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 | 当下中国的政改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吗？

　　
 　　与只知怨天尤上的中国传统思维不同，承认“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就将人民摆在主体地位了。相信自己，相信未来，每个人都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不恨恨而死，更不用官员的堕落做自己作恶行非的借口，努力建设公民社会，努力推动政治体制的改革——国之命，就系于这样的民心，我想。                             
 
 　　

“皇帝不急太监急”？

　　                                                
 　　中秋节前夕，在《新快报》上读到殷海光的名篇《赶快收拾人心》节选。我的湖北老乡殷海光（1919-1969），是中国著名的自由主义者，李敖称之为“五四之后中国最后一个知识分子”。介绍其简历的文章，一般都会提到这篇1948年11月4日发表于《中央日报》的《赶快收拾人心》，以及1957年发表于台湾《自由中国》杂志的《是什么，就说什么》。后一篇号召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要敢于讲真话，共识网的“旧文新读”栏目收了；前一篇却没有收，可惜。
 　　写《赶快收拾人心》时殷海光是《中央日报》的主笔，当然是为国民党政权着急。他大声疾呼“赶快收拾人心，只有这一个机会了”，当然是出于对政治现状的痛心疾首。他写道：“享有特权的人如故，人民莫可奈何。靠着私人或政治关系而发横财之辈，不是逍遥海外，即是倚势豪强如故……”他提出“希望在哪里呢？”至于如何“赶快收拾人心”，其实是不言而喻的，即改弦易辙抑制豪强与特权，还权于民。就像贾府里的焦大被塞了满嘴的马粪，殷海光因写此文遭到蒋介石的怒斥，差点丢了饭碗；国民党政权随后也就只有“转进”台湾了。
 　　这似乎应了一句俗话：“皇帝不急太监急”。 然而，蒋介石当时真的不急吗？他可不是明代那个游龙戏凤的正德皇帝，觉得天下太平自己怎么骄奢淫逸胡闹都不碍事。1948年底，辽沈、平津和淮海（国民党称“徐埠”）三大会战失败，“钟山风云起苍黄”，中共军队渡江在即，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蒋介石焉能不急得似热锅上的蚂蚁？但是，他更相信自己才是掌控时局的政治家，比殷海光这些书生更有大局意识，危难时期劲可鼓而不可泄呀！
 　　讨论60多年前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成败得失，不是本文的任务，这里想分析的是有历史惯性的政情世态。
 
 　　历代统治者即便没有饱读诗书，对主权在民的现代民主理论也根本无知无觉或无信仰，起码他们都知道唐太宗李世民“水可以载舟，亦可覆舟”的名言，听父兄师长诤友念过“得民心者得天下”、“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之类治国古训。  但是，他们各有自己的信念和算盘。或者，自信满满，觉得“人莫予毒”，根本就不相信天下有自己摆不平的力量；或者极端自私，我行我素，怀着南朝梁武帝萧衍“（江山）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的心思。若在上者怀着 “击鼓传花”的心态对待积重难返的社会矛盾，“我死后，哪怕它洪水滔天”；在下者则多怀着“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的鬼胎，不管不顾地享受着“有权的幸福”。而社会矛盾年深日久，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掌权者可能不敢变法，足将进而趑趄，生怕产生“多米诺骨牌反应”或“溃坝效应”，宁肯听天由命。当然，更一般的认知是，既得利益者总是“不见棺材不流泪”的，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而按照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黄培炎的回答，要走出治乱相循王朝更替的“历史周期律”，只有依靠人民监督政府；换言之，一个人民无权监督执政者的政府难逃覆灭的宿命。
 
