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立鳌：论官本位现象的政治哲学渊源
摘要 官本位是君主本位观的衍生物，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官本位实际是由韩非政治哲学奠基并促成的。形成于战国末期的韩非政治哲学坚持彻底的君主本位观，提出了君主集权、以君督臣、利出一孔和文化专制等政治设定，并得到秦朝统治者的青睐和贯彻，从而对秦汉政治制度、政治观念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韩非政治理论本身的某些缺陷，使君主本位的观念在现实中演变成了官本位思潮，催生了一系列负面效应。
关键词 韩非政治哲学 君主本位 官本位 传统政治文化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官本位既表现为一种思想理念，又表现为特定的制度安排和相应的物质设施，它影响深远、根深蒂固，成为构建当代政治文明的一大阻碍。不少有识之士敏锐地察觉到这一危害，奋力清除这一文化痼瘤，他们用孔子的思想对其指斥驳辩，意在正本清源。但非常遗憾的是，传统政治文化的诸多偏失虽然与孔子思想不无关系，但就官本位而言，直接诱因则是韩非政治哲学，它才是“官本位”生成的根系。
韩非政治哲学的君主本位观
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各有其立论的本位。在崇尚武力、追求一统、权势为尊的战国末期，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理论极其推崇彻底的君主本位观。
中国古代以“本”为事物的根源与根基，“本位”则是指一种事物赖以形成的发始根源，或一种思想系统赖以产生的特定立场和出发点。可以说，产生于先秦时代的各种政治思想都有特定的本位。比如，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以社稷为本位的思想系统，墨家学说是以天下为本位的思想系统，道家学说是倾向于个人本位的思想系统等等。与此不同，法家则构筑了以君主为本位的政治学说。慎到、申不害、商鞅等前期法家已经表现出对君主和权势的极大推崇，韩非则从更为精深的理论层面上构建了彻底的君主本位观，他的君主本位观蕴含在诸多思想理念中：
把维护君主权威视为政治活动的最高目的。韩非提出了以法、势、术为核心的一整套政治运作法式，在他看来，所有的政治运作方式，“皆帝王之具也”①，都是君主政治统治的手段。韩非解释《老子》中“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时说：“制在己曰‘重’，不离位曰‘静’。重，则能使轻;静，则能使躁。故曰‘重为轻根，静为躁君’。”②意在告诫君主绝不能离弃权势之位，要把国家政治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以便保持自己的尊贵地位，避免为人所制。
韩非向权势君主不厌其详地论述了各种政治手段，认为做事情要遵循事物的理则，他说：“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无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势尊，而小易得卿、相、将军之赏禄。”③认为遵循事物规律办事，就没有不成功的，而他认为事情成功的最大标志就是维护了君主的权势。他是把成就天子的权势和威严视作政治活动最高目标的。
确立了君主对于臣属的绝对支配。先秦不少思想家对君臣关系有过论述，其中孟子有一段颇有影响的观点：“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④这一论述虽然包含君臣尊卑观念，但认为双方的关系有某种互动意义上的对等性;它要求君主善待下属、尊重下属，以换取臣属的忠诚和拥戴;而君主在得不到臣属的自觉拥戴时，就应在自己的待臣方式上寻找原因。与此不同，韩非是在人性自利的前提下看待君臣关系，他说：“人臣之情，非必能爱其君也，为重利之故也。” ⑤在这一意义上，韩非明确提出：“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⑥公开宣称君主就是依靠刑赏权来控制臣属的人。韩非进一步认为，君主对于臣属是一种豢养、蓄养关系，即所谓“君之蓄其臣”。⑦他用春秋时晋国人师旷的言论比喻说：“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后草木硕大。”⑧君主就像土地养草木一样地蓄养了群臣，所以群臣的所有劳作硕果自然是君主土地肥美的功劳。他要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实现“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⑨的效果。韩非公开主张君臣权力与义务的分割与分置，臣任其劳，君收其功，这是君臣等级制和尊卑观的典型表现。
