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中国还将跌倒在哪里？”——思想聚会之一
作者按：这一年来会经常参加一些聚会，各方朋友，轮流做东，推杯换盏，高谈阔论，谓之思想聚会，大致恰当。以前开的是流水席，人一走，茶就凉，席间许多高屋建瓴的洞见，鞭辟入里的分析，富有启迪的预示，因没有及时记录和事后反思，均成了一纵即逝的思想闪光，消失在茫茫时间之流中，真是资源的莫大浪费。这次聚会，起先也没有刻意准备，既无录音，也没笔记，全凭事后回忆，对与会者言论的理解和解读一定存在着错漏之处，这个责任当然由我承担。我期待以后会有类似的聚会，或随意漫谈，或认真思辨，在酒后真言中挖掘出思想精粹。是为之一。
“中国还将跌倒在哪里？”这是澳洲华人学者雪珥先生最近讲的话，我想谁听到这个话都会感到好奇，想急于知道答案。就在这两年里，社会普遍弥漫着一种焦虑甚至危机情绪，有一种“出事”或巨变的预感，说中国可能要“跌倒”，人们大概都有思想准备，但会跌倒在哪里，跌倒的原因是什么，谁能说得清？我提出了“中国十问”，在短时间里即传播甚远，但这些问题能否解决？按何种方式解决？不解决会出现何种后果？说实话，我并完全不清楚。这个时候，有人能揭破这些谜底，我是愿意倾听的。幸运的是，你想要什么，还真是有人送给你什么。8月21日，翁永曦给我短信，邀请我第二天参加一个小型聚会，与“澳籍中国近代史研究著名学者雪珥先生座谈，主讲‘中国还将跌倒在哪里？’地点：顺峰酒家。”翁永曦，“改革四君子”之一，见过多少高人，这两天因病住院，竟然还有这么大的热情鼎力推荐，我岂能错过这样的机会。我当即回信老翁，推掉其他安排，一定参加，并提前做了一些功课，从网上搜索到有关雪珥先生的一些相关信息，对他的主要观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聚会来了几个高人，有著名历史学家和思想史家金观涛刘青峰夫妇，他们在学术界的声望不必细说了，这一年来他们长住大陆，就近以睿智观察中国，应有新的洞见。同来的还有著名投资基金管理人、思想文化传播的网络推手王瑛（@王瑛006）和她的丈夫周为民，王瑛是中国体改所的老人了，后来下海，办过“世纪中国”网站和《东方》杂志；周为民也不可小觑，八十年代初期当过北京之春的主编，以后去蛇口担任过袁庚的重要助手。中央党校教授、党建专家蔡霞，为这次聚会特意从南京赶回来，她思想解放，看问题敏锐，是我党不可多得的理论人才。随我一起来的是著名出版人，汉唐文化老总尚红科，他是我在人大读书时期的老弟，这些年出了不少好书，最近刚出版了萧功秦的《超越左右激进主义》，在学界又引起一波新的争议。本来老翁还邀请了共识网老总周志兴先生和著名文化学者陈越光先生，遗憾的是，这两位身在外地，实在无法与会。老翁召集的这些高人，这一年来还是经常有机会见面，谈论的话题非常广泛，每次都获益匪浅。这次再聚，我想都是冲着“中国还将跌倒在哪里”这个话题而来的，大家都想知道，一个来自海外的中国学者，是如何观察中国的。
雪珥原名蒋文胜，今年40几岁，毕业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我的人大同学远志明曾是这所学院的老师，教过他的课。雪珥大学毕业后去过政府部门工作，后来下海，再后来移民澳洲，现在显然已是成功人士，是“澳大利亚太平绅士”，中国能源基金委员会顾问，中国文化部恭王府特聘研究员。说实话，这些身份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并不让人在意，我所感兴趣的是，他以“非职业历史拾荒者”和“中国改革史窥探者”的身份自我定位。在网上我了解到，雪珥在最近几年里出版了好几本有关中国近代史方面的专著，比如：《大东亚的沉没》（2008）、《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2010)、《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2010）、《绝版恭亲王》(2011) 、《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2011）。这几本书我都还没看过，但我相信影响一定很大，据老翁介绍，有相关高层领导也在推荐阅读雪珥的书，可见，雪珥的书一定有他独到之见。
