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中国官吏进化史

杜君立：中国官吏进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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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李鸿章
　　
　　与整个人类史一样，中国的历史也是从神话开始，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创造了一个智慧的民族和这个中央之国。对智慧的崇拜体现出人类相对其他动物最为特殊的优势。中国的神话历史高度颂扬那些促进科技进步的能人，并将他们奉为首领、帝王甚至神灵：轩辕氏发明了轮子，有巢氏发明了房子，伏羲氏驯化了动物，神农氏驯化了植物，燧人氏发明了钻木取火，仓颉发明了文字……这种对智慧的推崇是中国得以率先在地球村发迹的重要原因。“民愚，则知可以王，……神农以教耕而王天下，师其智也。”
　　
　　随着农业社会的逐步成熟，政治开始成为一种极其发达的社会主导力量。人与人之间的智力差别开始被贫富差别代替。“世知，则力可以王，……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随着政治的继续进化，人成为一种等级化动物，人与人的主要区别不再是智与愚、贫与富，而是贱与贵。“古者立天子而贵之者，非以利一人也。……立天子以为天下也，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也，非立国以为君也；立官长以为官也，非立官以为长也。”权力逐渐从公义变成私利，贵族与贱民的分裂使人类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氏族社会，每个人从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被别人的生殖器确定了命运：贵族的子女永远是贵族，贱民的子女永远是贱民。贱民与贵族之间的差异在于他们父母，而不在于他们自身。
　　
　　氏族社会延续时间之长以至于到现在，我们依然无法摆脱。即使先进如西方，政治世袭与遗产税的改革始终困难重重。落后如中国，则早已经将氏族社会深化为家族社会。从秦始皇开始，2000多年来从未动摇。政治作为一种社会化制度形式，在中国历史中亦打上深深的家族文化烙印。官吏阶层作为政治文化主要操盘手，他们在贵族与贱民之间扮演着极其重要而微妙的角色。官吏联盟对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有着极其巨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他们主导和左右了中国历史的车轮。
　　
　　一
　　
　　官与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在两汉之前，官一般指政府，吏则指官员；两汉之后，官指较为高级的官员，吏则指低级的官员。或者说，长期以来，只有那些朝廷（皇帝）任命的政府官员才可以称为“官”，而一般的办事人员则只能称“吏”。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极其严格的等级社会，而官与吏的分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使中国传统政治发生明显的裂变。“官僚”集团与“胥吏”集团形成一种严格的等级关系。官是吏的统治阶级，吏又是官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官对皇权负责，吏对官负责。皇权、官僚、胥吏，这种金字塔式的统治结构最下层，就是芸芸众生的平民百姓。
　　
　　皇帝对官僚的倚重，使官员与皇帝的常常发生龃龉抵牾，甚至矛盾不可调和。这时候皇帝常常以吏代官，甚至以吏治官。武则天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对李唐王朝官僚集团进行大清洗，朱元璋朱棣父子采用的锦衣卫和日后的东厂西厂更胜一筹。天朝贰臣郭嵩焘曾说：“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不仅皇帝与官僚之间的斗争借用酷吏势力，而且官僚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也常常使酷吏得以渔翁得利鸡犬升天。曾国藩乘满清朝廷危难之机，大开幕府，以自己的门生故旧为官，成为独霸一方的“封疆大吏”。曾国藩系统的官僚势力基本都来自师爷宾客和刀笔吏，酷吏势力强大的办事能力使曾国藩集团在晚清变局中扮演起主导者的角色。
　　
　　二
　　