提出了国家对于君主的隶属关系。韩非从根本上将国家机器视作君主伸张个人意志的工具，他说：“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⑩又说：“邦者，人君之辎重也。”11在韩非看来，邦国就是君主个人的所有物，君主取用于国，就像取用于自己的物资库一样，而国家的车辆驶向哪里，则全由君主的意志决定，因为整个国家机器本来就是载君行驶、供君享用的器物。
为了进一步说明国家机器对于君主个人的隶属关系，韩非特别作了如下的论证：当时田氏代齐的事件已经发生，晋国也出现了六卿专政。韩非提出时人所称的齐、晋亡国事件发挥说：“人主所以谓齐亡者，非地与城亡也，吕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谓晋亡者，亦非地与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专之也。”12齐、晋亡国，并不是由于它们的都城与土地遭受毁灭，关键在于原君主统治权的丢失。他是站在君主的本位上看待事物，完全把国家视作君主的隶属物。
从君主本位上思考国家政治生活，韩非发现了儒家重义轻利、谏言忠君、仁者爱人等许多道德伦理观念的严重偏失，他向君主表明态度说：“夫轻爵禄，易去亡，以择其主，臣不谓廉。诈说逆法，倍主强谏，臣不谓忠。行惠施利，收下为名，臣不谓仁。离俗隐居，而以非上，臣不谓义。”13在韩非看来，辞去爵禄而另择其主，违背君意而逞性强谏，施惠于人而收买民心，避世隐居而弃谤君主，完全是法所不允许的罪过，是应受到制裁的行为，无论如何不能给予道德上的褒扬。据此，他对儒家赞颂的“汤武革命”作了颠覆性评价，也否定了对谏臣和隐士的赞美。韩非站在君主本位的立场上看待政治，他要重建国家政治生活中君主本位的价值标尺。
建构了适合君主意念的政治伦理体系。韩非以君主本位观来思考政治，塑定自己整个学说的思想范畴，由此构建了适合君主意念的政治思想和社会伦理体系。
首先，关于法。我国很早就有法的概念，韩非继承了前期法家的思想传统，非常看重政治活动中法的作用，他把法视为治理天下的根本，也肯定法的公开性和相对稳定性。然而，作为韩非政治哲学核心范畴之一的法，还有如下几个重要特征。一是法的实施者和确立者都是君主，即执法主体和立法主体都同一于君主。二是韩非的法与赏罚联系，并且以“禁”为主。三是，韩非主张的法是与君主的势、术结合而推行。由君主所立之法，在君主势、术的配合下，以严刑重罚的形式禁锢民众言行，保证君主的地位和利益，正是韩非之法的特征。
其次，公与私。公与私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传统概念，中国思想史上早就有先公后私、公重于私的价值理念。韩非运用了这对传统概念，但他将二者全面置于政治领域，并进一步将它们与法联系起来。在他看来，人性自利决定了人人都从自身利害出发来行事，而那些不合于法的自利追求都在性质上为“私”，与之相对的行为则在性质上为“公”。他说过：“古秦之俗，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14又说：“舍常法而从私意，则臣下饰于智能。”15韩非是在“废法”、“舍法”的意义上来定位“私”的。在他看来，奉法，就没有私;废法，才出现了私，因而“私”一定是不合于法。由于法不外是君主根本意志的体现，韩非通过改造了的公、私范畴和奉公废私的主张，要将全体臣民的心智和行为导引到君主希望的政治方向上。
再次，忠与奸。忠与奸可属伦理的范畴，韩非是在评价臣下待君态度上而论忠奸的。他说：“尽力守法，专心于事主者为忠臣。”16韩非把守法事主视为做忠臣的根本前提，君主本位观使他在此表现出了一种与儒家不同的评判标准。与忠臣相对的是奸臣。韩非说：“奸臣者，召敌兵以内除，举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顾国患。”17认为“奸”与“私”有着本质的联系，奸臣是追求私利而不顾国患的人。
韩非认为，人性自利，臣下没有谁能自觉地忠于君主，奸邪者将难以根绝。他提醒君主一定要早识别、早清除，“禁奸于未萌”。18为了保证禁奸的效果，韩非进一步提出：“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他认为禁止奸行已是最下等的方法，而诛其奸心才是君主禁奸的最高手段，由此把禁奸的政治行为引向了思想舆论领域。
韩非还论及君主的明与暗、世道的治与乱。他认为明主严法施政，去私禁奸，能达到国之治;暗主驰法为政，奸邪盛行，会造成世道之乱。通过这些范畴及其内在逻辑，韩非清晰地展开了以君主本位观为核心的政治思想体系。
