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一生气，后果很严重”，在我们这里可谓至理名言。最新的例证是，因报道县委书记慰问贫困老党员会场出现九五至尊香烟的新闻而引发领导震怒，西安晚报记者石俊荣被按照上级要求停职，西安晚报同时被要求禁止“负面报道”。此事经新快报记者刘虎微博发帖以及《重庆晨报》的报道，而引起网友热议。
同样是很普通的舆论监督报道，在几年前，一包“至尊烟”撂倒了周久耕局长，而今三根“至尊烟”撂倒的却是记者，并殃及所在报社。时过境迁，真是换了人间，这叫身在铁窗下的周久耕情何以堪啊。
记者因舆论监督而被停职，报社被禁止“负面报道”，这里所呈现出来的：一面是权力的病态张狂，另一面则再次见证了时下中国媒体监督报道的艰难，以及媒体从业人员的生存窘境。不过也让人略为欣慰的是，地方权力固然可以对辖区内的媒体随意支使、打压，但对区域外媒体却也鞭长莫及、力不从心。所以才有了《新快报》、《重庆晨报》对石俊荣记者的不公遭遇的披露。这也足以说明，在今天这个人人都是“记者”的网络时代，权力意志妄图一手遮天，已经变得不可能。
应当看到，时下某些地方官员，还沉湎于那个没有网络乃至没有记者“制造矛盾”的年代。他们所期待的政治图景大致是：百姓乖戾顺从，一切服从于权力秩序，这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就是，在无上的权力压制下，人们的意志被软化、弯曲；它“使人有气无力，使人两眼无光，使人麻木不仁。这样，老百姓都只不过是一群诚惶诚恐的、辛勤劳作的动物，而政府却是手执鞭子的牧羊人。”这显然不过是权力“山寨化”下的一种自欺欺人和旧时遗梦。这种愚不可及的倒行逆施，终将被无情地扫进历史的垃圾筒。
必须再次重申这样一个常识：新闻是对新近事实的客观报道。这种客观报道，不仅有好的信息，同时也会有坏的信息。好与不好的信息，都是一种客观存在。从这个角度而言，把新闻报道分为“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以及将“负面影响”简单归结为“负面报道”，诚如新闻学者范以锦所言，这“不只是一个新闻理论混乱”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官方对负面报道的滥提滥用，“是为了在一个冠冕堂皇的概念下,达到报喜不报忧、逃避社会责任和舆论监督的目的”。
进而言之，一些地方官员封堵言路，视百姓尤其是记者为“刁民”、“不稳定因素”，而极尽打压之能事，表面上是为了“社会和谐稳定”，实质上是为了向上邀功请赏、加官晋爵，甚至是在掩藏自己制造的丑闻以及腐败——毕竟，在时下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中，所谓“维稳”一项乃是决定官员仕途的标尺，尤其是在一些重要节点前后，地方官员的维稳神经更为敏感；当然，有的官员本身就与“负面事件”有着种种利益关联，乃至是“负面事件”的幕后主使者。
尽管不能断言那位“引起震怒”的领导，在大荔“至尊烟事件”中有某种具体的利益关联。但也不难想见地方权力在维稳高压下的噤若寒蝉，以及由此而对辖区内“不听话者”的疯狂打压。
很显然，那位领导之所以震怒，不仅仅是因为不受约制的权力的发飙，同时也是出于利益考量——这种利益，不管是个人的，还是所谓“社会和谐稳定”之类的漂亮说辞。应该说，现代政治学视角下的政府，既具有公利性的一面，也有“经济人”的特性，而有自身的利益诉求。因而，面对那些可能“抹黑地方形象”的事件，政府无疑也有公关的必要。但这种公关必须立基于“真实、真诚、公开”的原则。而悖逆这一基本原则的政治公关，自然难以纾缓民怨、化解舆情，相反只会在“塔西佗陷阱”里越陷越深。
当然，像大荔县这种暗地里通过权力关系摆平媒体的做法，某种程度上连“伪公关”都算不上，而是一种下三滥的流氓之术。由此而有待追问的是，那位让记者停职的领导究竟是谁？类似这种地方官员所体现出来的低下的“媒介素养”，不禁令人感慨：在现代政治文明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有的地方，有些人，竟然还逡巡于文明前的暗夜中，实在堪称世界奇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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