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勇 | 转换经济增长方式 跨越“邻避”陷阱

　　无可讳言，在不少国家和地区发生过的“邻避现象”，正越来越多出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
 　　所谓“邻避”（NIMBY），是港台学者对于英文“NotInMyBackYard”进行的意译，意指居民希望保护自身生活领域,免受具有负面效应的公共或工业设施干扰的抗拒心理，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邻避现象最早出现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欧美国家，随后出现在日本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而在我国，近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高速发展中，邻避现象也越来越为人们所熟悉。
 　　不难看出中国版邻避与其他国家地区既存在共通性，又有独特之处。具体而言，当下中国的邻避现象可分成两种类型，一是城市化建设，公共设施特别是交通设施、能源供给以及垃圾处理等扩容所带来的邻避现象；二是全局性或者地域整体性产业布局、选点造成发展“成本”，并由此引发邻避现象。这些产业包括核电、火电、炼油、石化以及造纸等。此类工厂会为全国或某一地域带来可观经济效益，但是其污染等外部成本却需要由设施附近的民众承担。近年，无论厦门还是大连，或者其他某些二、三线城市出现的邻避现象均可归属此类。
 　　中国邻避问题特殊之处在于，由于当下经济发展模式中政府实际扮演的主导性角色，导致地方政府往往取代相关利益方成为民众抗议对象，使得原本的企业—民众—政府三方博弈简化为官民两方博弈，由此产生的冲突常常也比其他地区激烈。而另一方面，如果政府顺应民意撤销合同，下马项目，于相关企业而言，又有失公平，是对市场规则乃至法治的破坏。
 　　实际上，在前现代社会，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工业化，都无从谈起。而在计划经济时代，民众在全国一盘棋，个体服从集体，局部服从全局的社会管理思维和运行逻辑之下，民众是很难表达利益诉求，争取属于自己和所在社区的相关利益的。所以可以明确，邻避现象属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解决邻避问题，首先要转换经济增长模式。要让政府从“全能政府”真正回归到公共管理者和服务者的角色，正如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同志近日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所指出，既要避免政府“过度管制”和“包揽一切”的旧模式，又要防止形成“泛市场化”和“甩包袱”的倾向。政府应该在民众与企业的利益博弈中，当好裁判员，仲裁员、调解员，在公共服务中当好服务员，将管理与服务结合起来。
 　　在此同时，执政者必须正视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形成的利益格局多元化，立足于公平公正公开，摒弃所谓总体利益压倒局部利益，集体利益压倒个人利益，长远利益压倒暂时利益的思维定势，充分让民众发出诉求，承认其保护自己利益的权利。
 　　事实上，已有的经验证明，当利益相关方拿出合理的补偿，改变“鸡屎拉在我家后院，鸡蛋却下在别人家里”的状况，形成“环保回馈”：如在邻避设施上设立公园、图书馆、运动中心、温水游泳池等，供附近民众免费（或打折）使用。以及减免电费、减免土地相关税赋、给予奖学金等措施。此种状况下，邻避现象会得到缓解。
 　　其次，坚持法治道路，确立利益博弈规则。以台湾地区为例，《环境影响评估（评价）法》是邻避现象得以解决的重要保证，这部法律保障了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程序。而给予这部法律，无论是民众还是政府以及相关企业，均习惯了一整套成熟的利益表达和博弈规则，从而较有效地消除了邻避问题。
 　　此外，针对我国现出现的某地收益，另地受损的现象，亦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建立地域利益协调机制：事实上，美国主管环境问题的机构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职能之一就是协调环保问题中不同州之间的矛盾。
 　　如专家所言，邻避现象的预防和解决，不仅涉及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意愿，而且涉及政府以民为本的管理能力。邻避现象减少，可以看做政府从经济增长型(速度型)向民生服务型转型的一个标志。
 　　危中存机，应该依据国际经验，使邻避问题成为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实现社会进步的契机。
 
 　　时代周报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