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骁骥 | 孝子也能“批量生产”？

　　10月30日，中国伦理学会慈孝文化专业委员会开展的中华小孝子培养工程在北京启动。该工程旨在通过培养孩子孝心，在青少年中开展孝文化普及教育，工程计划通过5年时间培养百万名4岁至6岁的孝子，把孝心培养教育融入到生活中。
 　　“中华小孝子培养工程”在网上引起了激烈讨论，不少评论认为“孝子”这个概念不太可能批量生产。这个定了时间、数量的百万“中华小孝子”培养工程，说到底是相关部门的一个量化了的“指标工程”，具体落实的效果很难评估。中国伦理学会秘书长孙春晨对此解释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当前青少年教育中普遍存在“重知识、轻德育”的现象，中华小孝子培养工程旨在通过培养孩子孝心，在青少年中开展孝文化普及教育，引领青少年从小养成孝亲敬老美德。
 　　众所周知，孝道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一直有着相当的分量，《孝经》在我国儒家文化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关部门提倡对孩子进行孝心培养的初衷本无可厚非，但涉及到“孝心能否量化培养”、“应在什么阶段培养”以及“如何衡量孝心”等具体问题，有关部门还想要一手包办，这就大可存疑。
 　　中国自古有尊崇孝道的文化传统，“卧冰求鲤”、“哭竹生笋”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孝子故事。有这样的文化基础，培养百万孝子并非没有可能。只不过，古代推崇的“孝道”多为“愚孝”，那些孝子故事叫现代人看过可以说是匪夷所思加惊心动魄，鲁迅在《二十四孝图》一文中已经抨击过，这里就不再罗嗦。当然，人们大可反驳说，社会主义先进性文化下的“孝”已经在前人基础上去其糟粕，用其精华了。即使如此，但这个“孝”的目标，究竟可以定时定量、依靠大跃进式的培养和批量化生产吗？
 　　虽然“孝子工程”有着促进青少年道德培养的“正确”初衷，但这种用工程来促进道德的行为，怎么看怎么让人觉着不对劲儿，“孝子”成了有关部门的一个产品、红头文件里的一个词、评比的一个项目。有关部门自定一个“完美”的道德标准，在此标准下，只需要工程的宣传、教育、评估机器开动，孝子就能如生产流水线上的一瓶瓶农夫山泉一样，源源不匮地生产出来，且每一个都“味道有点甜”。这可能吗？而且，这个过程一旦与利益挂钩，与校方、学生、升学率等等因素纠缠在一起，会不会滋生新的舞弊行为？众所周知，伦理道德需要通过社会建设、制度完善并培育良好道德成长的土壤，是一个应该“社会说了算”的事。但现在的公共部门，直接充当道德的裁判和道德的生产者和道德的拥有者，这种“三位一体”的畸形组合恰恰是道德发展的最大阻碍。
 　　将“孝子”从道德层面提升到“工程”层面，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先例。早在汉朝，官吏任用就实行过“举孝廉”的体制，规定每二十万户中每年要推举孝顺父母、行为清廉一人，由朝廷任命官职。这个汉朝版“孝子工程”的实行效果如何呢？有一个通过“举孝廉”进入汉朝“体制内”的人物尽人皆知，那就是后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一代奸雄曹操。
 　　什么时候人们最渴望“孝道”？那就是社会道德沦丧，世间已无孝道可言的时候。孔子周游列国一个劲儿宣讲君臣之王道，父子之孝道，正是应为当时乱世的社会道德已经支离破碎。比较近的一次，“孝子”在北洋政府时期也以政令推行过。历史地看，当“孝子”也能成为一项“工程”时，真正缺失的不是孝道，而是社会的道德、良知与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