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信力建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人类结束了长达50年的冷战,终于迎来了新世纪和平发展的曙光。进入后冷战时期,世界各国都在经历着新的变局和转型,走一条强国富民的道路,日本也不例外。二次大战后,日本在先后经历了1955-1965年引进技术和投资拉动的快速工业化阶段、1966-1975年消费引领的黄金10年阶段后,进入了1976-1985年因石油危机而实现产业结构轻型化和国家经济节能化的新阶段,该阶段是日本从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重要转型期,带领日本走出“平成萧条”的困境。

一、政制转型:多党竞争与放权简政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日本历届内阁都力图通过制度改革和模式重建来摆脱危机、推动增长和走向繁荣。1993年自民党被迫下野后成立的细川内阁以政治改革为历史使命,推动了相关法案的通过。1996年桥本龙太郎上台之后大刀阔斧地进行行政改革,制定并通过了《中央省厅等改革基本法案》,使日本的行政制度发生了自明治维新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变化。

首先是选举制度改革。 1994年1月29日众、参两院通过了政治改革的相关法案,其核心课题就是选举制度改革,主要是在众议院议员选举过程中把原来的中选区制度改为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众议院议员的名额从511名减为500名,其中在小选区选举产生300名,在比例代表区选举产生200名。随后在2000年2月国会通过法案削减20个比例代表区的名额,因而众议院议员的总额进一步降为480名。

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来看,选举制度的改革必然推动政治势力的重组,并导致政党体制的变迁。日本在实行新的选举制度之后,各种政治力量频繁地分化组合。为了与执政的自民党相抗衡,在野各党加强了沟通与协调、联合与合并,日本的政党体制开始出现向两大政党制发展的趋势,其他小党则日益衰落,被逐渐排除在政治中心之外。各个政党在选举中更加强调政策立场,竞相发表“政权公约”,众议院选举所具有的政权选择功能逐渐确立,党与党之间互相竞争,日本成功实现了政党轮流执政。

其次是行政改革。虽然日本历届内阁都非常重视行政改革并屡有贯彻,但是在日本的经济泡沫破灭和自民党的一党长期政权结束之后,新时期的行政改革具有推动日本模式转型的内容和含义,其基本方向就是简政放权,转换政府职能,放松政府管制,削减政府权限,推进地方分权,发挥民间、地方和私人部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此次行政改革涉及的具体内容非常广泛,包括了中央政府省厅的机构改革、政府规制改革、中央与地方关系改革、独立行政法人改革、公务员制度改革、行政评价制度建设、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改革等。从直接影响官僚权限的角度来看,政府规制改革和地方分权改革最为重要。

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开始适应时代要求实行放松政府规制的改革。1993年9月至1994年7月的十个月间,日本政府相继制定了《紧急经济对策》、《关于今后行政改革的推进方策》和《推进放松规制纲要》,改革放松了1100多项政府规制。1995年3月31日,村山内阁制定了《推进放松政府规制》的五年规制改革计划。1997年3月,桥本内阁修订了村山内阁的规制改革计划,新增放松规制项目890项,总共达到2823项。1998年1月在行政改革推进本部成立“放松规制委员会”,放松规制委员会提出了政府规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和原则,具体包括:经济性规制原则上自由化,社会性规制控制在最低范围;检查的民间化、规制的合理化;规制内容的简单化、明确化;规制的国际化;有关手续的快速化、透明化。1999年7月8日,日本国会通过了《地方分权一揽子法案》,2000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有关地方自治的474项法律得到修正。此次地方分权改革的基本内容包括改革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发挥地方公共团体的自主性和自立性;废除机关委任事务制度等。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日本实施的政治与行政改革的影响下,日本的政治体制与政治过程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战后经济高速成长时期形成的日本发展模式开始出现重大转型。

二、经济转型:从强势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当时正是日本从煤炭经济向石油经济转变的阶段。深受打击的日本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将资源从丧失竞争力的领域向未来具有成长潜力的领域转移,淘汰高能耗产业,大力发展汽车组装业和家电等低耗能产业,以及服务业。

因此,日本经济的转型主要是制造业的转型,表现在产业结构从“重大厚长”转向“短小轻薄”。主要方式是官民并举,政府和企业共同致力于节能环保技术的研究。当时最为著名的就是通过了“阳光计划”和“月光计划”,前者旨在开发新能源,如风电、水电、核电、潮汐能发电;后者强调对节能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提高能源转换效率。节能技术给日本带来巨大利益,降低了对石油的依赖,到80年代上半期,日本单位GDP能耗比石油危机前降低1/5,对石油依赖也从78%降至56%,促使日本成功地先于其他国家从危机中走出。

此前的1960年代末期,资本市场的开放和自由化已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为了面对可能受到的冲击,日本政府希望能在短时期内进一步强化自身的重点产业。当时,确定了钢铁、汽车和机械制造为国家的三大战略产业,其中钢铁是最主要的出口产品;机械制造牵涉到整个工业体系;汽车又是公认为体现一国工业制造最高水平,并且附加值较高的产业。为了配合这些战略产业的发展,日本政府拟出台一部《特定机械工业临时振兴法》(下简称《临时振兴法》)。该法案延续了战后初期日本发展重工业的思路,采取重点投入,资源倾斜的手段,确保这些行业的快速增长。