　　礼记中说：“大德不官，大道不器。”也就是说，真正有德行的人是不屑于做官的，就如同真理并不一定有什么实用价值。从文化上来说，官与吏的分野来自中国传统的仁政理念，也就是“以德治国”思想。与其说官是统治者，不如说是布道者，官的重要职责是教化百姓，使民向善，这就是“以吏为师”。官为民之父母，官德首先要求“爱民如子”。在这种政教合一体制下，皇帝既是“人王”，同时也是“天子”，是人神合一的代表，类似西方的“教皇”。而对官的要求则不仅是职务性的行政官员，同时他也是一位牧师。“愚民无知”，“群众”如同迷途的“羔羊”一般，需要官的引导和管束。“州牧”、“巡抚”、“司徒”都是官职的名字，顾名思义，就可以知道官的主要使命。对较低级别的官来说，他的主要任务是“体察民情”，了解和知道实际现状是其核心工作，所以他们的官职叫做“知县”或“知府”。
　　
　　官员内部以金字塔式的结构形成一种严密的组织，管理和监督一部分中低级官员的官叫“总督”、“巡按”或“监察使”。为预防施政错误，还设置了“御史”和“拾遗”一类的谏官，他们的工作就是批判批判，往往职业风险极高，因为中国人最忌讳负面信息。但无论怎样的政治高压下，中国历史上总不乏“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谏官，所谓“文谏死，武战死”。
　　
　　“尹”是很古老的一种官职，表示这个官可以发号施令。“君”则“金口玉言”，他的命令叫做“圣旨”。“尚书”作为中央核心高官，首先表示担任该官职的人是一个喜爱读书的知识分子。事实上，作为官僚集团的领袖，“尚书”与“大学士”正是代表了官僚集团的知识分子精神。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传统中国政治的核心思想是知识分子思想，以知识分子的智慧主导和保证国家的文化特色与政治发展。
　　
　　三
　　
　　“朝出耕田暮放牛，林泉风月共悠悠。九重虽窃阿衡贵，争得功名到白头。”对官员的遴选来自中国悠久的科举制度。两汉时期，中国官学与私学就极其盛行，教育的发达使优秀知识分子如过江之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在儒教教义上产生了最大共识与凝聚力，考试制度开始形成。后汉以降，知识分子遭遇政治迫害，荐举制度（举孝廉）的滥觞产生了世袭罔替的垄断豪门贵族，政治的崩溃随即引发了五胡乱华的“永嘉之乱”。隋唐重新确立了完善的科举制度，宋朝理学兴起，八股渐成风气，一直延续到清末。1000多年来，皇帝常常亲自主持对帝国官员的遴选与栽培，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来自民间知识分子。通过对他们儒家意识形态的统一，统治者尽可能选拔到最具才干的帝国精英。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从“秀才”到“举人”再到“进士”，数年之间往往只有寥寥人数可以成为帝国股肱，由此可见对官员素质要求之高。所谓“进士”，就是说已经进入官员（士）队伍。进士及第后，一般需要进入翰林院寒窗苦读传统经典，这一过程往往要持续一二十年。寒窗孤灯，清贫布衣，这些是担任帝国重担之前必不可少的磨砺。进入中年以后，一个合格的官员才算诞生，由皇帝委任外放。这种体制设计理论上杜绝了庸人庸政，但实际操作中往往并不是那么回事。即使在官员任用方面极具政治智慧的乾隆，亦不免以不学无术的和?为军机大臣。
　　
　　宋帝国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达到了顶峰。许倬云在《万古江河》中说：“宋代优遇士大夫，胜于前后列朝。……不过，换一个角度看，士大夫一旦束带立朝，终身不得摆脱公务员的身份。以苏东坡为例，他一生负盛名，入仕之初，即为社会公认是宰相之材，但是仕运不顺，除了一度担任“知制诰”的学士（皇帝的秘书），终生在贬逐之中，甚至最后远贬琼密。若在别的朝代，他大可辞职高蹈，像陶渊明一样，不再在宦海沉浮。然而，宋代士大夫未有如此的自由。是以，宋代儒生出身的士大夫，虽受空前绝后的优遇，却也是依附政府豢养。”
　　
　　出身社会底层的朱元璋无疑是极其痛恨官吏群体的，他制定法律将贪污6两银子的官员“剥皮揎草”树立衙门，他还为官员的官服打上了一个显眼的补丁，在这个精美的补丁中，文官为禽，武官为兽。从此中国官吏被以禽兽来命名。清朝沿袭了这种禽兽统治的官吏制度。
　　
　　四
　　
　　与官僚的知识分子出身和文化背景不同，胥吏只是做事情的仆从，因此并不需要他们有什么头脑或德行。与官僚的高尚相反，胥吏的社会地位从来都是极低的。在历代政治统治者，胥吏常常与妓女乞丐戏子挑客（阉猪）并列。狐假虎威、为虎作伥、有钱能使鬼推磨，等等传统偏见一般都是针对胥吏而言的。
　　
　　官与吏的区别就好比妻与妾的差别，中国的政制传统就是贵官而贱吏。吏不仅与官存在严格分界，而且吏的子孙后代不许参加科考。也就是说，祖上为吏者，子孙不得为官。“衙役”是吏的典型职业，有时也叫做“差”，意思就是被奴役和被支配。他们一般也以“奴才”自称。从政治上他们被完全的去人格化。“吏”最早都是由奴隶担任，身份低于自由民。作为刀笔吏的一种标准字体，“隶书”成熟于官吏体制成熟的秦汉帝国时代。明清时期对胥吏打开了“做官”之门，奴才与人才（读书人）终于站到了一个起跑线上。
