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方银：松散等级体系下的合法性崛起——春秋时期“尊王”争霸策略分析

周方银：松散等级体系下的合法性崛起——春秋时期“尊王”争霸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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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方银  

　　
　　摘要：“尊王”是一种在松散等级体系下较为有效的争霸策略。它是一种合法化的崛起方式，可以减小来自体系的阻力，通过“尊王”可以对周王室以及体系内其他诸侯进行安抚，并有助于孤立和威慑体系内的竞争性大国。
　　
　　一　问题的提出
　　
　　春秋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种较为特殊的争霸行为，即齐桓公、晋文公等国君以尊王的方式谋求霸主地位，并获得较大成功。某种意义上，由齐桓公开创的这一争霸方式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被不少试图争霸的诸侯模仿和实践，这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的大国争霸过程中都是一个较为罕见的现象。尊王这种争霸方式较为集中地出现在春秋时期。齐桓公、晋文公的成功可说是其巅峰，之后，这种争霸方式开始走下坡路。在战国时期，这一做法逐渐消逝，大国之间的争霸采取了颇不相同的做法。
　　由此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尊王”的争霸策略会在春秋时期出现？如果它的出现和成功意味着它是一个有效争霸战略的话，它为什么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有效策略，它有效的条件是什么？到战国时代，诸侯为何在争霸策略上出现较为明显的转折，而不再做出较有实质意义的尊王努力？对“尊王”策略的有效性，当时参与争霸的诸侯和相关决策者是否具有明确的意识，还是其有效性只是体系无意识选择的结果？如果诸侯对其功能有较为明确的意识，那么它们是如何对其进行认识，特别是，它们如何把“尊王”与争霸之间的关系逻辑地联系起来？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在
　　“尊王”争霸策略下，其他行为体包括周王室是如何进行反应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国际关系层面的何种启示？
　　如果我们把从西周到春秋时期诸侯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国际关系形态的话，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等级体系，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等级秩序。这个等级秩序不一定意味着有一个全方位的权力中心。等级秩序的存在体现在：一方面，有一个凌驾于各诸侯之上的周王室，不管周王室的实力地位和权威大小如何，至少它在名义上是一个高于诸侯的存在，并且这一点得到中原诸侯的普遍承认；②另一方面，在诸侯之间不仅存在实力的差异，还存在等级的差异，并有大国、次国和小国的区分。③体系的等级性和诸侯地位的差异很容易使一些实力强大的诸侯试图通过各种努力在体系中获得更高的地位。④
　　总体上说，从西周到春秋时期是一个体系等级性逐渐松散化的过程(虽然不排除中间有一些强化体系等级性的努力)。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从真正的等级制走向松散等级制，进一步成为名义上的等级制，然后在战国时代逐渐进入无政府状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周王室的合法性逐渐被时间和一些历史事件所侵蚀。但就整个春秋时期而言，其还能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仍保持凌驾于每一诸侯国之上的形象地位。周天子对诸侯的合法性约束是真实的，能被当时的诸侯、卿大夫及国人较为清晰地感受到，从而对诸侯的行为具有真实的约束力。
　　对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分析是基于历史实际经验对某一等级秩序下大国争霸行为的分析。由于春秋时期争霸策略在大国争霸史上的特殊性，它在某种意义上构成大国争霸的一种特殊形态，从而也是一种分析意义上的理想型。从大国争霸的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对于丰富和深化对大国崛起和大国争霸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于我们理解未来东亚秩序的发展演变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⑤