雪珥首先介绍了他在海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切入点，或者说是他的一个比较优势。他大量阅读了晚清时期的纽约时报等英文报刊，从当时海外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和评论中，探寻到晚清社会政治变化的轨迹。他掌握到的海外中国史料，显然给了他许多中国近代史的新的证据，从而使他得以形成一些有别于中国史学界传统看法的新认识。比如，对于康有为在戊戌维新失败之后所写的一系列有关“变法”的文章，雪珥予以充分的质疑，认为从康有为笔下流传出来的很多“历史”，包括那个著名的“衣带诏”，都是伪造，是对历史真相的篡改。在雪珥看来，戊戌维新之所以失败，完全是因为康有为的左倾冒进主义错误所致，想通过大量罢免那些反对变法官僚的激进手段，包括策划军事政变等方式，毕其功于一役，结果欲速而不达。而对于慈禧太后，雪珥则抱有同情的理解，认为这个帝国的实际最高统治者，并非外人想象的那样专断无情，她后来对维新派所采取的反击措施，包括菜市口杀“六君子”，均是无奈和被迫之举，是以最小代价迅速稳定政局，为其后的新政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政治条件。
雪珥从他发现的新史料出发，是试图为人们揭示出晚清帝国最后崩溃的真实原因，也就是试图揭示出晚清政府最后是在哪里跌倒的。在他的叙事框架中，除了上面提到的维新派激进冒险的做法之外，他还谈到了其他几个主要因素：
1、晚清政府在其执政后期已经丧失了财政汲取能力，在全国财政总收入中，中央政府能够掌握到的份额不过10%左右，大量资源分布于地方和民间。后来地方之所以能采取自保或独立的方式和中央相抗衡，是因为地方在财政上已经独立，无求于中央，加之地方士绅实际掌控地方事务，中央已无力干预。
2、导致辛亥革命、清政权崩溃的主导力量，并非主张暴力革命、武装起义的革命党，而是所谓的“立宪派”和在晚清改革中形成的新兴既得利益集团。新兴利益集团处在两面作战位置，一方面是和旧贵族为主的老的利益集团作战，以持续稀释和解构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与权利；另一方面，是对付抱有“共同富裕”期望的草根阶层，不惜过度地、破坏性地、不择手段地利用公权力，以图固化利益格局。这种新型的既得利益集团，既可以成为权力的执行者，又可以成为民意的代言人，欺上瞒下，在两边都占尽信息不对称的绝对优势，成为“改革”异化为“革命”甚至“暴力革命”的催化剂。
3、晚清改革逐步形成社会上下的“大跃进”心态，使得社会变革被纳入到一个激进轨道，车速越来越快，最后是刹不住车而翻车。洋务运动搞了30余年，效果显著，但甲午战败之后开始的维新变法，却完全扭转了这个“技术”层面上的改革进程，朝野上下都在共同加快政治改革步伐。清政府先是派六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后又制定预备立宪的时间表，态度不可不谓积极，然而已挡不住民间更为激进的改革要求，尤其是在日俄战争之后，地方普遍要求提前召开国会，尽快确立宪政国体。按雪珥说法，“在政治领域，清政权的崩溃绝非主流史家所说的政改太慢而导致革命，恰恰是政改太快导致失控出轨。”
4、晚清改革出现“泛意识形态化”倾向，主义先行，理论导向，各派都在争夺合法性资源和话语主导权，忽略了洋务运动中一贯的关注民生的、所谓“器物”层面和技术层面的改革深化。泛意识形态化，造成了伪君子横行，整天呼唤道德，却忽视更为基本的规则建设，整个国家和民族呈现严重的精神分裂。本来内涵丰富的“政改”变成单一的、打倒和肢解执政者的运动，异化成为各方的走秀T台和政争工具。高喊所谓“政改”的，未必是为了民主民生；而反对所谓“政改”的，也未必是颟旰愚昧保守。在雪珥看来，“政改”的核心，就是对权力的监控，对权力的分立和制衡，这主要是一门“技术”，而不是意识形态。
对于雪珥提供的新史料，如何甄别其价值和意义，是需要专业学者的判断，我不敢置喙。从我的知识判断，在雪珥的“晚清叙事”中，史料仅仅是为他提供了新叙事的支点，史观则是决定他叙事的方向，而对现实的关照则是他叙事的目的。从去年以来，为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许多历史学者都重新转向晚清这段历史，重新解读，重新诠释，试图重新构造一部新的晚清史。这一方面，的确是因为有许多新的史料被重新发现，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有新的证据当然要说新的话；另一方面，是因为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革命史观首先遭到质疑，由此而来的必定是对辛亥革命的重新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晚清宪政改革的重新认识和评价。在这股“反思”潮流中，原来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已经腐朽不堪的晚清统治阶层，又被重新予以“同情的理解”；而革命党人，包括孙中山，则被视为开辟了中国激进主义变革的先河，后来所发生的一系列革命事件，均被打入由辛亥革命所开创的革命谱系中遭到一起清算。
