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李钟琴:为什么说《延安讲话》是创作自由的死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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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村主 于 2012/6/2 2: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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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延安讲话》是创作自由的死敌?

李钟琴

 

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作家出版社约请贺敬之、王蒙、铁凝等一百个文学艺术界人士抄写“讲话”,出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珍藏纪念册》。

 

看到抄写者中有几个是我喜爱的作家和艺术家,我不禁感到深深的失望和悲哀。

 

面对网友们对这一百个抄家的批评,仍有人不理解,认为即使毛犯过严重的错误,但其《延安讲话》是正确的,抄一抄又何妨?

 

有人认为《延安讲话》提出的“文艺服从于政治”是站在当权者的立场上,值得商榷;但《延安讲话》确立的文艺“为着人民大众”,“基本上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方向,并没有错。

 

有人说,也许《延安讲话》的许多言论已经时过境迁,也许有些话值得商榷,但《延安讲话》确定的“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方针早已经深入人心,是大陆文学艺术界人士创作的“指路明灯”。一百个著名作家、艺术家抄写讲话,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因为疏懒,我已经一个多月没更新博客了。看到、听到这些言论,于是我想,我的确有写一写这个话题的必要了。

 

 

在我的印象中,文艺界每年都要举办活动纪念《延安讲话》发表多少周年,媒体上每年都要刊播纪念文章……仿佛没有《延安讲话》的发表,文艺界就失去了创作的动力、方向和意义。

 

然而七十年来的事实却是,自《延安讲话》发表之后,文艺界便多灾多难,中国大陆再也没有产生出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即使有,他们及其作品在大陆也很难找到生存的空间。

 

于是我就想,《延安讲话》一定是有问题的,而且问题还不小!

 

最大的问题,是《讲话》具有相当大的迷惑性,以至于那么多勤学善思的作家、艺术家在喝了这碗迷魂汤之后,也发自肺腑地叫好,心甘情愿地以躬亲抄写。

 

现在毕竟不是文革时代,你不写,出版社也不能对你怎么样。而据《南方周末》的报道:作家出版社表示,他们联系了一百二十多个人,绝大多数都“爽快地”答应了这件事。

 

 

这碗迷魂汤中最得人心、最具欺骗性的“精华”,就是所谓解决了“文艺服务对象”问题。

 

《讲话》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提出“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

 

而我认为,文艺家要创作什么,其作品给什么人看,完全是文艺家的自由。凭什么规定文艺家创作的东西必须是为某一人群服务的?

 

从本质上讲,文艺是让人欣赏的,也可以说是为人服务的。

 

但是,文艺家的创作,也可以自娱自乐,也可以写给极少数亲朋欣赏。鲁迅先生曾说,写的东西,有时只给自己所爱的人看,就感到满足。(原话记不清了,大意如此)

 

在经济社会中,文艺作品又是一种商品,欣赏的人多多益善。但也不能说,下里巴人就一定要取代阳春白雪。屈原的《离骚》是写给谁看的?是为谁服务的?《红楼梦》是写给谁看的?是为谁服务的?按照《讲话》的观点,《离骚》、《红楼梦》等等不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作品,不是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因此就是反动的、坏的东西,它们有什么资格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学经典?

 

 

强行规定文艺必须为特定的人群服务,这就是《讲话》的蛮横无理之处!

 

不管把特定的人群说成什么“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不管把特定的人群说得多么伟光正,你都无权剥夺文艺家的创作自由!难道作品为百分之十的人服务就是错的吗?

 

比如说,有人研究楚辞汉赋,有人研究四书五经,难道就因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不懂,就可以随意剥夺研究者的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不要说我这是在抬杠,后来毛大整知识分子,什么“反动学术权威”、“白专道路”等等帽子,就是与《延安讲话》一脉相承的必然结果。

 

 

更致命的,是《延安讲话》垄断了文艺作品为谁服务的话语权和裁定权。

 

1937年,青年作家王实味怀着美好的理想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几年后发现“革命圣地”并不那么神圣,也有许多严重的弊端。出于善意,他于延安整风前夕写了一篇《野百合花》,温和地批评延安盛行的等级制度、官僚主义,结果令毛勃然大怒,遂在整风运动中成为被整的对象。《延安讲话》发表之后,王实味成为第一件祭品——先是被捕,后被具体负责整风运动的康生下令处死。

 

王实味可能到死都认为他写的《野百合花》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但领袖却认为《野百合花》是为八杆子打不着的“托洛茨基”服务的,是为小资产阶级服务的,是为国民党反动派服务的,那么,王实味就百口莫辩了。

 

后来又有无数作家、艺术家被绑上了祭坛。现在抄写《延安讲话》的王蒙先生属于劫后余生的幸运者。当年,才二十多岁的王蒙因为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被打成“右派”,直到二十多年后才重新有了写作的自由。现在来看,《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青春万岁》分明是为人民服务的作品嘛,怎么作者反而因文获罪了呢?

 

因为,对文学作品“反动”与否的裁定权,并不掌握在“人民”手中,而是由权力说了算。

 

 

独裁者都喜欢充当“人民”的代言人。所以,越是专制的地方,“人民”这个名词越是泛滥成灾。

 

其实,“人民”只是个虚无飘渺的概念,关键要看谁掌握着对“人民”这个名词的解释权和代表权。

 

在专制时代,大独裁者和各级小独裁者,分明就是“人民”的代言人。他们不赞成,便意味着“人民不赞成”;他们不高兴,便意味着“人民不高兴”;他们不答应,便意味着“人民不答应”。

 

他们的一切胡作非为,无不打着“人民”的旗号。

 

套用罗兰夫人临刑前的名言:“人民啊人民,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1966年,毛在发动文革前夕,跑到家乡的滴水洞住了十几天。在这里,他写了一首七律《有所思》:“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明明是他个人“有所思”(精心筹划发动文革),却偏偏说是“故国人民有所思”,言外之意,分明他就是“人民”嘛!

 

作家、艺术家如果不为他服务,那就是不为政治服务,也就是不为“人民”服务。

 

原来如此!

 

 

强行规定文艺必须为某一特定人群服务,而且这个特定人群的组成,须由权力来界定;文艺作品是不是符合服务的标准,也由权力判定。

 

也就是说,写什么,怎么写,作品是不是符合标准,都由权力来判决。这就从实质上剥夺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自由。

 

《延安讲话》之后,文艺工作者成为暴政的最大受害者,成为权力的祭品,这是血淋淋的事实,也是大陆一直没有产生文艺大师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算没认真读过《延安讲话》,就算认识不到《延安讲话》的欺骗性,七十年来历史和现实的惨痛教训,也值得作家们、艺术家们反思一下《延安讲话》的意义何在。

 

而可悲的是,那些著名的作家、艺术家,有些甚至是深受文化专制之害的过来人,他们不仅不反思,反而助纣为虐,去抄写烂文继续自欺欺人。他们难道真的没认识到《延安讲话》正是创作自由的死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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