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政治家、史学家如何拔高诸葛亮

 

    
有五个原因,使诸葛亮的忠臣形象已树立起来,其一,刘备永安宫托孤时曾明确表示:“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这类诏书是历史上难得一见或绝无仅有的。有此诏书在,诸葛亮已有了取刘禅而代之的口实。其二,刘备病逝后,诸葛亮已掌握了政治,财政等大权,通过南征,又将李严兵马大元帅(统内外军事)这一至关重要的权力拿了过来,集军、政、才、文于一身,成了没有皇帝名号的皇帝,皇帝刘禅只剩下一具招牌。“政在葛氏,祭则寡人”的“最高指示”,成了这位皇帝的自我奚落。其三《出师表》中那句
“此诚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的表白,虽在政治上愚昧可笑,但很符合普通中国人知恩图报的美德标准。其实,愚忠与报恩之间有严格区别,普通人之间的报恩,是以牺牲自己利益为前提;假如因回报而牺牲社会或他人利益,刚为法律所不容。政治家手握国家权力,回报私恩时,常会以民众利益作礼品,当然就没有了可取之处。倒相反,很多政治家只所以受到后世的称赞,常常是因维护国家民众利益而敢于蔑视私恩的缘故。其四,病死五大原的悲剧结局,原是诸葛亮追求人格完善的策略,借以掩盖五次失败的责任。后世不察,从而使他获得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殊荣。其五,陈寿在本人传记中有意隐瞒了诸葛亮与李严之间的倡答“九锡”、“十锡”的内容,就连南征回来后,已经接受五锡这一重大事件也只字未提,隐瞒使忠臣形象高大突出。

   
忠君思想是一个陈腐概念,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逐渐变成一堆垃圾。中国历代的最高统治者总强调忠君,帝王遂成为几千年衡量臣下的最高标准。这时候,中国专制政治文化也进入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之中,一方面,将商汤推翻夏桀周武推翻殷纣统称为汤武革命;另一方面,又把曹操、司马懿、司马昭等称为奸贼,把曹丕,司马炎等称为“篡汉”、“篡魏”。

     
诸葛亮有贤相、廉吏的资质,陈寿又将其拔高为最高统治者十分器重的不贰忠臣,三者一体的身份十分罕见。纵观三国之前的中国历史,权臣异化走向反面的,有赵高、王莽、董卓等,春秋时更多不胜数。周公辅成王而不曾篡位,这是有口皆碑的,但后世将他视为圣人,而且是儒家始祖,圣人是可以学习而不能比拟的,已被高悬了起来。霍光辅政时,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而且曾有废立皇帝的惊天之举,却没有取而代之的萌动,应该说,他是旷古少有的不贰之臣。遗憾的是,他的子孙不争气,不仅招来了杀身之祸,连其亲属也成为失火城头之下的池鱼,并给霍光形象蒙上了一层厚重的污垢。管仲是春秋时大权在握、出将入相的重臣形象,并使齐国成就了九合诸侯的伟业,但国君齐桓公是一道难窥就里的铁幕,管仲受制于铁幕。相比之下,诸葛亮是圣人周公最好的学生。

     
刘禅是一位玉玺皇帝,军权异化为皇权不仅已有了可能,刘备的临终遗嘱,又成为诸葛亮顺理成章登上皇帝宝座的铺路石。然而,由于受派系矛盾的制约,更由于民众对蜀汉王朝的依附心理,诸葛亮不敢贸然行事,而是谨慎地,隐蔽地逐渐推进。凑巧的是,取代意图尚未彰显,他已命终五丈原,从而完善了自己的人格。这在封建社会中既是难能的,又是整个社会所最需要的,在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下,篡权往往同内战联系在一起,而社会需要安定与祥和。

     
再与同时代人曹丕、司马炎相比,当他们握有军政大权后,就立即使军权异化并最终篡位。其先祖曹操、司马懿、司马昭等虽持重一些,也都有逼宫、杀弑及宫廷政变,这使诸葛亮完善人格的魅力更相得益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名言,虽出自张俨的伪作《后出师表》,但确实符合世人对他表层认识。