但日本政府未料到,这部法律3次提交国会,3次均被否决。这主要是因为,从内部环境来说,1970年代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与战后不可同日而语,不但重工业,其他各行业都有了长足发展。1973年日本的人均GDP已经达到3700美元,而当时的美国也不过5000美元左右。日本正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此背景下,经济发展速度不再成为唯一的考量,日本国内对改善综合生活质量、恢复生态环境的呼声越来越高。可以说,倾斜资源保护重工业发展的民意基础已经动摇了。国会也认为,如再通过立法将资源进行倾斜配置,势必会影响其他行业的发展,不利于日本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此,该法案最终未能通过,被认为是日本政府从战后强势干预经济逐步转变为服务型政府的一个重要标志。

到了80年代,日本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作用进一步遭到削弱。特别是在日本大企业跨国投资后,日本通产省鞭长莫及。同时,这些企业也更愿意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使得原先通过控制银行贷款进而限制企业的日本通产省失去了最大的杀手锏。日本政府由此意识到自身的定位必须发生改变,当务之急是从原先的监控者转向服务者。在对外关系中,日本政府更多地充当谈判的角色,例如在汽车、半导体等行业对欧美的摩擦当中,政府与企业、行业协会一起进行谈判,并提供各种信息。在欧美保护主义抬头的时刻,日本政府也为自己的企业发出声音,积极主张自由贸易,这反过来也促进了日本政府自身的开放。

但是,由于日本政府在某些领域改革的不彻底和步履缓慢,直接拖累了经济。同时,日本之前的产业道路可概括为“引进技术,升级做精”。到了1990年代,日本的产业水平已经达到世界一流,其引进技术的空间日益缩小,更多的考验在于日本科技创新的能力。然而恰恰是在鼓励创新的制度设计、风险投资等各方面,日本比欧美落后了半拍。例如,美国早就放开了对企业规模、注册资金的限制,而日本直到2000年后,才对《商法》进行修订,放宽了该项限制,以鼓励更多的个体参与到市场竞争和创新中来。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日本错失新世纪IT产业革命的一大原因。然而,政府从战后经济主导者的位置逐步转型,成为企业的服务者、产业规则的制定者,这也是日本经济转型的重要经验。

三、军事转型:从自卫队融入国际舞台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日本在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失去了武装。国家武装力量即使在重建之后,仍然只能带着一顶“自卫队”的帽子。然而,随日本经济的逐步崛起,日本的军事力量也在逐步从枯萎中复苏。自卫队的规模逐步扩大,各种新型武器迅速装备,部队的质量建设一直在稳步推进,仔细审视一下今天的日本,全球范围内军事力量出其右者已屈指可数。

进入90年代后,日本政府明确提出要“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认为,日本有强大的经济和技术实力,必须作为国际关系中的“稳定力量出现”,要对国际秩序中的创造性发展“负有责任”,对国际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提出积极的建议,并率先垂范,对整个人类社会“起到一个指路明灯的作用”。基于这些考虑,日本一直在努力推进军事力量特别是海空力量的现代化建设,使之实现数字化、导弹化、远洋化。

首先,日本大力研发航空航天技术,提高战场信息感知和获取能力。其次是大力研发信息网络技术,提高指挥控制能力。目前,日本自卫队能通过雷达和预警系统自动发现、识别、跟踪目标,并发出战斗指令,实现快速高效的作战指挥。由于该系统已经与美军联网,未来将可能成为美在东亚地区应对突发事件的重要指挥系统。大力研发电子战技术,提高信息攻防能力。四是大力研发无人作战技术,提高智能攻击能力。日本也意识到无人作战技术在提高作战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计划投资2.6亿日元研发新型多功能无人侦察机。五是大力研发导弹防御技术,提高战略防护能力;在美国的推动下,日本于1999年开始和美国联合研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六是大力研发远程作战技术,提高地区威慑能力。日本还将斥资对现有空中预警机实施技术改造,并对航空自卫队拥有的地面雷达系统进行全面更新。在军事合作方面,日本很重视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并藉此全力提升日本干预国际安全事务能力,并通过强化日美两国在构筑全球及地区性安全保障国际框架上的协作,提升日本干预全球或地区性安全事务的影响力。

虽然日本在转型中,许多旧模式的特征依然残存,新旧模式转换过程中矛盾和摩擦大量出现,但是对于想突破历史桎梏寻求富国强民之路的国家来说,不改革不转型只有死路一条,允许改革失败但不允许不改革,这是促进日本转型的基本共识。从今天日本的国际地位和民生水平来看,日本的成功转型确实让许多日本人民受惠,也让当初反对转型的保守力量无话可说。

参考资料

郭定平《制度改革与意外后果:日本发展模式转型的政治学分析》

李吟《解读日本新〈中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

雷新军《日本政府转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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