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信力建 

柬埔寨前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刚刚在北京去世,众所周知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不那么为人知的是他还是朝鲜人民的老朋友,他的后半生大部分时间在这两个国家度过。过去国内报章电视只说他是老朋友,至于如何朋友法,则讳莫如深,似有难言之隐。

难言难在他身份复杂,西哈努克既当过君主,又当过权相,既亲近中朝,又践行虚君宪政,既是佛教徒,又是社会主义信奉者。有关部门担心把西哈努克身份介绍太细,会引起国内思想混乱,干脆以“老朋友”敷衍过去。既然“老朋友”故去了,风险不再,中国人讲究相知相交,供养“老朋友”大半辈子的中国人民,不能永远对他一知半解,所以在此说叨说叨,抛砖引玉。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不反民主,但是明确反对世袭君主制,把共和看得比共产共妻还要重,因此马克思本人与他的祖国普鲁士王国互相敌视。马克思主义的主源头来自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就是推翻君主建立共和,马克思希望在法国共和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搞共产革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德皇暗中资助下,列宁和社会党人一道先推翻沙皇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布尔什维克再趁民主共和初期的混乱夺取政权,实行专政,取缔其他党派。西班牙革命也是先推翻君主制,只是后来以白求恩为代表的国际纵队未能得逞,西班牙共和政府被佛朗哥将军保主了,没有变成第二个苏联。第二个苏联是中国,先共和再共产,这个结局早在二十年代就被国学大师王国维预料到了。

东南亚国家大多是明清时期的朝贡国,朝贡是周代建立的一种纳税方式,异姓封国以朝贡会盟的形式向周天子表示臣属。自汉代至清代主体继承了秦代的郡县,但在郡县之外,其实继续存在封建制,那些保持朝贡关系的藩属,相当于周代的异姓封国。朝鲜、越南、暹罗、缅甸、尼泊尔、琉球都是明朝清朝的朝贡国,用时髦的话说,那些国家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只是晚清和民国的时候,陆陆续续独立了。毛泽东要当共运领袖,第一步当然是向明清朝贡国输出革命。恰在这时候,与中国并无渊源的诺罗敦·西哈努克送上门来。

柬埔寨是个全民信佛的国家,西哈努克也不例外,年青时入寺庙当过三个月僧侣。柬埔寨又做过几十年法国殖民地,西哈努克作为王室成员,曾经留学法国,他的生活方式很大程度法国化了,他的社会主义倾向也是受了法国影响。

1941年,法国的柬埔寨总督挑选西哈努克继任国王,那时候他还不到20岁,又有法国留学经历,法国人觉得他容易操控,未料二次大战后西哈努克坚决要求独立。问题出在法国自己身上,法国没有一个殖民地管得好,连小小租界都管不好,而且法国还向全世界,尤其是殖民地输出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搬石头砸自己脚。

尽管西哈努克在法国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但是无论出于佛教熏陶,还是个人利益考虑,都会糅合佛教理念治国,所以他自称佛教社会主义。佛教鼓吹乐善好施,贫富相济,与社会主义的财富再分配确有相似之处。西哈努克为了实践社会主义理论,他让出国王位置给父亲,自己担任首相,在1960年代大搞国有化运动,打击私营企业,毕竟他还佛教徒的慈悲之心,下手不那么重。同为王室成员的波尔布特就没有这个顾忌,他是标准的共产主义者,波尔波特的思想塑造跟苏联和中国都没有关系,和西哈努克一样思想成型于法国。社会主义与君主不可调和的矛盾,注定西哈努克命运曲折,1970年被政变推翻。在外国势力支持下,波尔布特短暂掌握了柬埔寨的政权,千年佛教古国在暴虐的波尔波特武装面前毫无抵抗能力,酿成人类历史上最大比例的民族内部大屠杀。

西哈努克的佛教社会主义实践,其教训之惨痛,我们中国人不该忽视,如同西方国家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一样。中国当代遭遇的困难,不是中国传统造成的,而是不民主的社会主义造成的,不民主不是中国特色,它在俄国东正教社会,东德基督教社会,古巴天主教社会,柬埔寨佛教社会都出现了,都造成了不相上下的灾难。唯一后果不那么严重的社会主义实践,是西欧和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不是古希腊罗马文明或者基督教传统让他们逃过一劫,而是民主制度使他们保留了纠错能力,避免走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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