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信力建 

八十一年前的今天,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开始大规模入侵华北地区,中国民众的反日活动也掀起了高潮。八十一年后,随着中日钓鱼岛争端愈演愈烈,中日矛盾又一次激化到极点,旧恨新仇让国人愤怒甚至有些人激进行事。我们是不应忘记国耻的,但同时也要认清这带给中国人无尽痛苦和伤害也给自己本国人民带来伤痛的始作俑者是怎么产生的?毋庸置疑,二战期间,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也延缓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日本所以走上这样的不归路,原因当然很多,但其中最耐人寻味的应该是日本军人干政这一点——换言之,日本军人对文官政府的颠覆应该是日本走上侵略战争之路的穴点。

所谓文官制度乃是现代国家关于各级文官的考试、任用、管理、权利和义务以及退休等一整套的制度和体制。是以其特定的内容与形式构成的关于文官进、管、出的法律制度。目的在于选贤任能,提高行政效率。文官制度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中国西汉时的官吏任免制度,特别是隋唐时新兴起来的科举制度。现代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起源于英国。文官制度最核心的一点是将军人排除在国家决策之外,以此防止军人干政,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步采取了文官制度可是,由于维新的不彻底性,日本政治家们并不期望有一支完全中立不干政的国家化军队。军队在日本仍处于人最高位置的。为了实现军部占据最高位置的目的,他们在最高位置上采取了一些措施。这些措施没有在宪法中明文规定,而是以军部首脑对政府保有独立性这一习惯的方式存在。比如,陆海军大臣和外务省或政府其他省大臣不同,可以直接谒见天皇,并以天皇的名义强行贯彻他们的计划,而无需与内阁的文官成员商量。他们还可以拒绝委派陆海军将领入阁,以阻止他们不满意的内阁的成立。没有他们委派的高级现役军官担任内阁中的陆海军大臣,就会因为文官或退役军官无法担任该职而无法组阁。同样,如果军部对内阁的行为表示不满,可以找回他们在内阁中的代表,这样内阁就不得不解散。在这个最高决策层,军部首脑不会允许任何人的干涉。此外如果还需要进一步的保证的话,可以援引宪法中的这样一条规定:如果帝国议会否决政府的预算草案,政府应执行前一年的预算法案。日本人对军部的态度就像在其他领域中一样。只要涉及到等级制特权,日本人都习惯于接受既成后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表示赞成,这只是表明他们在特权问题上主张不逾越界限而已。

也就是这一点不彻底,导致二战前的日本军事政变不断,军人对政治的涉入也日益深刻。尤其是在1929年国际经济危机爆发之后。

譬如“五·一五”事件。1930年前后,日本经济危机日趋严重,社会动荡不安。军部与民间法西斯相互勾结,标榜改造国家并以恐怖手段加速法西斯化。1932年2月海军法西斯军人古贺清志、中村义雄与桔孝三郎为首的爱乡塾等民间法西斯组织制定政变计划,图谋分4路袭击首相官邸、内大臣官邸、政友会总部和三菱银行,再占领警视厅、破坏变电所,在黑暗中建立法西斯独裁。5月15日采取行动,杀死总理大臣犬养毅,其他袭击目标大部未实现。政变失败后,为首分子向宪兵队自首,仅受到较轻的处罚。报刊对其在军事法庭上的辩护词大肆报道,助长了法西斯分子的气焰。犬养内阁垮台后,短暂的政党政治结束,军部乘机加紧干预政治,加快法西斯化的步伐。更要命的是,更大的军人干政事件还在酝酿。

