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南方周末
  
  “在民主德国的生活中,没有一块空间是史塔西所不能间接、或者在‘政治操作下的合作’形式中直接参与。”在柏林墙倒塌前的约30年里,东德平均每天有8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自1992年1月起,普通德国民众便可查询自己的秘密警察档案。然而超过600万次申请带来了一场残酷的政治洗礼。线人们不断被曝光,并遭到无情谴责,但东德人也一次次陷入道德困境:对特定环境下的选择,人们有权批判吗?
  
  2010年1月15日,柏林的高尔基剧院——前东德的国家剧院——举行了一场独特的纪念活动。20年前的1月15日,示威者从各个入口涌入东德国家安全部大院。柏林墙的倒塌激起了人们的巨大勇气,他们高喊着“史塔西滚蛋”,砸烂了很多负责国内监视与窃听的设备,并且把大批文件和档案奋力从窗户抛到大街上。成立于1950年2月的东德国家安全部,德文简写为“Stasi”,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情报和秘密警察机构“史塔西”。德国联邦国家安全档案委员会的负责人比耶特勒女士说,1990年1月15日是东德向民主社会转变的和平革命的最重要的日子之一。然而,史塔西崩塌后的20年中,人们又是如何向这段冻结的历史说再见的?
  
  “党的剑与盾”
  东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已变成时髦又乱哄哄的商业中心,但由此向东,鲁斯彻斯街(Ruschestr.)103号,是一组庞大的灰色建筑群。49栋大楼,形成规则的封闭状矩形如围墙高砌,没有明显的门牌标识,1号楼在最里面。20多年前,这里是东德国家安全部总部,如今,这里是“史塔西”博物馆。从大厅进入一层陈列室,有一座名为“党的剑与盾”的雕塑,这是东德成立20周年时,“苏联同志”赠予史塔西的礼物。而“党的剑与盾”正是史塔西的座右铭。博物馆的宣传册写道:史塔西是“积极支持、实施党的决定”的工具,集秘密警察、情报机关和侦 探组织,甚至犯罪起诉和审判准备功能于一身。“由于党想让其决定被广泛接受,但同时又不相信人民,所以在民主德国的生活中,没有一块空间是史塔西所不能间接、或者在‘政治操作下的合作’形式中直接参与。”
  
  来自德国汉堡市的公务员Philips Rausch一面缠好围巾、裹紧身上的大衣,一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里(东柏林)让人感觉真冷,整片建筑都是集权主义风格的,人很容易就被忽略掉…… 让人丝毫也不觉得温暖,加上展示品,让我似乎感到有冷风从背后吹过来,这真不是一种愉快的感觉。”但Rausch同时觉得,博物馆给了人们一种生动的体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领悟到一些东西,我们绝不能重复这段历史”。
  
  “我们无处不在”
  博物馆的导游 Robin Wiliams告诉本报记者,每年大约有8万名游客来这里参观,其中六成左右是德国本地人。史塔西博物馆一层主要展示用于监视和窃听的物品与技术,包括隐藏窃听器和照相机、监视电线线路、便于夜间拍摄的隐藏式红外线设备和隐藏武器的容器(如装有来福枪的手提箱)等等。陈列品上方,史塔西的标语是“WIR SIND UBERAL”(我们无处不在)。尽管史塔西的建立是师从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但它也继承了纳粹时期盖世太保的经验和工作态度,以缜密和严谨作风,将监视监听工作“科学化”到极致。各种技术和设备,其想象力令人叹为观止。从纽扣、水壶,到木棍、垃圾桶,甚至钢笔,监听监视设备无孔不入。几名老人在参观这些展品时愤然抱怨:“太过分了!真是难以相信!”他们是东德的居民。
  
  秘密警察监控的范围不单单是“敌对势力”的政治活动,从男女间的调情,到每星期倒几次垃圾,在超市买了何种口味的香肠都被记录在案。当然,史塔西的工作不仅仅依赖技术,更依靠人。1959年该组织约有全职员工1.3万人,1974年有5.6万人,到1989年解散之前达到9.1万人。这意味着东德大约每160人中就有1名全职的史塔西。此外,史塔西拥有庞大的线人(告密者)网络——它在各行各业的非正式雇员达17.4万名。这些线人被史塔西称为“与阶级敌人秘密活动作战的最重要因素”,“所开展之全部政治工作的绝对核心”和“同敌人作战时的主要武器”。约翰·科勒(John O. Koehler)在其著作《史塔西:东德秘密警察秘史》中认为,为史塔西工作的总人数可能接近50万。至1989年,东德有约600万人被建立过秘密档案,超过东德总人口的1/3。如同小说《1984》的情境:那张留着黑胡子的脸从每一个关键地方向下凝视……老大哥在看着你。
  
  瑞士教师Manuela和本报记者交谈了很久,但最后拒绝透露自己的姓,也不愿留下联系方式。“非常抱歉,我通常不是这样的人。”她说,“但今天在这里不知道是怎么了,似乎空气里都充满了让人不信任的成分,我不得不谨慎一些。”
  