　　
　　2000多年来，胥吏是中国人的实际统治者，“县官不如现管”。在“官官相护”的和谐环境下，草民面对酷吏如同牛羊面对虎狼，既无法反抗，也无处申诉。“天高皇帝远”，皇帝作为最高权力只是一种统治的象征，所谓中国的专制政治实际也就是“吏治”。因为“吏治”的严重溃败，使中国传统政治呈现出周期性动荡的恶性循环。“官无封建，吏有封建”。对官员严格的监督制度使官员处于频繁调动之中，而吏则是从来不动的。在《红楼梦》中，作为官的贾雨村上任伊始，就被吏给上了一课。这并不是小说家言，而是中国历史的现实。
　　
　　顾炎武在《郡县论》中指出：“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州县之弊，吏胥窟穴其中”，“养百万虎狼于民间”，“天下有吏之法而无朝廷之法”。吏胥集团的世袭化使流动性的官员根本无法抗衡。劣币驱逐良币法则使好人被清洗出局，胥吏彻底流氓化。低贱堕落的酷吏集团实际操纵了整个帝国，而眼高手低清高虚荣的知识分子在实际权力角逐中常常处于无奈的守势，甚至有时候被完全架空。在现代，则被称为“秘书现象”。
　　
　　在《水浒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幅酷吏群体的众生相：宋江、戴宗、李逵、武松、施恩、黄文炳、杨雄、蔡福等等。酷吏集团的流氓性与草根性使他们形成中国传统的黑社会文化。在官场精英文化压迫下，这种黑色文化逐渐衍生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规矩”。吴思先生将其命名为“潜规则”。酷吏集团以“规矩”来对抗官僚文化的“制度”，最终官僚集团被完全“同化”，并逐渐接受了酷吏集团的“孝敬”。
　　
　　酷吏集团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具体事务方面，对官僚集团具有绝对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官僚意志最后以酷吏文化的方式体现出来。官僚沦为道貌岸然的伪善，而酷吏则成为炙手可热生杀予夺的权势象征。
　　
　　五
　　
　　从古希腊的城邦制到古罗马的共和制，都是贵族垄断国家权力。在罗马共和国，贵族议会（长老院）推举最高执政官凯撒，甚至将他称为第一公民。而贵族之外的“普通老百姓”则被完全剥夺了公民权，贵族们认为他们不是“人”。贵族以精子来确定贵族身份，他们是天生的公民。只有公民才可以成为共和国的官员，但并不介意以奴隶为“吏”。伊索能说会写，寓言讲得特别好，但他只是一个奴隶（吏）。
　　
　　在中国传统的历史视野中，胥吏之害尽人皆知，但为了维护帝国的统治，又不得不依靠胥吏。“上之人明知其为天下之大害，而莫能去也。”清末立宪运动使持续了几代皇朝统治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但仍然不能挽回立宪的失败和帝国的崩溃，随之皇权官僚体制也彻底崩盘。40余年的军人当政并不反对知识分子精神，民国时期的官僚集团仍然传承了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虽然良莠不齐。
　　
　　中华民国政府在农民战争中的失败暴露出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弱点，就是极端的精英主义。这种自恋和自负催生了一个暴力集团支持下的底层农民革命。新帝国以一个知识分子精神的《共同纲领》开始，很快军人脱下军装成为这个军事国家的新官僚，而无数跟随造反的农民则成为新政府的铁杆酷吏。一场场针对知识分子的清洗和迫害运动，使知识分子从此与政治脱离干系。正如乾隆骂纪晓岚所说：“尔一介腐儒何敢言国事！”
　　
　　在农民酷吏和军人官僚统治下，新中国成为一个被严厉管理的军营，或者说是劳改场、监狱。卖力的酷吏们制造了一场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和大迫害。“砸烂公检法”和“夺权运动”是酷吏集团向军人官僚的进攻和清算。文革中国实现了完全的酷吏政治，而所谓的“四人帮”就是典型的酷吏代表。王洪文以一个酷吏打手一跃成为国家的擎天柱，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酷吏传奇。
　　
　　六
　　
　　任何错误的坚持必将导致罪恶的产生，而任何罪恶最后都将得到报偿，无论时间早晚。这场酷吏欢歌以另一场酷吏欢歌的方式结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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