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篇旧文,悼念刚刚逝去的“穗穗”扮演者白静。《血色湘西》的主题就是:流血与毁灭。女主角的扮演者最后命亦如此。死者已矣,至于她和一起死去的丈夫生前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作为生者,我以为不必做太多的议论。悲剧已经酿成,夫复何言?)

   湘西究竟在哪里?湘西到底是么样子?
   这两个看起简单的问题,怕没几个人敢拍着胸脯说他能说清楚。当人们谈论起“湘西”这两个字时,所指的内涵和外延是模糊而不一致的。它可能是地理上的湘西,历史上的湘西,文化上的湘西,或者仅仅是一些外乡人通过沈从文的小说和散文,通过走马观花的旅游所知晓的碎片,一个住着千万男女、有着美丽山川的地方,被简化为撩人的情歌、土匪的刀枪、河边的吊脚楼以及放蛊、赶尸、拜傩神这类文化或旅游的符号。
   再原生态的山歌、再好的文艺作品,想要用声相准确传神描摹出湘西或许只能是执象而求。佛说一个实体的我是不存在的,人生如飞瀑流转,一刹那间千百般变化,各不相同。一个地方何尝不是如此,有死去的湘西,有活着的湘西,这生死两头也许有一种叫“传统”的桥梁搭接,但这座桥并不是蛮牢靠的。
   就地域而言,湘西有大小之分,今日许多人所指的湘西,仅仅是行政区划中的湘西州加上张家界市——原来的大庸。但有些人说到湘西,则包括资水、沅水流域,雪峰山脉到武陵山脉之间的大片土地,即电视连续剧《血色湘西》中常提起的“六府三州”。从行政区划来说,今天的湘西州、张家界市、怀化市大部分、常德的石门、慈利和益阳的桃园、安化,以及雪峰山东麓的娄底市所辖新化,邵阳市所辖的新梢、隆回、洞口、绥宁、城步、新宁驻县的全部或部分,都可算作湘西,大半个湘省囊括在内。也就是说,一百多年前,某个行脚客,吃完早饭背着包袱,出了宝庆城,坐船过了资水往西,他就算是一脚一脚走进湘西了,走过丘陵间歇脚的一个个小铺镇,山势陡峭起来,开始爬雪峰山,进入湘西的腹地。
   因为曾经的偏远和交通不便,在外人眼里,这是块神秘而蛮荒的土地,沈从文的小说又给许多外面的人对湘西插上想象的翅膀;这些年来杀鸡取卵式的旅游开发中,那些为游客表演的伪民俗,也误导了外人对湘西的印象。20年前的《乌龙山剿匪记》开启了银屏中的“湘西”潮,一部部有关湘西的连续剧,重点必定是这里的江湖,江湖里的土匪,直至使外人认为湘西和土匪之间可以划等号。
   土匪,仅仅是曾经的湘西一种出产而已。这里的人并非都是尚气好斗的,大部分是些只求平安过日子的良民,他们怕官府,怕土匪,不愿意轻易和人争执。就在抗战晚期的雪峰山之战时,大批倭寇进入宝庆以西的湘西腹地,这里多数的人所能想到的只是扶老携幼躲到岩洞或山林里去避祸。
   《血色湘西》中也有江湖上的恩怨,但看上去这部连续剧的制作者试图做一种超越,超越以往有关湘西的电视剧以土匪为主打。这部戏里的排帮也持枪抢劫,但他们不是单纯的土匪,几百年在当地遵循着没有形诸文字的地方规则。这部戏的主要情节是围绕湘西抗日展开的,但我认为抗日仅仅是这部戏的一个由头,或者说顺便戴上一顶政治正确的帽子。导演所要表现的,可能不仅仅是江湖儿女的爱情,抗战中家国情仇冲突的痛苦与牺牲,导演似乎想通过借抗战这个大背景,来表现出这方水土的一种处处充溢却无可触摸的气质,似乎要告诉观众,湘西的山川神灵和栖息其间的人,多年来相互作用所形成的集体魂魄。这部戏的导演是想把它拍成电影版的《九歌》或《长河》这类诗歌和小说。
