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耀杰 | 评论(0) | 标签:曹禺, 张耀杰, 王元涛, 人生配角

■王元涛,文载《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5月11日第7版。受权发布。

http://whdszb.news365.com.cn/whdszb/html/2012-05/11/content_131728.htm

读张耀杰的新著《曹禺:戏里戏外》,能强烈感受到,张先生对曹禺的评价是复杂的。在戏里,一方面,承认曹禺的文学天才,承认其剧作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如《雷雨》、《日出》、《原野》,均为中国戏剧文学的巅峰之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另一方面,条分缕析地为曹禺剧作总结出一整套创作密码,即阴间地狱之黑暗加男女情爱之追求以及男权家庭之反叛等等,指出了他的不足。而在戏外,一方面同情曹禺的遭遇,尤其是在1949年之后,秀才遇到兵,曹禺的艺术生命已经接近死亡,这是因为,当时政治对文学的高压控制是全方位的,“改造思想”对艺术创作的戕害是致命的;另一方面,又从一个新的方向对曹禺展开了批评,指出曹禺局限于神道设教、替天行道的天谴呼吁,因而未能达成“意思自治、契约平等”的现代文明自觉。

曹禺完成其最优秀的作品《雷雨》时只有二十三岁。其天才的突出表现,在于设计戏剧冲突的能力。用短短的四幕或五幕话剧,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实现扣人心弦及催人泪下的戏剧效果,需要完美的节奏安排与强烈的叙事紧张。多年以后,《雷雨》及《原野》等剧目依然在香港引起轰动。而且,直到2005年,首尔大学中文系还在排演话剧《雷雨》。但是,恰也因为他对冲突的设计太过成功,反而为自己惹下了麻烦。情节越紧张,冲突越激烈,人物最终的命运就越引人关注。从三十年代瞿秋白还活着的时候起,就不断有人批评曹禺,说他没能为大众指出一条阶级斗争的正确道路,无论是《雷雨》中的鲁大海,还是《日出》中的方达生,或是《原野》中的仇虎,基本上都是单打独斗,指望用天谴或报应来完成复仇,却不能像后来《林海雪原》里的李勇奇或《洪湖赤卫队》里的韩英一样,用阶级革命的暴烈手段来推翻旧世界,翻身做主人。鲁大海领导的工人罢工,依稀有点群体斗争的影子,可最后,工人却背叛了他,私下里与资本家达成了和解。这样处理故事,遭到了左翼批评家的斥责:你这是在丑化工人阶级!

我们可以想见,曹禺对这类批评,应该是不以为然的,他曾经数次声明,自己写的就是剧,就是诗,是对人生命运的关注、感叹与追问,而不是宣传品,绝不想负担拯救社会的重大任务。甚至,作为一个天才,他都有资格对这类要求表示鄙夷。但是,形势变迁,造化弄人,1949年之后,当年批评他没有为大众指出明路者所在的团体,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夺取了政权,也就是说,事实证明,曹禺的确没能指出“明路”。我们现在已经无从知晓,他是真心承认了自己的局限与不足,还是他发现,当年有资格批评他剧作的人,现在也有资格决定他的命运了。总之,他开始惶恐,开始动摇,他主动修改剧本,努力地想把阶级斗争的概念套用进去。

  由此,天才再没有作品了,只有作业。先设定一个颂扬或批判的概念,然后再去按格式编故事,相当于填字游戏。曹禺随波逐流,试图紧跟形势改造思想,然后慢慢发现,所谓的改造成功,就是学会另一套可以公开说的话语系统,真诚地表达假话,熟练地陈述新八股。这种手段,起初可以自保,后来则可以换取利益。尽管在曹禺们的内心深处,还有一个真我一直在困兽犹斗,无奈挣扎。

  张耀杰在书中,对曹禺与胡风的纠缠有传神的描写。曹禺第一篇批判胡风的文字,显得书生气十足。胡风在有关于文艺政策的三十万言建议书中,提到了曹禺。曹禺《日出》原著中,“小东西”最后自杀,而曹在修改剧本时,则安排“小东西”被一个无产阶级救出了火坑。胡风就此说,这完全失去了控诉的力量,反而美化了旧社会,这样的修改,如果是照的理论批评家的意思,那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但如果是作家自动修改的,那更足以说明:何其芳同志等理论棍子把作家威吓到了怎样的地步。曹禺当场急了,站出来逐条批驳胡风。可仔细品读曹禺的批判文章,能感觉到,那是一种惊恐万状之下的被动反应。

  张耀杰在书中这样写道:“《日出》原著中小东西的上吊自杀,根本不是为无数万的旧中国屈死的姐妹们呼一次冤,而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纲常伦理、尤其是天谴罚罪加阳光天堂的神道祭台的殉道牺牲。曹禺改写后的《日出》不让小东西自杀,更谈不上是美化了抗战前的旧中国历史。胡风这种上纲上线、强词夺理的尖锐措辞,与更加强势的何其芳、姚文元等人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也就是说,胡风甚至比曹禺更熟悉这种批判语体,比曹禺更乐于接受这种斗争方式,回过头来,他受到了这种方式的戕害,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要么,你用你所信奉的方式去成功地加害他人;要么,你愿赌服输,受你所信奉的方式的加害。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真正的悲剧,历来是人人都逃不掉的。到了“文革”,曹禺如期落难,他后来这样说:“我躺在牛棚中,才从自己被批判被打倒的经历中,深切地体验到这些:从批判《武训传》开始,一个接一个运动,总是让知识分子批判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十分痛心的历史教训,今后,再不能这样了。”戏里,曹禺用天才的大笔调动人物,设计冲突,创作了一部又一部足可传世的优秀作品。戏外,他却完全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尤其是后半生,他都不能说是自己人生的主角。

(《曹禺:戏里戏外》,张耀杰著,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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