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苗蛮子
佛山16岁女孩李舒舒为救即将被货车撞的1岁女童雯雯，紧急将其推开导致自己腿部被碾压。近日，佛山交警认定李舒舒横出道路妨碍交通安全，应在事故中承担25%的责任。对此，市民认为救人受伤反被追责很不公平。
这无疑又是一个情与法相碰撞的案例。所以，当交警的处罚认定书一出，网上即骂声一片。多数国人很难理解，道义之举却要遭受惩罚，“这样的处罚有何公正可言？”有网友干脆将此案与南京“彭宇案”联系起来，并称为“中国法治进程的两朵奇葩”。
在社会道德良莠不齐的语境下，人们的心情可以理解，其中彰显出人们对正义的渴求与珍视。但问题是，交警的责任认定是一个如网友所认定的“荒唐的判例”吗？很显然，回答这个问题的基点，在于事实和法条，而非那种被充塞了道德感的非理性情绪。
感情显然不能代替法律。从案情来看，李舒舒的确违反了交通法规，“实施了有妨碍交通安全的行为”。可见交警的处罚认定，于法有据，并无不当，体现了交警对法律的尊重。
见义勇为，无疑是人性的本源和光辉点，是最直接的社会良性行为，相信每一个内心良善之人，都为李舒舒车下救人的壮举而感动，其义举无疑是引领人心向善的又一盏烛光。但又不得不说，见义勇为和责任认定是两回事，见义勇为不是免责牌，有了见义勇为的事实认定，并不等于违规的善举完全没有法律责任。
当然这并不是说法律与道德是不相容的二元对立。从终极价值来说，法律和道德所追求的都是正义。一如青年评论家羽戈所言，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所运送的正义，目的在于惩戒，它机械冷酷，而后者在于补偿，温情和煦。显然，正义的这两张面孔，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在法律之外，也即社会人性与道德的层面，无疑还有一大块空间供正义缓冲。比如在李舒舒案中，李舒舒救人而违规，显然是在紧急状态下不得已为之，因此责任不该由其一人承担，而可由政府来埋单；亦或者对见义勇为者予以物资和精神上的奖励，且这种奖励高于其所承担的违规成本；而事实上，有关部门并未撤销李舒舒的见义勇为称号，也是守望人性与正义的体现。显然，法律之外的人性关怀，不仅能体现法律保护善行的本意，而且也能重塑人们的法律信仰；既不影响法律的执行，又能引导社会良好风气，释放社会正能量。
法律的冷酷，可以用人性的温度来弥补。在这方面，北京“廖丹骗保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镜鉴——为救尿毒症妻子，北京男子廖丹私刻医院收费章，蒙混过关，四年间涉嫌骗取医院17万余元。这种忠贞不渝的“北京爱情故事”牵动了无数人。现实世界的人们为廖丹对身患重疾的妻子不离不弃所感动。在这种情感语境下，有热心人士帮助廖丹偿还了17.2万余元的案款。
再来说说另一个经典案例——《拉古迪亚市长的礼帽》。故事是这样的：1935年的一天，时任纽约市长的拉古迪亚，在纽约贫民区的法庭之上旁听了一起盗窃案。被告是一位老妇人，为了哺养已经两日不曾进食的孙子们，她铤而走险，去偷面包。法官的判决是一道选择题：被告或者罚款10美元，或者拘役10天。在当时，这10美元，对于贫困之家，并非小数目。老妇人若有这笔钱，早买面包了，何必去偷呢，她的面前，显然只有“拘役”这一个冰冷的选项。
审判刚结束，这时拉古迪亚从旁听席缓缓站起，摘下礼帽，往里面放入10美元，然后向在场的人大声说：“现在，请每个人另交出50美分的罚金，这是为我们的冷漠所付的费用，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与社区。”大家听了神情肃然，每个人都默默地往拉古迪亚的礼帽中放入50美分。
拉古迪亚的礼帽，无疑是为政者良知、责任和德政操守的象征。它里面盛着的既有人们的最大的善意，也有执政者最诚挚的忏悔。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拉古迪亚并未用自己的身份和权力为被告求情，并未干涉法官的审判，这正是法治精神的生动体现——法院处罚了盗窃犯，市长则处罚了冷漠的市民，同时也包括他自身。
可见，在一个人们尊重法律、信仰法律的社会，法律的惩戒并不妨碍人性关怀与社会正义的释放。法律的魅力，就在于它使人类权利获得了一个真实可靠的法律保障，并达到一种平衡——一方面保障公民充分享有自由，另一方面又通过从严执法树立法律权威。
关于情与法的关系，胡适先生曾有经典论述：“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空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反之，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显然，只有严格执法，法律才不会被人情所绑架，倘若在执法过程中过分追求人性化，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对法律功能的弱化甚至背离。这样的社会，显然离真正的法治社会还有相当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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