韩非吸取了老子“道总万物”的思想，提出了“君道一体”理念，他说：“道不同于万物，德不同于阴阳，衡不同于轻重，绳不同于出入，和不同于燥湿，君不同于群臣。凡此六者，道之所出也”20。韩非以老子哲学中的“道”比喻君主，以“万物”比喻群臣，意在说明君主对于群臣的根本性、生成性和法则性。他关于“君道一体”的论说为君主本位观找到了一个自认坚固的理论基石，从而把理论体系的完成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韩非政治哲学中的制度设定
从君主本位的立场出发，韩非提出了关于社会生活中一些明确的政治设定，表达了他关于社会建设的根本性制度设想。
提倡君主集权。为了保证国家政治活动在君主的全面掌控之下运作，韩非在两个层次上作出了设定。其一是中央集权。这是就中央和地方关系而言的。韩非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21这里的“要”，是要害、枢纽，指国家的最高控制权。韩非要求把具体的事务分配给各个地方，而把关键的权力集中在中央。他认为中央掌握了关键的权力，各个地方就会为之效劳。他要求保持中央对于天下事务的绝对控制。其二是君主独裁。这是就中央集团内部君主和群臣的关系而言的。把地方大权集中于中央，那中央的权力如何掌控呢?韩非说：“王者，独行谓之‘王’。”22他表示：“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劝‘独断’也。”23韩非强调说：“两尧不能相王。”“两主者，可亡也。”24他是主张权力一尊的，要求把中央的权力不作分割地由君主一人掌控。君主独裁是韩非政治哲学的明确结论。
要求以君督臣。将天下权力集中在手的君主如何处理纷繁的事务呢?韩非的设想是，把一切事务分授给臣下，君主采取“循名而责实”25的督责之术。韩非的督责方法实际上是一种隐秘的术治，他主张君主采用这种方法时，应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喜怒好恶深深地隐藏起来，以此防止臣下窥测方向，投机取巧。而在臣下发表意见时，君主要像酩酊大醉一样不先开口，等臣下自己说出分析意见后，君主从中了解事情的底细，进而将其作为考核臣下的参照。
督责之术的要害是把政务委派给臣下去做，君主可以使用质押、剪除等一切诡诈手段和各种隐秘之法实行对官员的督责课考，以使“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于下”;“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26君主坐收无为而治之效。
坚持利出一孔。韩非站在君主本位的立场，发现：“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太富，君主之败也。”27为此主张政治权力应该全面控制社会的利益出口，既防止诸侯大臣财富与势力的扩大，又使整个社会都听命于权力的调动。
韩非提醒当政的君主：“欲为其国，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将聚众。”28他认为群臣由于自利的本性会不断积累自己的财富和势力，而臣下势力膨胀必然影响君主的施政，所以明智的君主必须对属下大臣的权势予以削夺和限制。另外，韩非认为“利出一空(孔)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29他主张国家的一切利益都由君主控制，尽力造成利出一孔的状况。他提出奖励耕战，抑制工商，就是要让全社会的利益出于农战一孔，使人们因求利而完全听命于君主。
主张实行文化专制。韩非提出治国必须禁奸。根据“禁奸于未萌”和“太上禁其心”的思想，他进一步提出了实施文化专制的主张。当时社会上流行儒、墨之学，韩非认为社会上人心不一，君主有时举措无当，都是儒墨杂学干扰的结果，他明确指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30为了使人心不受干扰，并确立法律的权威性，韩非提出“息文学而明法度”31，“燔《诗》、《书》而明法令”32，他要求取消文学，焚烧典籍，采用行政手段制止学术和思想文化的传播。他甚至提出对那些言论不当者应该“去其身而息其端”33，要求采取人身除灭的方式，把言论消灭在起始状态。韩非的主张把文化专制推向了极端。
对于民众的文化教育，韩非提出“以法教心”34。他说：“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35在这里，法既被视作行为规范，又被视作人们的思想规范，官吏成了民众的教育者。韩非的这一设定实质上是把文化教育看作政治的附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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