     
在忠贞标准上,诸葛亮几成完人,而其子孙亦无瑕疵,其子诸葛瞻虽然不是将帅才具,率兵到涪城抵御邓艾时,不能采纳黄崇依山拒险,“无令敌得入平地”的正确意见,致使邓艾部长驱直入包围了绵竹,但是这只是才具。更重要的是,他继承了乃父的“忠贞”衣钵,曾经拒绝了邓艾表封“琅邪王”等高官厚禄的引诱,斩了来使以示决绝,并为蜀国战死于绵竹,以壮烈成仁为先父名节划上了完满句号。其孙诸葛尚是带着负罪心情踏上战场的,临出发时感叹道:“父子荷国重恩,不早斩黄皓,以致倾败,用生何为!”于是“乃驰赴魏军而死”。诸葛尚之死,又为祖父“忠贞”名节锦上添花。有如是不贰忠臣及后代,后世当然要大加推崇。所以,诸葛亮就成为统治阶级标榜推崇的一面旗帜。

     
至于炮制《隆中对》并游说孙权,终造成国家重新分裂的罪责,统治者是以“各为其主”解释的。历代统治者都是这样,对发生在本朝本代的分裂活动严惩不贷,十恶不赦之罪中,首恶就是谋逆罪,是要夷其三族以至九族的。而对发生在前朝前代的分裂活动,都可以忽略不提或加以肯定。表面看来,这已是人格分裂,是道德二元化。之所以产生如此矛盾的标准,是他们始终坚持了实用主义的利益原则。对本朝本代的分裂者残酷镇压,是为了确保皇位不发生动摇。对之前的分裂者加以肯定,是取其对主人的“忠诚”。他们希望臣下都能像诸葛亮忠于刘姓皇帝那样忠于自己。所以自古以来,大都把降官降将列入贰臣,尽管他们对夺取江山做出过巨大贡献。对不肯投降的前朝文臣将领,虽然得杀掉,但还要厚葬并隆重祭奠。更由于统治者视民众为草芥,是整正数后边的一串零,独立存在时没有意义。所以对因分裂国家,或因穷兵黩武给民众带来灾难的行径,都是视而不见的,都忽略不提。

     
然而,陈寿写《诸葛亮传》时,虽有拔高之虞,仍将传主作凡人看待。所以也写了缺失,在评及诸葛亮的才能时,曾写了“于治戍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这是对五次北伐的考评,唯见其轻,不见其过。在论及其子诸葛瞻时,也有瞻工书画,名过其实的判词,这也是有根据的。然而,统治阶级既然要高举诸葛亮这面旗帜。就必须洗刷掉旗帜上面的污点;要洗污点,就得推翻陈寿的结论。陈寿的结论也不是那么好推翻的,他毕竟是位严肃的史家,结论都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如果就事论事,尽管陈寿已经作古,但有白纸黑字的史实作抵垫,结论当然难以推翻。深谙官场尔虞我诈鬼域伎俩的唐代名相房玄令,避实击虚发一支“奇兵”,从陈寿人品入手进行否定,在他监编(相当于今天的主编)的《晋书·陈寿传》中,以道听途说作依据记述了两件事情,其一是,丁仪、丁异(带广字头)有盛名于魏,陈寿对他们儿子说:“送千斛米过来,我会为你父亲写一个很好的传记。”因为其子不给,所以未给二人写传记。其二是,陈寿父亲是马谡参军,马谡被诸葛亮斩了,其父受株连被处以剃掉头发的刑罚;更加之诸葛瞻看不起陈寿,所以在为诸葛亮父子立传时,就写下诋毁的结论。以一代名相身份“诛杀”文化人陈寿,犹如以鎯头砸蚂蚁;又是从人品入手的,更具说服力。中国人历来把人品操守放在第一位,人品丧失了,还有啥脸面说话!即令所说的都是凿凿有据的事实,谁也不敢再相信。房玄令何人?他的唾沫星溅在墙上,也像钉子钉在木板上牢固。自索米说见诸《晋史》后,当时甚有影响的史学家刘元济、刘知几都深信不疑。刘知几在《史通·曲笔篇》中,说陈寿是“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宋代史学家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也说:“乞米作佳传,以私憾毁诸葛亮父子,难乎免物议矣。”

     
此后,虽有众多的史学家如崔浩、朱彝尊、钱大晰,赵翼等为陈寿辩巫,且证据充分有力,但仅限于被动地洗刷其罪名,已无力也没有胆量再次确认诸葛亮的缺失了。房玄令及其他史学家、政治家树立这面忠臣旗帜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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