。当妇女抗争运动在民权运动之后浮上台面时,震惊了保守派并使自由派深感疑惑。前者视妇运活动人士为一堆只会做出燃烧胸罩等惊人之举的无政府主义者;后者则认为她们有失淑女风范,或认为她们是采取强硬行动,反击性别歧视旧俗的好心的自由派。虽然新妇女运动领导者拥有其想要达成议程的政策,但她们的首要诉求和功劳在于使社会对日常生活中的性别现实的承认。同样,当占领华尔街活动人士向华尔街发起进攻之时,他们所针对的并非资本主义,而是把矛头指向一种由已迷失方向且无法为公众服务的各种经济关系所构成的体制。
每隔一段时间,并非来自单一社会阶层或地区,并无明确的目标的数以千计的美国人,就会在康奈尔大学的政治理论家贾森·弗兰克(Jason
Frank)称之为的“制宪时刻”(”constituent
moment”)集合到一起。同样,耶鲁大学宪法理论家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曾指出在美国历史上存在着三个这样的时刻。最近一次是在大萧条期间,彼时经济困难和公众愤怒以一波罢工和示威浪潮的方式结伴而至,其中一些集体行动比占领华尔街行动更具乌合之众的色彩。抗议和示威的参与者并未提出具体的政策议程,但他们要求在与政府、与美国人民以及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上获得承认并进行激烈改变。
20世纪30年代和今日情势之间的相似之处着实令人感到惊讶。经济已陷入失业和经济困难的历史性水平。经济危机又和当年一样,也是全球性的,蒙昧主义和反动的势力则蠢蠢欲动(想想近期在亚利桑那州和阿拉巴马州通过的反移民立法),而政策制定者则正在要求野蛮地削减开支的措施。20世纪30年代的最高法院,没有意识到19世纪的司法信条完全无法充分应对20世纪初的经济问题,而今日则已返回到一种原旨主义(originalism)的信条,该主义旨在进一步使今日倒退至18世纪。
但汇集在占领华尔街行动背后的能量可能不会带来另一场新政。也许也不会导致“制宪时刻”的到来。在经济大萧条期间,失业率高达25%;今日则是9.1%。当时美国拥有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他曾对反对其政策及仇恨其个人的富豪说过:“我欢迎你们的仇恨!”与今日占领华尔街的示威者别无二致,他当年还说过“由有组织的金钱统治的政府”以及“自私的力量和权力欲”这类话语。民意对他这些批评所做回应则使人极为兴奋:罗斯福以超过上次选举的更大多数的优势,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今日现实与罗斯福当年的差别在于,白宫和民主党并没有为占领华尔街行动所反映的处在萌芽状态的民愤提供领导层。奥巴马总统在承认他理解示威者的愤怒后,在其上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迅速向金融部门确保他将继续对这些部门加以支持。
“我们在这里”这类性质的运动往往会迅速爆发,也会同样快速地消失,或分化成由特定宣称和特定利益所构成的支流运动。而除此之外的其他运动,则和新妇女运动一样,最终会合并成几个有组织的运动部门,各自都拥有一套政策诉求及政治认同。现在就预言占领华尔街行动的命运究竟为以上何种仍为时过早。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听到人民正在向自满的企业部门及其华盛顿当局促成者敲响警钟,这预示着美国的草根社会出现了一股要求改变的新力量。
  
(作者简介:Sidney Tarrow,康奈尔大学政府系Maxwell
M.
Upson荣休教授。他是包括《新型跨国行动》、《抗争政治》在内的多本学术著作的作者,原文出处: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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