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强走向自戕的外语疯癫
顾则徐
最近通过的西安市《加强西安国际语言环境建设工作实施意见》中明确规定：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40岁以下的公务员，要能够掌握英语对话300句以上；邮政、银行、医疗卫生机构的80%的一线员工能够用简单的英语进行服务；40岁以下、大学本科以上的民警中，80%的人员能够掌握西安市公安系统英语基本会话100句；等等。这一规定由于一刀切而引起了舆论批评。我以为，一刀切只是形式，关键是为什么会一刀切？不认识清楚今天中国对于外语的心理，今天不这样一刀切，明天就还会那样一刀切，就好象奥运会期间要求北京市民都要学讲英语一样，荒唐的事情永远层出不穷。
清朝晚期中国走向开放时候，学习英语、法语、德语、日语等成为风潮，几乎是所有进步知识分子的自觉行动。那时候中国人学习外语，背景是国家的封闭，中国人要主动、积极向先进国家学习各种知识，有知识的人必须走在前列，造就中国的外语人才，因此，学习外语就是自强。由于有了这样一个自强过程，清朝末和民国期间，中国就涌现出了大量外语人才。在这个过程中，也伴随形成了一些不良的社会心理产生，产生了文化的自卑，以至出现了会讲几句洋泾浜外语就以为高人一头的社会现象。但无论如何，那时候还没有出现由政府来规定以外语取士、规定全民学外语的现象。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后，跟清末民初一样，中国社会不得不重复一次由封闭而开放的痛苦历程，凡是想学习新知识的人也是无不学习外语，再次出现了学外语的风潮。由于这次改革是由政府掌控的，是高度集权下的开放，因此，试图进行开放的权力就很快涉足到了学习外语的风潮中，出现了以外语为取舍标准的一系列规定。政府的动机也是为了民族自强，但外语是不同行业、不同职业自己的事情，各有自己特殊的要求和取舍，学习或不学习外语实际上也是个人的一种取舍，现在却由国家来统一规定，便有了十分的荒唐。比如我有个专业教授书法的朋友，无论是讲课还是他的书法作品，在业内都是公认的高水准，但由于有外语的标准，怎么都评不上副教授，长期只是讲师，结果，出现了“民愤”，也出现了“官愤”，他搞中国书法也一定要外语，实在是个大笑话。
这种权力对外语学习和掌握的统制，导致了走向开放的异化，从自强变成了自戕。比之民国时候以几句洋泾浜外语高人一头的现象，今日不分青红皂白的外语标准更是严重造就了民族的自卑和自辱。与民国时候知识分子和官僚有着深厚传统文化功底不同，今日的知识分子和官员普遍缺乏传统文化的底蕴，能够流利阅读繁体字书籍的人都不多，民国时期启蒙阶段就掌握的对对子也已经极少人能做到，因此，对外来文化就缺乏良好的兼容功夫，通过权力的运作从未有过地伤害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南开大学的朱鲁子先生对此可说是怒不可遏，专门写了本书《走火入魔的英语》，把今天用权力规定的一律的英语考试称为了“英语鸦片”、“英语霸权”、“英语毒瘤”。
与外国人交道，应该向他们学习，但前提是自尊、自爱，是彼此的平等。尤其在这个殖民主义早就破产了的时代，外国人更尊重的恰恰是能以平等之心彼此相处的中国人。外国人到中国来，好玩的是学几句中国话，而不是不伦不类的外语。吴佩孚是个脑筋比较旧的军阀，但跟外国人交道却很知道要平等。有一次需要接待几个英国人，他的下属请示宴会安排西餐，吴佩孚问下属：“如果我去英国，他们会给我准备什么？”下属说：“外国人不会做中餐，肯定只会准备西餐。”吴佩孚就说：“那我就用中餐招待英国人。”下属说现在招待外国人都是西餐，吴佩孚毫无商量余地：“到中国就吃中国菜。”今天喜欢搞这个那个规定的官员，实在应该跟吴佩孚学习一下民族的平等精神，等外国公务员要规定学中文时候再规定中国公务员学英语也不迟。
201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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