雪珥的“晚清叙事”显然也是在上述新的历史叙事格局中形成的，他总的基调是为晚清改良主义改革路线的正当性提供辩护。这条路线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经慈禧太后扑灭维新变法，再重新启动新政改革，废除科举制，设立地方咨议局，最后是转向君主立宪制，以英国或日本为榜样，完成中国的政治改革。和这条改良主义路线相对立的，是一条激进主义的改革路线，这条路线肇始于康有为的戊戌维新变法，在变法失败之后则进一步转向更激进的行动，由孙中山的革命党掀起了彻底推翻满清统治建立共和制度的革命。这两条不同的社会变革路线，实际支配着晚清的历史进程，所谓“改革和革命赛跑”，最后是革命首先达到终点，改革在中途跌倒。现在，雪珥和其他一些历史学者要说的是，晚清的宪政改革本来是有可能有机会获得成功，成功后或将使中国走上另一条发展之路，而辛亥革命的成功则使中国开辟出一条漫长的革命之路，至今依旧无法摆脱革命可能再次来临的宿命。
改革或革命？一个持久弥新的话题，不仅是这个聚会关注的主题，其实也是近20年来学者们一直试图回答的问题。金观涛刘青峰夫妇的《观念史研究》，用他们开创的“以包含关键词例句为中心的数据库方法”，研究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和思想变迁，是一个重要的学术突破。他们在该书导论中指出：“回顾20世纪的中国，自邹容吹响革命号角拉开历史帷幕，革命意识形态足足统治中国达80年之久。中国经历了‘国民革命’、‘共产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革命意识形态终于解体。”随之而来的是对革命意识形态的反思，李泽厚刘再复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告别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充分反映出中国思想界对革命史观的新的认识：革命并非是社会变革的最好方式，革命以暴力的方式并未终结而是继续延续了专制主义历史。或许正是基于对革命史观的批判性视野，金观涛在这此聚会上，对辛亥革命的意义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辛亥革命的“革命”意义是国民党后来附加上去的，是国民党为了取得革命的法统地位而刻意打造出来的，和国民党同处革命党阵营的共产党，对辛亥革命的高度评价也是遵循革命史观的逻辑。在金观涛的视野里，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被大大高估了。
在讨论中对我深有启发的，并非是金观涛关于辛亥革命的结论，而是他在分析辛亥革命何以能够发生的原因时所提到的几个看法。第一个看法是，他认为，1903年是晚清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以邹容写的《革命军》为代表，使得革命话语的正当性在中国的士人阶层获得广泛认可，在社会上掀起了革命话语的第一个高潮。他和刘青峰在《观念史研究》中做过统计，1902年，报刊上出现的“革命”一词是459次，而到了1903年，则达到了1398次；随后在1906年达到了第二个高峰，是2875次。这说明了什么呢？金观涛的解释是，这对应着中国知识分子对革命或改革的两极化态度及大辩论，革命和改革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改革日趋失效，革命在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日趋取得正当性。而“推翻旧王朝的革命一旦获得正当性，排满革命说、共和革命说也即随之兴起。”
金观涛的第二个看法是，1905年废除科举制意义重大，士人以学问博取功名的传统方式解体之后，二百余万的文化人何去何从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他的观察是，地方咨议局这些机构的成立，使得乡间底层的士绅阶层有一个不断向上流动的趋势，从县乡流向省市，从省市流向中央，流动的结果是乡间底层的士绅出现了真空。原来皇权不下县，乡村由乡绅自治的局面不复存在，土豪劣绅由此崛起，伴随而来的必定是“痞子”运动。在金观涛看来，国民党只是抓住了向上流动的那部分精英，而把社会底层特别是乡村留给了共产党，共产党就是依靠少数精英，充分动员底层，最终战胜国民党。这个看法可谓精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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