　　
　　二　现有解释思路及其不足
　　
　　一方面，从国际关系角度，对作为争霸策略的“尊王”并没有很直接的系统性的理论解释，但有不少理论从不同侧面涉及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尊王”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作为一种主导性的争霸方式在历史上出现，⑥这一经验事实本身对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一定的挑战。
　　与此相关，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关于国际体系变革的理论。吉尔平的基本假设之一是：“一个国家将通过领土、政治和经济扩张的方法来谋求国际体系的变革，这种努力要到为进一步的变革所付出的边际成本等于或大于边际收益的时候才会停止。”⑦吉尔平这一假设的问题在于，一国扩张或谋求体系变革的方式很多，使用不同的策略，其成本-收益有很大不同，这不能仅仅通过对体系内不同国家的规模或实力对比的判断来得到结果。扩张的成本收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国尤其是其他大国的反应。在崛起过程中，大国的一个重要关注点正在于如何以负面作用较小的方式扩展自身的权力，以免造成自我包围的效果。⑧
　　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的是，他国的反应不仅受该国扩张方式的影响，还受体系中主导性文化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战国时期诸侯的扩张与争霸方式与春秋时期有很大不同，这既受到体系内诸侯之间实力对比、国家数量的影响，也受体系文化的影响。如果说仅在春秋与战国这两个时期，大国争霸策略就存在很大不同，那么春秋时期的争霸策略与二战前欧洲国际关系体系中大国的争霸策略存在实质性差异就不足为奇了。对于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解，无疑将有助于深化和丰富我们对国际体系中大国争霸行为的理解。
　　某种意义上，吉尔平分析的是一个相对简化的世界，他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霸主国和崛起国二者身上。在他看来，当体系权力面临失衡时，崛起国的战略目标将主要围绕如何击败霸主国，并取代其地位而展开，并将由此引发霸权战争，进而导致国际体系的变革以及新霸权的产生。⑨吉尔平的论述主要基于欧洲特定时期的历史经验。但春秋时期大国争霸却呈现出一种颇不相同的画面，我们在很多时候，看到的不是在地位清晰的霸主国与崛起国之间的争霸战争，⑩而是一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格局。而且，这样的争霸行为并不是围绕“霸主国”、“崛起国”进行，霸主的轮换并不让人感到体系变革的发生。诸侯并不觉得霸主的更替导致体系发生了大的震荡。春秋时期的大国战争总体上与吉尔平讨论的谋求体系控制权的争霸战争存在比较大的区别。
　　与此相似的是权力转移理论。这一理论的思想来源可以追溯到修昔底德(Thucydides)。修昔底德认为，雅典的力量增长以及由此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使伯罗奔尼撒战争不可避免。(11)按照权力转移理论的基本逻辑，崛起国通常会对现有的秩序不满，主导性大国则努力维持现有秩序以确保既得利益，围绕国际秩序主导权的竞争与冲突将随着二者之间实力差距的缩小而加剧。当对现有秩序有所不满的崛起国认为有赢得主导权的机会时，它们将选择以战争手段加速权力转移，并试图创造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以从这一与其实力相称的新体系中获益。(12)权力转移论者的一个重要理论关注点在于，主导国与挑战者之间处于什么样的实力对比时，爆发战争的几率最高。并在总体上认为，当双方实力高度接近时，战争的可能性最大。(13)
　　从体系性质上说，修昔底德描述的是一个在其中存在两个大国的体系，这与春秋时期的“国际体系”存在显著不同。由此，春秋时期的大国争霸行为也呈现颇不相同的特点。齐桓公时期齐国征伐南方大国楚国以及晋文公与楚国的战争，与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及欧洲历史上的争霸战争有很大不同。齐桓公时期的齐国伐楚，双方实际上并未交战，齐国只是向楚国展示了自身的实力，楚国则在齐国并未过分压迫的情况下，接受了齐国的优势地位。这次行动的主要意义在于确定齐、楚地位的排序，从而帮助齐国获得霸主地位。楚庄王时的晋楚?之战，从事后看虽然具有争霸中原的焦点之战的意味，它实际是一场意外发生的战争，战前双方作战的态度都不坚决，双方也不是拼尽全力做殊死的战斗。战争的失败者晋国在战后依然拥有强大的实力，保持着大国地位。(14)这与修昔底德论述的关于某种特定类型的实力对比使得残酷的大战不可避免的观点，在行为逻辑和战争机制上颇有差异。这些差异暗示，修昔底德的论断其实是有条件限制的，而非可以简单地普遍适用于一切出现类似实力对比关系的场合。
