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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05日 11:02:26
孔夫子曾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似乎也从反面说明，古人之“不想由”、“只想知”。特别是他一旦走出乡居，与外界开始往来之时。
在《地北天南叙古今》一书中，黄仁宇先生有不少涉及当年军旅生活的文字，此次读来，感受颇深，如所谓军人读训：“服从为负责之本”；“不能跟他们（士兵）说理由”。另一方面，“对于日本人倒用不着十分提防”；战后因以两个中国军官督率大批日军修复公路的亲身经验，发现“只要一纸命令，指挥区处日军毫无难处，他们一切全部循规蹈矩，唯恐不符合我们旨意”。相反，中国军士首先即无“服从之观念”。
所以，老话说“中国人难治”；对方却是“直肠子”，到处流传“日哄日本人”的说法，也就不足为奇。
所以，中国人有“反行为”，用来对付皇上，对方官府，对付地主，对付集体……愈演愈烈，对付用来几乎一切。
不过，我却不能断言反行为是人们“与生俱来”、“从古就有”的，还是随历史演进慢慢“学会”的（这里并无任何褒贬之意）。不知诸君意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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