 　　中国社会的现状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强权、特权和腐败深恶痛绝。观世情察民心，只要上一上微博，对这种情绪就一目了然。论事实，说强权，只要看一看强拆强征的恶性案件，在相关条例修改颁行后并没有消失，自焚惨案和群体事件仍时有发生；说特权，“特供菜”之类报道并非空穴来风；说腐败，近日惹得舆论大哗的湖北省委第六巡视组巡视贫困县秭归的账单，无论怎么开脱都是腐败行为。还有国富民穷的财政税收高增长，贫富两极分化的炫富欺贫，真凶出现6年而被冤死的河北青年聂树斌至今得不到昭雪，等等等等，令人难以平心静气地接受。应该说，当下中国民众“人心思变”的程度，绝不低于奥巴马三年前竞选美国总统提出“变革”口号之时，更勿论喜欢谈论时政的许多知识分子一直在呼吁推进政改。
 　　那么，当下中国的政改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吗？
 　　先问，谁是“皇帝”？“皇帝”在这里可以借喻所有的执政者和“既得利益者”，也可以只指代高层领导人。 在今年3月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说：“当前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而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我深知国之命在人心，解决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9月14日下午，在大连承办的第五届达沃斯论坛上，与企业家代表对话，他又就政治体制改革谈了五点看法，提出“坚持依法治国。一个执政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并且严格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就需要改变以党代政，把权力绝对化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为此，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要推进社会公平正义，要维护司法公正，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特别是要坚决反对腐败。可是，不必讳言，温家宝讲政改已不是一次两次，“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国之命在人心”并没有成为掌权者的共识和行为准则，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丑闻怪事层出无穷，形成刺激民众神经的舆论热点。
 　　再问，谁是“太监”？“太监”之喻有两解。一是为“皇帝”服务的身边人。他们的荣辱其实与“皇帝”的存亡休戚相关（换个皇帝他宠信的太监就可能换人，一朝天子一朝臣），因此，有时候“太监”比“皇帝”更急并不难理解。另一解是，“太监”比喻不相干或使不上劲的人，因为传宗接代是皇帝家的事，太监想操心也没有代劳的能力。
 　　后一解使我想起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名言：“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在顾炎武看来，国家政权的更替是皇帝与食君之禄的臣僚们的事，普通百姓不必瞎操心；而保持全社会的道德文化水准则是每个卑贱的普通百姓也都有责任的。顾炎武的这番话有其“先进”的一面，即将国家政权（执政集团、政府）的兴替与社会实体的存亡和民众的责任脱钩，而强调文明的传承和个体的道德自律，这对至今把国家、民族与政权、政府混为一谈的人有启蒙意义，对将社会责任完全推卸给当权者的示范作用也是一个有力的反驳。但是，顾炎武的话也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他不仅没有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只有“天下”观念），也完全没有现代公民意识。
 　　所谓现代公民意识，核心当然是“主权在民”的思想，不承认“家天下”，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由此，派生出两点：一是与顾说相通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自律，意识到每个人的言行都影响“天下”的文明程度，行仁义，守礼法，重诚信。从这个角度理解“国之命，在人心”，我们现在的人心之败坏（有学者叫“社会溃败”）难道还要多说吗？那么多伪劣食品从种养到加工到送到消费者手上，全怪官方监管不严才让有关人员的良心喂狗了吗？动辄把人往死里揍的城管队员或公司保安怎么就甘当打手还下手那么狠？那几个诬赖救人者是撞人者的老太太是怎么回事，官方不至于要她们恩将仇报吧？大多数人都对天地良心负责，都有公共道德，这个社会才是有药可医的，反之像“所多玛”一样遭毁灭又有什么可惜？
 　　二是对公权力对政府的监督意识。公民要敢于挺身而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是忍气吞声“算了算了”；也敢于当出头的椽子，挑战不合法不合理的公权力滥用，而不是只想等别人出头了，自己搭便车。这是宝贵的“公民心”，也是可贵的公益心。
 　　有现代公民心（公民意识），就不会寄希望于明主贤臣青天大老爷，就不会坐等开明的权威来解放自己的思想，就不会坐等天下掉下来一套好制度，就会反求诸己，与掌权者进行良性互动，依法依规循名责实，要求掌权者兑现自己的承诺，带头依法办事，廉洁奉公，并对不公正的社会规则提出质疑，推动“变法”。
 　　在这方面，比如，深圳多年来帮助消费者依法维权的杨剑昌，督促政府部门公开预算的吴君亮，广州抗议地铁公司乱花钱装修的中学生“举牌哥”，不怕打击报复而监督公车私用的区伯，还有“口罩男”、“拇指妹”等人，都是好公民，是大家的好榜样。近年来网络上官民良性互动，促成社会进步的事例更是不少，虽然还要在推动制度性解决上下更大的功夫。
 　　与只知怨天尤上的中国传统思维不同，承认“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就将人民摆在主体地位了。相信自己，相信未来，每个人都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不恨恨而死，更不用官员的堕落做自己作恶行非的借口，努力建设公民社会，努力推动政治体制的改革——国之命，就系于这样的民心，我想。
 　　
 　　 2011/0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