　　由于春秋时期争霸战争、争霸行为的不同特点，在这里，我们看不到欧洲式的，像《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乌得勒支条约》、《维也纳和约》、《凡尔赛和约》这样的大战之后的和约，战争的胜败不一定是一次重大利益重新瓜分的行为，而是一次确立排序的行为。春秋时期成功的霸主不仅要获得实力排序中的优势地位，还要努力使自身的优势地位在体系内得到广泛的认可，从而使自身在体系内获得一定的权威。权威也是权力的一种形式，不过它是一种正当的或合法的权力，使从属者感到有一种服从的义务。要获得权威，需要辅以“争霸战争”之外的其他一些手段，而这在以无政府状态为主导特征的欧洲大国的争霸战争中就常常不是那么重要。从这个角度，权力转移理论在解释春秋时期大国争霸行为方面总体上是失效的。
　　在春秋时期的等级体系中，大的诸侯的生存总体上具有较高的保障，特别是，中原诸侯对于什么是应有的行为方式有一种较为明晰和一致的预期，这对于大国争霸的行为方式产生了较大的引导作用。这一方面在认知的意义上，使进攻现实主义关于“国家意图是不可知，从而国家会对其他国家的意图做最坏的打算”的假设失效，(15)从而导致大国追求的并不是简单、直接、清晰界定的权力最大化或安全最大化。春秋时期诸侯在争霸过程中常常表现出颇为节制的行为方式，它们总体上避免了大国过度扩张现象的发生。(16)戴尔·科普兰(Dale C.Copeland)认为，所有国家都会在风险较小的情况下，随时抓住机会扩张。(17)春秋时期诸侯的行为与此颇为不同，诸如齐桓公助北燕抵抗山戎的进攻和“迁邢封卫”以及楚庄王灭陈又复陈，都是颇能体现体系性质的行为。如果国家的目标仅仅是对外扩张，就难以对这些行为进行解释。它们也是在近代欧洲国际关系史上不可能出现的现象。这既反映了春秋体系下观念结构的差异，也反映出国际行为体在目标函数以及功能方面可能存在的差异。(18)另一方面，诸侯间较为普遍存在的行为预期对大国在追求更高地位过程中的做法产生引导和约束作用，可以说，体系中存在的特殊行为预期对“尊王攘夷”这一特殊争霸行为的出现产生了颇为重要的影响。
　　相对于体系中的霸主而言，其他大国的生存条件其实并不怎么恶劣，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霸主国与其他大国发生战争，它在内涵上也与霸权稳定论或权力转移理论所涉及的霸主国与崛起国之间的战争性质存在较大差异。由于即使不能获得霸主地位，齐、晋、楚、秦等大国的生存总体来说仍然有高度保障，它们一般并不存在强烈的对“国家生存”的担忧。因此，大国出于对自身力量陷入不可逆转的衰退，从而对未来国家生存产生强烈担忧，并在这一观念与行为逻辑的基础上，对后起的大国发动残酷的预防性战争，(19)这种现象在整个春秋时期的大国关系中基本不存在。这也表明，试图用基于近代欧洲经验提炼的理论来解释等级秩序下大国的行为方式存在不足，即使春秋时期的等级秩序是松散的，某种意义上甚至只是名义上的。
　　阎学通和孙学峰曾对大国崛起的战略选择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在崛起国扩展自身在体系中影响力的同时，由霸权国主导的体系将对崛起国施加安全压力，由此制约崛起国实力的增长和影响力的扩展。因此，崛起国要成功崛起，必须有效缓解“崛起困境”。(20)这里不质疑这一分析的有效性，不过，这一分析建立在一个重要的前提下，即体系中有一个霸主国，同时还有一个崛起国，博弈主要在它们二者中展开。春秋体系下的大国争霸行为很多时候是在体系中没有明确霸主的情况下进行的，大国争霸时，压力主要不是来自于体系中的霸主，而是体系中存在的周王室以及其他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和对体系行为规范考虑而可能产生的反应。同时，大国在争霸时追求的目标函数与阎学通、孙学峰讨论的情况可能也存在一定的、有时可能是根本性的差异。这些都需要我们超越霸主国与崛起国之间互动的逻辑，对春秋时期的大国争霸行为用不同的理论模式加以解释。(21)
　　
　　三　本文的基本解释和观点
　　
　　本文对春秋时期大国为何以“尊王”的方式争当霸主、这种行为模式为何在战国时期逐渐消逝以及是什么导致春秋时期大国在“尊王攘夷”方面的行为发生变化这一核心问题的解释，主要包括以下一些方面。
　　(一)尊王策略的作用机制
　　以“尊王”的方式争霸，是一种间接路线的争霸。争霸者一方面追求自身在体系内的实力优势地位，同时还追求第一大国的政治地位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与此相对应的在体系内发号施令的权利。如果仅仅追求体系内第一大国的实力地位，那么成功地发动争霸战争就可以达到效果。
　　以“尊王”的方式崛起或争霸，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机制在起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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