  这部戏的情调和风格受沈从文先生的影响是很明显的,连男主角石三怒的名字,也出自沈从文《湘西》里面一位曾名震湘黔川的游侠田三怒。多数人对沈从文的了解更多是通过小说《边城》,但我以为,沈先生另一部小说《长河》对这部戏的影响更大。沈先生是想把《长河》写成一部反映湘西在社会转型时的史诗,当无可阻挡的外力打破湘西的宁静时,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受到冲击。如果说《边城》里的翠翠对山外的想象,更多的是一个山野少女在青春期的自然萌动,而《长河》则不一样,美丽而机灵的夭夭,能干而固执的长顺,善良而不乏圆滑的商会会长以及油滑而贪婪的保安队长、县衙师爷,构成了一幅湘西风情图,但这风情图不是静止的《清明上河图》,而是如长河一样流动,不舍昼夜。山外政客和军人的游戏,波及到湘西,湘西不可能再沿袭几百年来不为山外势力左右的状态。山民的淳朴和彪悍,挡不住挟裹着现代生活方式的社会大转型。可惜,沈先生这部《长河》没有继续写下去,《血色湘西》似乎想要将沈先生未曾全部表达的东西,通过影视手段表现出来。
  抗战,无疑是鸦片战争中国社会开始的“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对本民族影响最大的事件,它以无比惨烈的方式让数目超过任何一个时代的中国人情愿或不情愿地参与转型。清末变法和民国初年的政治势力角力,对湘西这类偏僻之地影响不是很大,日子还是照常地过。可抗战的烽火影响到全国,真是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当山野里的人们面对一个用现代化武装起来、以国家名义支撑的抢劫团伙时,和袍哥、和土匪、和官府打交道的祖传经验统统不管用。剧中的童老师和汪老板找到当地世袭统治者龙十四太爷,企图以爱国心感化,要求龙十四太爷出头和当地江湖人士交涉,保证运送抗战物质的商队平安通过雪峰山。龙十四太爷的回答是,没人见过日本鬼是红眉毛还是绿眼睛,你要竿民为山外那些没见过的日本鬼子流血,是说不过去的。这段话比较准确地表现出湘西这种地区人们固有的思维方式,所谓人世间交往的信义原则,是有其利益基础的,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朝廷律法约束力不强,当地人必然会通过争斗妥协,最后找出一种适合本地的规则,这种规则对官、匪、民、兵都有约束力。受这种规则约束的人们,在乎的是宗族,是亲友,是帮派,因为这些才给他遮风挡雨,而传统的朝廷仅仅是字面上的统治者,除了征税征兵外,和湘西人的生活没什么影响。那么这种生活状态下,如果没有现实中的剧烈冲击,你让他理解现在的国家和民族概念,有一种现代的国家或民族认同,实在是太难了。因为按照历史上改朝换代的经验,谁坐龙庭,和他们无涉。当日本人刚刚进入这块土地时,他们还以为和往常一样军阀或江湖帮会争地盘,谁来了躲一躲就过去了,躲不过交点保护费就行了。我小时候就听老辈人讲,他们刚听到日本鬼要打来时,大家不放在心上,有人说我们只要走到大山的山尖尖上—–即雪峰山就万事大吉,外国来的人哪能爬得上那么高的山。到后来才晓得日本鬼的利害,岩洞、大山上的人都被抓出去当挑夫,我的爷爷就是其中一个,日本败退的时候才逃了回家。他们把那段经历叫“走日本”。一个“走”字传达出山民面对外力侵犯时一种沿袭多年的无奈办法,长毛来了他们走长毛,日本人来了他们走日本。