  “从来都热爱人民”
  博物馆第二层是最后一任部长埃利希·米尔克的办公室。至1989年11月,米尔克执掌史塔西长达32年,被授予大将军衔,位列东德统一社会党政治局。他自认为是斯大林主义者,宣称:“不是朋友的人都是反对我们的;反对我们的人就是敌人;敌人将会被消灭!”在柏林墙倒塌前的约30年里,东德平均每天有8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而为了维持这个庞大的情报机构运转,史塔西也向西德“出售”政治犯。数十年间,被赎走的犯人约3.3万名,为东德换回近340亿西德马克。同时,史塔西在内部文件中要求,“通过心理恐吓,对消极对立人士实施多种方式,逐渐动摇和改变他们的想法”。对人权活动家帕皮斯,史塔西派遣一位美男子与他的妻子建立“亲密关系”;而对于拒绝与当局合作的宗教人士艾格特,史塔西写匿名信散布谣言说他鸡奸男童,甚至授意医生开一种抑制精神的药,欺骗艾格特服用。
  
  权力统治着生活的方方面面。政府官员决定什么事是允许的,什么是被禁止的,并且他们的强制意愿被党部、工会、国家机器、司法和教育系统执行。史塔西部长米尔克是足球迷,他曾亲自下令组建柏林迪那摩俱乐部。该俱乐部连续10次夺取东德联赛冠军,连续36轮联赛不败。办法也很简单,联赛裁判通常会被史塔西带到监狱的会客室谈话。一位当事人回忆说:“他们告诉我,比赛时要做出‘正确’的决定……否则下半辈子就和监狱结缘吧。”英国游客Annemarie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不明白,一个国家的政府和成年人怎么能用自己的智力和精力来做这样的事?……可以说有些孩子气。”柏林墙倒塌后,“清算”已不可避免。1989年11月13日的人民议会上,米尔克转而公开声称自己“从来都是热爱人民的”,台下嘲笑声四起。很快,他被逮捕、审判,最终在1995年才获得释放。2000年5月,曾经风光无限的米尔克在养老院死去。当然,柏林迪那摩俱乐部也随着米尔克的倒台迅速崩溃。1989年的德国杯是他们最后的荣耀。
  
  “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
  德国联邦国家安全档案委员会(BStU)收存的史塔西档案书写材料112公里,转作胶片的材料47公里,图片、幻灯片140万张,影像资料16.9万份,碎片材料1.55万袋。那些碎片是史塔西人员在1989年末眼看东德政权崩塌而试图销毁的材料。当时由于文件实在太多,办公室的碎纸机全部不堪重负而损毁。在这些碎片被彻底销毁之前,它们被市民委员会幸运地抢下。1991年12月,德国议会通过了前东德安全部档案法,规范了对前东德国安部档案的收集、整理、利用、处罚等方面。1992年1月起,普通德国民众便可以到BStU申请查询自己的档案。截至2008年,统计数字记录了超过600万次的各种个人申请、研究或媒体申请以及诉讼和犯罪调查等等申请。
  
  然而事实证明,这是一场残酷的政治洗礼。人们发现,告密者不仅仅是史塔西的秘密警察本身,自己的好友、邻居、亲戚,甚至社会上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大学教授、宗教人士,都赫然在列。1987年的记录显示,当时东德作协的19位最高委员中,竟有多达12人是史塔西的线人。这也是小说《1984》预言的结局:出于对“老大哥”的恐惧,主人公温斯顿和恋人分别背叛了对方。“在遮荫的栗树下,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人们在震惊之余,猜疑、失望、仇恨、幻灭等等情绪蔓延开来,反目、抑郁、出走、离婚和自杀纷纷出现。线人们不断被曝光,并遭到无情的打击与谴责,但其他公众也一次次的一起陷入道德困境:对特定环境下的选择,人们有权批判吗?博物馆的导游Wiliams说,他有的朋友知道一定有自己的秘密档案,却选择不去查看。“他们选择宁肯不知道发生了些什么,也不想影响自己当下的生活。”“我知道很多人对于这段历史的过去仍然感到非常困难,20年来,他们仍然难以原谅曾经在史塔西工作或者卷入进史塔西的人……受害者仍然会感到紧张和恐惧。”Wiliams说,“有些人会对过去做的事感到抱歉,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他们在那样特定的时间做那样的事是正确的。”
  
  2009年1月15日,德国总理默克尔来到BStU“档案馆”。这位出生于东德的总理说,秘密警察档案的公开是增进人的和解,而绝对不是带来更多的误解和仇恨。但诺贝尔奖获得者芭芭拉·米勒坚持称:“如果没有大多数东德人的沉默作为配合,这一体系断然不会如此有效运转……作为机会主义的盲从者,个人之所以与集体保持一致,是因为他们在这种物质安全、社会安定的平庸图景中安于浑浑噩噩,其中之个人,则坚定不疑地服从于那种对简单及相对和谐之生活的欲望。”
  
  电影《窃听风暴》中,知识分子的挣扎和对自由的向往打动了史塔西特工维斯莱尔,他最终背叛了自己的体制,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但现实中,扮演维斯莱尔的演员乌尔里希·穆埃的妻子曾经就是史塔西的告密者。“这不是别人的生活,就是我自己的生活。”穆埃说。史塔西博物馆的馆长甚至拒绝了导演杜能斯马克拍摄的请求。这位馆长说,因为剧本根本不符合事实——在史塔西几十年的历史中,像维斯莱尔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张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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