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 | “双拐”突至，能否打出时间差？

　　
 　　本报评论员张曙光
 　　
 　　出口下降，经济放缓。许多人担心今年上半年会出现中小企业大面积倒闭，失业率大幅攀升。那金融危机时出现的千万民工返乡潮会不会重现呢？
 　　
 　　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春节后的用工荒情况依然存在，而且不仅出现在东南沿海地区，还蔓延到全国各主要大城市。许多企业加薪幅度达20%仍然是招工难。经济增长放缓将导致失业率上升的普遍规律似乎再一次被中国特色国情所颠覆。
 　　
 　　但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看，这一现象有其必然的逻辑性。一是人口红利消失拐点出现;二是刘易斯拐点出现。这两个拐点几乎同时出现与中国现有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撞击，而此时恰逢国内宏观调控，国际经济增长趋缓这双低点。彼此抵消就造成了经济增长放缓，而就业压力并未增大的怪像。这给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打开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时间窗口。
 　　
 　　近三十年来，我国经济高增长主要依赖于超大规模，低成本劳动力优势。我国每年新增劳动人口约1000万，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规模，而劳动力成本不及发达国家的1/10。这一比较优势使中国经济保持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使我国迅速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如何保持这一优势则成为重大经济命题。
 　　
 　　一是人口红利消失。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中劳动人口比重大，抚养率低，可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据测算，我国经历三次婴儿潮之后，到2010年人口红利达到峰值，劳动力总量保持在9亿左右，到2020年之后快速递减。二是刘易斯拐点出现。刘易斯拐点是指在二元经济结构下，传统的农业部劳动人口持续不断地向非农业部门大规模转移，直到枯竭。我国经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出现大规模农村劳动人口转移，到目前我国已经有2.3亿人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业部门，近年来这种大规模转移趋势明显减弱。今年1月国家统计局分布：我国大陆总人口13.4735亿，城镇人口占比达51.27%，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有学者估计目前农村剩余劳动人口尚不足5000万，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
 　　
 　　从理论上讲，人口红利的消失与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般也不会同时出现。如日本的人口红利消失比刘易斯拐点出现晚了30年。但从目前情况看，这种比较少见的经济现象似乎在中国出现了。那如何应对呢？
 　　
 　　首先要断续解放农业剩余劳动力。与发达国家农业人口的占比相比较，我国农业人口占比还非常之高，我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48%。而美国是2%的农业人口供给全国农产品市场还有大量出口。我国农村户均承包耕地只有7亩，远远没有达到规模经营的水平。只要提高规模经营水平，再释放出几亿农村劳动力是没有问题的。这样就可将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时间向后推迟，与人口红利消失的时间点错开。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创造更有利的人力资源条件。    
 　　
 　　其次，要创造推迟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条件。自2004年以来党中央连发9次一号文件，将农村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农村土地确权，土地流转经营等方面有所突破。为农业规模经营创造了有利条件。2003年以后，国家对农业的补贴力度逐年加大，2006年取消了农业税。按理说这些措施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创造了有利条件，应有助于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但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如此。一是我国的城镇化速度与工业化速度不同步。虽然号称有2亿多农业劳动人口转移到非农业部门，但由我国城镇化速度低于工业化速度，使得这些劳动人口进得了厂门却进不了城门。这使得劳动力对工业部门的供给不稳定。每年春节2亿民工的大迁移，对企业来说，工人回不回来成了不确定因素。二是户籍制度差别消弱了农业人口工业化的“幸福感”。在计划经济年代，农村人口被招工可称是鲤鱼跃龙门。但现在农业劳动力是进厂不进城，农民人虽进厂，依附于城市户籍制度上的种种社会福利均无法享受，生活质量大受影响。虽然目前从统计上看城乡收入差别仍在扩大，但农民进厂的生活起点非常低，只要农村生存环境稍有改善，进厂务工的诱惑力就大为减弱。有企业家测算，农民外出打工与回乡谋生比较，农民可接受减少三分之一收入的差距。
 　　
 　　所以，加快我国城镇化速度，改革户籍制度已经不仅仅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问题。当然，户籍制度改革不能仅仅盯在北、上、广这几个人口规模已经达极限的超大型城市，而是要从人口经济战略布局的高度在中东部地区发展工业中心城市，配套全面的户籍制度改革，使我国经济呈显出区域阶梯性发展，持续发挥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
 　　
 　　最后，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劳动力质量是根本解决之道。目前各地呈现出的用工荒有结构性特点。是一线工人缺，低端劳动力缺，40岁以下工人缺。这与我国经济在全球产业链上地位密切相关。“三来一补，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对装配线上的工人需求量极大。而这些岗位往往对劳动力的年龄的特殊的需求。据调查，最典型的代工企业富士康公司，其管理部门对工人在流水线操作是以秒计算。工人从流水线上取下部件，扫描、封装、粘贴、放回5个动作要在10秒中内完成，一天要重复2万次这样的动作。这是一种高强度，低技术的劳动需求。工人在这种岗位上的黄金年龄是18至25岁。有学者测算，今后10年这一群体减少幅度达50%。而一般人们统计劳动年龄是15岁到64岁。在这种经济模式下，我国的用工荒结构性特征就更加明显。
 　　
 　　从另一方面讲，劳动人口的技术和知识含量越高，有效劳动年龄就越长。而高强度，低技术的劳动方式只会使劳动力迅速贬值。人口红利消失不可避免，但因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巨大，控制刘易斯拐点出现尚有可为。上一个人口周期我国得之于经济数量之增长，失之于经济质量及社会保障匮乏。在“双拐点”出现之际，亡羊补牢之策犹未为晚也。（作者为〔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
 　　
 　　
 　　
 　　
 　　
 　　[col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