  但日本兵进入湘西不是简单的官军和叛军,土匪和土匪之间的战斗,湘西的山民第一次真切感觉到现在的国家和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保卫国家和维护自己利益有相同的地方,顺着这种逻辑,《血色湘西》中的竿子营山民面对兵强马壮的日本兵,举起了最原始的武器进行抗争。中国人在二战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如果说收获的话,除日本投降这个胜利果实外,最大的收获是一个在战争开始时还停留在中世纪的国家,通过战争洗礼,人民初步觉醒,初步具有现代国民的意识,包括湘西大山中的人,也觉得在家庭、宗族、帮派之外,还有一个国家和自己的命运有关。而在此之前,多数中国人的眼里,国家等于官府,仅仅是用来对自己征税征兵的。而现代国家意识的形成,首先是民权意识的觉醒,代表国家的政府维护自己的权利,替自己办事,这样的国家遇到危难了,自己才有义务为他出力为他牺牲。权利和责任是对等的这类现代政治理念,山民其实并不难懂得。宗族庇护他,他便效忠宗族,帮派庇护他,他便效忠帮派。如果掌握国柄的政府对他的保护力度还不如宗族和帮派,甚至反过来欺凌他,用湘西的土话来讲,我受欺负了要是国家不管,那这国家结黄瓜解茄子管我的卵事。人们之所以能投身抗战,是他们明白政府的抵抗是在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家人。但对国家的效忠是动态的,你给他做多少,他才可能反过来回报。没有一种爱是无缘无故的,不可能要求人们只讲牺牲而不求回报。尔后的内战其实只是抗战这一百年来最大历史事件的延续,它彻底改变了包括湘西在内的中国社会结构,龙十四太爷代表的乡绅权威,麻大拐子代表的帮会控制力,被一种强大得多的力量取代了,湘西不再是过去的湘西。但要说湘西这样社会形态停滞数百年的落后地区,因此完成了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还为时过早。
  沈从文先生并不太注重故事的曲折和矛盾的冲突,他的小说更像散文诗,故事是否刺激不是顶重要的,散淡悠远的笔调写出一个地方人与风物的神韵,也许才是沈先生所追求的。《长河》的故事情节一点也不曲折,吸引我的就是在人物对话中,在风景描写中传达出的韵味。我看《血色湘西》也是如此,论表现英雄的气概,不如《亮剑》,论表现男女爱情被政治大背景的挤压和捉弄,不如《血色黄昏》,它在讲战争和爱情的同时,用很多的镜头去表现当地的风景和民俗,没准导演就想把它拍成一个有故事的旅游宣传片。木板房以及院落里的鼓风车、石磨、舂米的礌子,系在腰后的柴刀,灌在竹筒里的米酒,弯弯的山路,溪流旁的水车,这故乡的风物是那样的熟悉。还有对话中刻意保留的当地词汇,以及山歌中直白火辣,后生仔的逞强好胜,一切让我感到那样的亲切,亲切之余不免忧伤,因为这一切有些已经消失,有些正在消失。
  少年时我放牛或砍柴时,站在家背后的山包上,放眼看西北的板子山—–雪峰山的一条重要支脉,似乎就在咫尺,青黛的山脊看得清清楚楚,清晨时还能望到山腰的雾岚。我晓得翻过那些山脉,就到了怀化,从资江流域进入到沅江流域,往西走更远能到贵州和四川。我想我长大后一定去山那边看看。祖辈中的男人,谋生或避祸,雪峰山西边那片地区是首选,我爷爷,我老爷爷以及更老的祖先,没去过那块土地闯荡就会让乡人看不起,我的六世祖因家穷30多岁还没讨婆娘,有一年穿着草鞋往西,领回一个贵州寡妇,才繁衍至今数百口人。
  可是到了我这一代,多数人闯荡世界的方向很少朝西翻雪峰山,而是朝东奔长沙,朝南下广州,甚至朝北走更远的地方,西边那片山水世界,已经渐渐地被遗忘,除了一些由导游带领的游客来去匆匆。年华易老,马齿徒增,我至今也没有圆翻越雪峰山的梦,更别提途中邂逅一个会唱山歌的多情妹子。翠翠、夭夭、潇潇、穗穗、月月的后代们,多数离开了湘西,在珠江边某个工厂的流水线上劳作。
  沉到长河里的湘西,我们是找不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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