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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08日 10:26:07
乾隆十二年，乾隆朝第一次“教案”正方兴未艾。这天，从湖广江陵县来了一伙差拨，带着一个犯人，是一个老外。据说是在湖北经商，现因患病，要递解回澳门的。经过最后一站广东香山县时，不料引起了当地官府的怀疑。经过盘问，这才发现，他并非什么商人，而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多年在江宁、汉口、武昌、荆州等地，非法秘密传教的法兰西传教士。
但是，这一切都被遮盖了：原来该人“黄明凤，实系在江陵地方行教被拿，起出天主经一卷，本官禀明上台，从宽办理，故此文书说是买卖”（《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
因此该书《导言》评论说，湖广地方官府为了不惹麻烦，居然替这名传教士编好一套说辞。如果不是广东香山县官发现破绽，这件事可能就被瞒天过海，蒙混过关了。
由此一件事，我们可以说，当年不知道有多少类似事件，都这样被遮盖起来，瞒了大家，也瞒了皇上。
这，岂不是“真历史”？
随着越来越多的档案史料的发掘利用，我和我的弟子发现，清代——就说乾隆朝吧——不管皇帝是多么精明，有许多事情其实是“葫芦提”、“不了了之”的。
籍此，清史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透过这样一些努力，我们开始看到跟以前大为不同的新的清史。它们大多集中于政治史和政治观念史的范围，虽然尚未成“大器”（其大部分还不能归纳为什么大的“理论”），我也可以为这些弟子感到骄傲了，——法国友人曾说，只要有两三个好弟子就足够了，夫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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