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给学生上课，本不该成为问题，然而在当下中国却成了一道难题，以至于需要最高教育部门发文予以纠偏——教育部日前发布《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把教授为本科生上课作为一项基本制度，不执行者将不得聘为教授；同时鼓励高校开展专业核心课程教授负责制试点，倡导知名教授开设新生研讨课。
“教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是教师的天职所在。然而尴尬的是，如今不传道、不授业、不解惑的“三不教授”，多如过江之鲫，已然成为中国大学的一种时尚。一些大学的教授，身兼数职，头顶桂冠，如明星般四处走穴，忙得不亦乐乎。此类教授尤其是那些所谓“镇校之宝”的大师级教授，对于大多数本科生来说，“如雷贯耳”之下，大概都是只可“远观”乃至“神交”而不可“亲近”的；至于研究生，情况或许略为好些，但恐怕也只能有如古时臣民见皇帝般偶尔才见到自己的导师。
当然，说教授“不授”是不尽客观的。应当说，在“金钱与官帽”这方面，一些高校教授倒是“言传身教”而不遗余力的。其中典型者如，北师大教授董藩曾如此谆谆告诫学生：“40岁时没有4000万身家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而云大副教授尹晓冰则更大言不惭地声称：“大学教师全身心投入教学是种毁灭”。教授如此言传身教，那些普通教师又怎能心若止水？流风侵蚀之下，对于大学教师群体而言，有条件有资本的尽可能地广开财源，而没有多少资本的也要创造条件搞创收。这种情形下，教师们哪有时间潜下心来为学生授课？又如何保证授课质量？良好的师生关系又从何谈起？
教授尤其是大师给本科生上课，其实早就有优良传统。当年在中科大，钱学森、郭永怀、严济慈、赵忠尧、马大猷等一大批科学巨星，就亲自为本科生上课，并将此视为一项正常的教学活动。在中科大的老师们看来，在大学的各项业务工作中，教学永远是第一位的。如程福臻教授，尽管教学、科研、管理工作“三肩挑”，但仍然把课堂当作自己最重要的舞台，而不辞辛劳耕耘在教学一线。再往上溯至民国初年，名校大师给本科生上课，以及所展示出来堪称完美的师生关系，更是令今人艳羡不已。如当年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在教学一线上也身体力行、孜孜不倦。追溯传统而传统不续或日渐凋零，想来不免令人黯然神伤。
教授不给本科生上课，说到底是沉疴已久的教育体制和媚俗浮躁时代交媾的产物。教师（哪怕是名师）给学生上课，实乃尽人皆知的常识，更是为人师者所应恪守的一条职业伦理底线。教师不授课，以何为师？正如程福臻教授所言，“名师应该给本科生上基础课，向学生传授好的治学方法和为人原则，否则就谈不上是名师。”要求大学教师坚守清贫、甘耐寂寞，固然不太现实；一定程度上，教师在教学之余发挥自己所长，干净地赚些外快也并无不妥。但前提是不能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和质量，更不能不上课或者找人冒充顶替。
此次《意见》把“教授给本科生上课”作为一项基本制度，并将此作为教师职称评定的刚性条件，无疑是教育常识的回归。但令人担心的是，诸如“不给本科生上课禁聘教授”之类的措施，能管得住那些不务正业而四处走穴的名利之徒吗？事实上，对于教授不授课这一高校乱象，教育部此前就已出台过类似规定，然而收效似乎并不见佳。
显然，此次《意见》中的有关规定，虽然有必要，但对教授的约束力度仍显轻飘。因此，若要纠偏高校这一扭曲了的职业道德，一方面还须进一步加大对不上课者的惩戒力度，比如对那些“三不教授”，大可以“下课”处置；另一方面，须彻底改革高校教师评价体系，并在考核过程中充分考量学生的意见，比如将规定的“上课节数”向学生广而告之、出台举报机制等等。只有这样，“教授为本科生上课”这项基本制度，或许才不至于沦为一纸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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