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凌 | 征粮：与农民的第一场遭遇战，上

      （2011年，我写了几篇文章，分别发表在《炎黄春秋》、《领导者》等刊物上，此篇发于《南方都市报》（2011/11/20），看来虽是一件小事，涉及问题很大；此为原稿，文字出入并非因为编辑之删削。）
 
       历史学最重视初始，一般认为，在农村，中共建政初始的第一件事，无疑就是土地改革。还能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或说能排在它前面么？
       读了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研究中心主编《中国当代史研究》中的三篇文章（黄金娟《建国初期上海郊区农村的征粮问题》、杰瑞米•布朗（J. Brown)的《从反抗共产党人到反抗美国》、王海光《征粮、民变与“匪乱”：以中共建政初期的贵州为中心》），我们却有了全新的看法，并终于发现，原来所谓第一件大事，并不是“土地改革”，而是“征粮”。
       这岂不是咄咄怪事，它是“真实”的吗？又是否具有“代表性”、“典型性”？
 
       不幸的是，这些却都是真的。而且，还造成了农民的暴力反抗。文章告诉我们，党和农民的关系，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如一般土地改革论者所说），就是为了所谓农民的利益；在刚刚“解放”的初期，它不像是个“解放者”，倒像是个外来的“征服者”。
       问题就出在粮食上。首先，是新政权粮食紧张，征收数量过大。这种现象又不仅存在于上海，也存在于南方“新区”各地（如东南、中南、西南诸省）。农民没有想到，他们被“解放”出来，在推翻旧制度之后，却要缴纳更多更多的税粮（这时候，还提不到日后工业化建设的需要；更不用说十年后的大饥荒）。据温江地委书记贾启允回忆，共产党一到，“不是首先给人民群众一些什麽东西，而是首先伸手向群众要粮食”，曾使人深感为难。
       显然，经过几年的残酷战争，北方“老区”已不胜负担。所有新的负担就不能不转移到“新区”（即所谓“新解放区”）。
       其次，则是对南方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不了解。特别是对江南。黄金娟的文章（《中国当代史研究》第三期）即指出，上海郊区的租佃关系、阶级关系异常复杂；农村中大部分人亦工亦农亦商（据高王凌《活着的传统》，这种现象已存在有数百年之久了），阶级成分不易划清。
       其中最为复杂的是百分之八十以上土地盛行着“一田二主”的土地制度，不但存在三种业主：底面业主、田底业主、田面业主，同时存在三种佃户。佃户只向地主交租，而由地主向国家纳税——这一般是指田底业主，他们拥有较多的土地，多数居住城市（上海），被称为“城居地主”。
       而那些农民（佃户）却经常拖租、抗租，实际交租率并不像外界所传那样高（此处可以参考白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1840—1950）》以及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地主也并非完全依靠收租为生，所以他们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其他地区（？）那么紧张。
       然而，据说，“中共对南方新解放区的状况是（心中无数）很不熟悉的”。结果，在进城以前的“征借”之后，借粮未还，紧跟着又开始了夏征、秋征。历史上佃户只交租（秋季收租，夏收不交），不交粮，现在不但要交，而且夏秋两季都要交（税）。农民的意见当然大了。当年又遇到了大灾。于是不少农民“明目张胆”地拒交、抗交。一些地方爆发了各种武装抗粮行动，有几十名地方干部遭到杀害。当局也以强硬手段施加打压。
       那些极端做法遭到了中共中央的批评之后，取而代之的是“阶级分化”方法，如“查黑田”、“划分成分”等。其中那些老生常谈，包括它的“扩大化”，我们就不再重复（可参阅高王凌、刘洋《土改的极端化》）。
       划分阶级的标准是“三亩以下是贫农，五亩以下是中农，十亩以下是富农，十亩以上是地主”（这不是人均而是每户占有的土地面积），不同阶级之间区分很小（也出现了七亩以下的富农）。负担很多落在贫苦农民身上，征粮无法达到目标，抗缴现象相当普遍。“谣言四起，许多农民已不再看好共产党政权了”。
       在这样一些地方，“土地改革”也已不是（革命的）什么目标，而成为了（征粮的）某种手段。
       由于新政权建立以后，田底业主一般都收不到地租，政府出台了新政策：“业主负担，佃户代缴”（太平天国及其以后即屡次“着佃起征”，见白凯书）。没有想到，佃农原来可以不交、少交给地主的租子，却必须交给政府了，出现了“交粮要比交租高”的怪现象。
       为了笼络贫苦农民，政府颁布了减租条例，规定“按照原租减低25%～30%”，也没有得到农民的欢迎（因为不了解地租的实收率问题，所谓减租变成了实际上的增租，参见《租佃关系新论》）。征粮工作出现僵局。
       各级干部开始与普通农民对立起来，据县委调查，许多农民家里并不是完全没有粮食（这也是实情）。为完成指标，使用了行政命令、强征、硬征的方法。如威胁农民说：“你不交粮吗？共产党来给你发火”；“你不交解放怎么来的”。不管有粮没粮，直接派人到农民家里搜粮、抬粮。学界一般以为，这类现象是统购统销时才出现的，没想到这时就有了。死人的事也发生了。
       到1950年底，形势急转而下，上海郊区接连爆发以“抗粮，反征粮，打倒北方人政府”为号召的暴动和骚乱，且“带有相当规模的群众性”。秋冬以后，“匪乱”亦起。
       在随后的土地改革中，据说有些地方无论本地有无恶霸，有无不法地主，都要找出几个人逮捕、枪毙，有的甚至以捕人、杀人的多少作为打击地主阶级的标准，把一些根本不该杀的人也杀了。并一度出现长达二十多天的乱斗、乱打、乱杀的严重混乱状况。（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