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电视看到南开与复旦招收新生要脱离联招，改为独立处理，考虑中学校长的推荐信。我以为中国的教育制度开始大手革新，大喜，但细读一位同学传来的有关资料，认为算不上是重要的改革。我对大学收生应该怎样衡量有自己的看法，写出来给大家考虑吧。
我要把大学可以获取的学生数据的重要性排列，分五项，由最可靠到最不可靠。如果不管费用或成本，当然五项皆用，但重量的分布还是要排列的。
（一）最重要的数据是中学老师的推荐信。不是中学校长的推荐信，是教学生的老师写的，最好不通过校长室。老师亲自教导，是唯一可以判断一个学生是否可造之材的人。成绩不是那么重要，通常比不上一个学子的灵气、悟性、好奇心、杀手本能等。判断这些质素最有资格的是学子的老师。
这里要小心了。考虑收生的人要懂得怎样判断一封推荐信，是否客套之辞或应酬之作，还是真的有点含金量，要弄清楚。举个例，在港大作系主任时我让同事们挑选要聘请的教师。他们淘汰了一位几封推荐信没有半句赞赏之辞的。我力排众议，认为三封推荐信虽然没有高评价，但写得长，主要是评论申请者写下的几篇文稿。我的判断，是写信的皆名家，时间宝贵，而他们竟然花时间阅读申请者的文稿！同事们依我，聘请了，但港大终于留不住这个人。推荐信不一定以长为上。Jacob Viner写贝克尔的推荐信以短知名行内，只一句：「贝克尔是我平生教过最好的学生。」
这里有些众人皆知的麻烦。写推荐信的老师可能不说真话，也可能作出错误的判断。招生要招得好是要做功课的。除了老师的推荐还有其他有关申请者的资料要参考，只是要把推荐信放在一个特别的位置。一九六八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招收研究生时，我参与，话事的是Gregg Lewis教授。这位大教授对多个写推荐信的人的「案底」了然于胸。
一位成绩平平的学生，Lewis教授把该生排在第一位，而其他学生的成绩则远为优胜。大教授解释说，写推荐信的人历来可靠，但永不赞赏，这次竟然说学生可以做学问，是难得的高评价了。我和几位参与评审的助理教授有点不服气，但话事权在大教授之手。后来知道该申请学生获几家顶级大学的奖学金，芝大也给奖学金，但斗不过人家。美国的大名校的学系部门通常知己知彼，或明或暗有多个写推荐信的人的档案。
那是说研究院的专科衡量。本科招生申请者众，不是专科，比较麻烦。但我认为，严格可靠的取录，本科招生校方也要多做功课，也应该储存推荐老师的档案。不是说所有的本科申请者都要有老师的推荐信，但我关心的是漏网的大鱼。是的，有些学子考试成绩历来不妥，但有老师看出是一头千里马。
（二）申请的学生就读的中学是何方神圣重要。不同中学的校方成绩是不能相比的。在西方，某些中学大名远播，大学收生只看这些中学的名字，少管学生的成绩——盖茨当年在西雅图就读的中学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半个世纪前香港与内地也有些中学与大学，是西方学府重视的名校，学生申请他们少管成绩。
大学收生重视中学的名牌对学术的发展有助。中学的名牌是反映着产出的学子在学术与事业上的成就。中学之间争取名牌会知道应该怎样培养学子才对。目前内地的中、小学皆有可观，一些中学的学子我见而生畏，但据说这些佳校的学子很少像西方那样受到优先取录的。
（三）中学校方的成绩。如果一间中学的老师不是为了学生的高考或会考（即公开试）而教，老师只管教自己的，那么一个中学生的成绩一般可取是反映着不同老师有相近的评价。但如果老师为势所迫，只教高考或会考的试卷与答案，老师自己的学问无从发挥，学生会被教「死」了。衡量中学校方的成绩，老师是否可以自由发挥很重要。
（四）接见学生面谈。有些学子很懂得怎样讨好接见面谈的人，是有人教过的，不要中计。接见口试的重要法则只一条：要问到学生答不出来。接见的考官可从浅问到深，或从深减到浅，务求找到学生可以处理的是在哪个层面。
当年我在洛衫矶加大考博士口试，四位教授代表着四门我选修的科目，其中理论是必须修的，最重要。我轻易地过了三关，最后是理论，考官是赫舒拉发。我如临大敌，你道赫师问什么？他问：「需求曲线是向右下倾斜的，为什么会是这样？」我答：「因为人的行为就是这样。」赫师说：「你下过苦功，没有什么要再问的了。」赫师是从最深的层面入手，用不着减浅了。这一问一答后来传为佳话。
（五）我认为会考或高考等公开试是最不可靠的衡量收生的准则。这种试的好处是处理大量学子的成本低，而又不需要回应什么私相授受或人事关系的闲言闲语。但当年Lewis教授作过多次统计，得到的结果是GRE（申请研究院的会考）的成绩与学生入学后的表现的关系是零！
会考或高考不是没有指示的。考得成绩上佳的学子不会是蠢材，不会是懒虫，记忆力与组织力皆有可观之处。问题是这种试墨守成规，不仅考不出学生的想象力，而想象力特强的学子通常考得不好。记载说，爱因斯坦与达尔文都不善于考这种试。我更认为，经济学鼻祖斯密在动笔写《国富论》之前以「心不在焉」而大名远播，考这种公开试会有很大的困难吧。
想象力是做学问最重要的，绝对是。但想象力牵涉到胡思乱想，想得快，想得奇，是一种联想的玩意。公开试的困难是不容许标奇立异的思想。标奇立异不一定可取，但大学应该容许甚至鼓励这种学生。
今天朋友读我的文章，往往奇怪为什么我会无端端地想到些什么地方去。我历来如是，从小如是，解释了中、小学时墨守成规的考试很少及格。当年在佛山与香港，不及格却有老师看中，不多，这里一个那里一个。但我就是读不到会考那个层面。后来到了美国，有些老师喜欢把我的新奇答案在课堂上读出来。
不久前跟儿子通电话，他说在大学修科考试如斩瓜切菜，但考公开试不知怎样答才对。我的外甥当年在香港的会考成绩还不错，但达不到有大学收容的水平。后来到美国拜我为师，今天是生物学名家了。
会考成绩可以作为大学收生的参考数据，但从造就学问人材的角度衡量是不可靠的。这种考试带来的悲剧，是鼓励了补习行业的盛行。大学收生重视公开试，或像香港那样只看公开试，必定带来补习的悲哀。补习生意要靠受补者的会考成绩好才有可观的收入。补习老师于是教猜试题，教可以背出来的答案。这样，富于想象力的学子会被教得像个机械人了。我们不要鼓励怪见，但墨守成规是做学问的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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