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勇 | 评论何为

　　时间绝非轻羽。三年过去，中国民众恐怕都在感受这个国家步履之艰难。一份沉重，实实在在压在每个公民肩头。
 　　过去三年中，身为发言者，我们一直在问：在这样一个时代，做新闻写评论，究竟有没有用？如果有用，又究竟是何种之用？
 　　其实，在当年，中国知名报人张季鸾先生也问过同样的问题。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一月十七日一篇文章中，他写下了如下文字：“自民国以来做新闻记者，这多年在天津办报，朋辈们都说成功，报纸销得（？），也受重视，在社会各方庇护之下，何尝不俨然是中国大报之一？但在九一八后之中国，清夜自思，事前有何补救，事后有何挽回？到现在四省沉沦，而大报馆还是大报馆，老记者还是老记者，依然照常的做所谓舆论的指导，要用春秋论断，除‘恬不知耻’四字以外，恐怕任何批评皆不适宜。”
 　　用“恬不知耻”四字自状，身为中国文人论政的典范，张季鸾先生其时心情之痛苦可想而知：一介书生，能够倚仗的，仅仅是口中喉舌，手中笔墨，可是，这些似乎都无力阻止祖国沦陷，山河破碎，人民流离失所惨受战争之祸。既如此，所谓“引领舆论”，所谓“言论报国”，究竟有何用处？写出上述文字时候的张季鸾，用今天的语言描述，心中恐怕充满了“无力感”。
 　　时间过去，沧海桑田，中国也发生巨大变化，亡国之虞早已远去，随着国力强盛，辛亥百年之际，西方遭受经济危机之时，中国更是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被认为是可以拯救世界的力量，与美国共天下的G2时代似乎已经呼之欲出……
 　　然而，身为媒体人，我们也深知国情另外一面：随着国力强盛，随着国民收入渐进“中等收入”阶段，问题却也在不断累计：国家财力强盛社会矛盾却加剧，贪腐蔓延，群体性事件屡屡见报端，圈地血拆时有发生，老者街头摔倒无人敢搀扶，幼童惨遭车压路人匆匆而过，道德下滑诚信缺失甚至戾气弥漫，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食品安全环境污染问题严重且看不到改善之良策、策公共资源配置难言公平，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空间与可能性都在不断被压缩，深层次改革遭遇既得利益集团顽固抵制而难以进行且动力不足……“中国往何处去”这个问题百年来依然困扰着这个国家。
 　　所以，境况不同，问题依旧。如何真正做到“言论救国”而非“空谈误国”？如何力求自己的言论能对中国社会之进步有所推动？这个“张季鸾之问”，在我们看来，是每个中国新闻人、评论人应该自问并力求寻得答案的问题。
 　　必须承认，历史自有诡谲的一面，言论者在其面前恐怕注定“脆弱”。但是，困境中往往彰显真知灼见之价值、人性力量之光彩。知其不可而为之，正是我辈书生论政必需之勇气。
 　　这是一个时代进步新媒体蓬勃发展的时代。以此为平台，当今的中国社会，话语权正由少数精英独享渐渐走向普罗大众，可谓是一个众生喧哗的时代。这无疑对今天的评论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从精英圈子走向真正的现场？如何能在纷繁的世相中把握脉动的真相？如何能把握关键而不是沦为口水战主角、沦为所谓有影响力的“姿势分子”？总之，如何能真正读懂中国，如何能为中国转型尽媒体阵地之力？
 　　希望我们的评论，不仅文采斐然，更是理性的评论。所谓理性，并不是“调和中允”，做四平八稳状，而是基于事实，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质朴真诚。读懂中国，绝不应仅是一句口号，它需要不断增加深邃的思考，冷静的观察。历史变化，存在种种可能性，作为媒体中的评论平台，应为公众提供前瞻之角度，深入之思考，诚意之表达。
 　　希望我们的评论，是具有建设性的评论。所谓建设性，尤指应该对民众（当然包括我们自己）之感受有同理心、同情心、敏感度。毕竟，任何一个不能令百姓感到平安喜乐的国家，无论多么大、多么久，都会面临存在合理性的疑问。而所谓能推动国家进步的建设，有效地检验，必当是芸芸众生的日常感受。这是常识，尤应成为媒体人了解社会、谏言国家、建设社会的起点和终点。
 　　历史三峡曲曲折折，但是，大江毕竟东流去。身为时代洪流中的评论人，能以自己的真诚记录这个时代，以自己的思考参与、推动这一过程，无论如何，可称得上有一份幸运在其中。
 　　
 
 
 　　（时代周报评论版改版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