1936年2月26日,陆军皇道派下级军官带领1400多名士兵发动政变(史称“二二六事件”),包围了首相官邸、国会议事堂、陆军省、参谋本部和警视厅。杀死了内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将(陆大17期首席)。叛乱军的主要目标是首相冈田启介,但是杀错了人,把冈田的小舅子松尾传藏陆军大佐当作冈田本人给杀了,真的冈田躲在浴桶里逃过了一劫。叛军随即向陆军大臣提出“兵谏”,要求成立“军人政府”,实行法西斯独裁。陆军当局利用政府核心机关瘫痪之机发布成严令,掌握了政府的大部分行政权。海军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米内光政立即命令海军陆战队登上军舰,封锁东京湾;联合舰队也派第一舰队封锁东京湾,第二舰队封锁大阪湾,准备镇压叛乱——海军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娘家人冈田首相(冈田原是海军大将)还生死不明,一旦知道了首相还活着,就想方设法救人,人一旦救出,立即打道回府。剩下你们陆军拉的屎,你们陆军自己去擦屁股,美其名曰:陆海不相斗。而陆军呢,一直稀里糊涂的立场不明,看陆军发表的公报就知道了。第一天称政变参加部队是“出动部队”,第二天称是“蹶起部队”或者“占据部队”,第三天成了“骚扰部队”,一直到第四天,才好不情愿地称之为“叛乱部队”——所以有这样的“进步”。是因为听说天皇发火了,扬言说要是陆军镇压不了叛乱,就亲自带近卫师团去御驾亲征,这才不得已而卖卖力。政变至2月29日被镇压。

而据《辽宁日报》2010年10月6日《1936年日本裕仁天皇险些被军人政变废黜》一文透露:则此次政变不仅要颠覆政府,还想扶持裕仁天皇的胞弟雍仁亲王来取代裕仁。雍仁亲王是日本大正天皇的次子,1922年便作为陆军少尉参加日本陆军,1935年8月被任命为第八师团的少佐大队长。他长期以来对日本陆军中的皇道派(日军中狂热的法西斯派系之一)少壮军官持同情态度,支持皇道派要求推翻民选政府、加速实行国家法西斯化和积极准备对苏开战等主张。政变当日,任第八师团少佐大队长的雍仁亲王正准备从驻地乘火车赶往东京。在如此敏感时刻,雍仁亲王的这种举动显得非常反常。而且就在同时,政变军人公然打出了“我们的领袖是秩父宫(即雍仁)”的旗号。 裕仁天皇得知上述消息后,感到事态严重,他立刻命令忠于自己的军警赶往车站。载有雍仁亲王的火车刚刚到站,军警立刻拥上前去,连拉带劝,将雍仁“护送”回皇宫。在皇宫内,裕仁严厉质问雍仁,政变军人要求让他当天皇的口号是怎么回事?他是否参与了此次政变?雍仁亲王在哥哥的重压下被迫屈服,作出了效忠裕仁天皇的保证。不久,在裕仁天皇的严令下,“二·二六事件”被平息,17名叛乱军官被判处死刑。

政变虽然被镇压,然而,让人跌破眼镜的却是:皇道派发动政变时所积极追求的目标,例如军部独裁、国家政权法西斯化,在政变失败后反而得以实现。

这主要表现在更见极端的属法西斯派别统制派的少壮派牢牢掌握了军部大权。“二二六事件”以后所进行的“肃军人事”的结果是:一下子调动了3000多人。其中军事参议官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林铣十郎、阿部信行、西义一、陆军大臣川岛义之被编入预备役,侍从武官长本庄繁、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辞职,陆军一下子炒了八名大将的鱿鱼。而接替他们的是更加极端的少壮派法西斯军人:陆军大臣寺内寿一大将,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中将,教育总监杉山元中将。时任关东军宪兵司令的东条英机少将,也因为在事件一开始就积极主动地把满洲的军内军外皇道派分子全部一网打尽,而荣升中将。所有这些人物都是后来侵华战争的骨干力量!与此同时,新组成了广田弘毅内阁,实际上是法西斯军阀为核心的新内阁,使军部与财间结成一体。实现了”军财联袂”确立了军部在内阁的统治地位,从而使日本大大加速了发动全面侵略的战争步伐。

要之,226事件后军人完全控制了政府,从此拖着日本沿着毁灭的战争道路一路滑了下去。对于日本陆军在二二六事件中的角色,以及在随后日本法西斯化中的作用,抱有左派观点的井上成美海军大将在日本投降前曾经有过一番很有意思的讲话:“陆军动辄把自己大肆吹嘘成什么‘皇国的中流砥柱’,事实上,正是陆军……最终把日本拖入了灾难。所谓的‘中流砥柱’,就是中国的黄河上有几块挺立在河中、顽固阻挡潮流前进的顽石。从这个意思去理解的话,陆军也不愧是真正的‘中流砥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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