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耀桐:略论政治观转换——从革命政治观到执政政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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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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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观是对政治问题的总看法、总观念。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或一个政党、一个团体,要确定和树立正确的、科学的政治观,一方面与这个国家所面临的政治矛盾、政治斗争和政治发展的客观情势分不开,另一方面也与政党、政治精英人物的主观认识分不开。尤其是当国家的政治矛盾、政治斗争和政治发展发生变化后,政治观的调整、演进、转换,成为关键的环节。
  近代以来,世界诸国的政治发展,由于面临着反封建斗争或反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斗争,必然要经历一个革命的阶段,与之相适应,必然形成革命的政治观。但当革命胜利地落幕之后,无论是走资本主义之路还是走社会主义之路,取得了政权的政治力量都进入了执政阶段,其革命的政治观也必须及时地转向执政的政治观。毋庸置疑,革命政治观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两个不同政治观之间的转换、替代极为重要,舍此,一个国家的政党和社会的政治生活不可能正常地发育成长起来,政治现代化的任务也不可能完成。
  政治观的转换,即从革命政治观转向执政政治观,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例如我们中国,本来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成为执政党后,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社会秩序的恢复,特别是1956年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共召开八大,认识到党已经成为执政党,提出应充分发展政治民主,完全有条件完成革命政治观向执政政治观的政治转变。但是,由于当时国外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国内发生了反右派斗争,党内左倾思想开始蔓延,导致这样的转变进程甫一开始便戛然而止,执政政治观不仅没有培育生成,革命政治观反倒愈加根深蒂固。1978年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中国重新启动了这样的政治进程,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认识路线指引下,逐步加大了转变政治思维、清除陈腐观念的力度。因此,当下继续认真地分析和总结革命政治观如何转向执政政治观,这样的转换究竟应该包含哪些主要方面,仍是非常必要的。概而言之,从革命政治观转向执政政治观应从以下8个方面着手。
  
  1.从政治关系的冲突化转向和谐化
  
  在革命年代,尽管社会上存在纷繁复杂的政治关系,但革命政治观对政治关系的认识则过于简单化和阶级化,一味强调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其基本理念是,必须将政治关系尽量地简化,因此把它归结为阶级关系,并进而归结为两大阶级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如此简化对政治关系的认识,是为了强调阶级矛盾,突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借以战胜对方、取代对方。
  进入执政年代后,执政政治观不应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继续作为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不能事先设定某些阶级、阶层先进,而某些阶级、阶层落后,从而抬高某一阶级、阶层的社会地位、作用,而贬低和压制某一阶级、某一阶层的社会地位、作用。尤其是不能人为地制造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以高压手段消灭某些阶级、阶层。在执政时代,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等政治力量的长期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应转向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等政治力量之间的共存共处、平等合作,实现政治关系的和谐化。
  
  2.从政治竞争的野蛮化转向文明化
  
  在革命年代,政治竞争的双方采取的是武装斗争形式,一切靠以武力解决问题。革命政治观认为,反动派是不打不倒的,如果不用暴力机器摧毁旧制度,旧社会就不可能被打的落花流水,新社会就难以诞生。因而,尽管暴力方式带来的是血流成河,是野蛮残忍的杀戮,是直接从肉体上消灭政治对手,但是,革命政治观仍然强调这样的暴力和流血是神圣的事业,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
  很显然,到了执政时代,政治竞争继续采取暴力这样野蛮残忍的手段已经不合时宜,不能用谁的胳膊粗谁就有理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执政政治观主张,政治竞争应采取自由地表达不同政治观点的方法,由”武斗”转向”文斗”,用协商、民主的文明手段措施,进行政治权力和政治决策等政治事务的科学安排。执政政治观认为,在政治竞争中,不应有什么思想犯、政治犯,除了公开宣扬并采取实际行动进行政治暴力活动之外,不能对政治竞争者实施监禁、刑罚等强制手段。
  
  3.从政治宣传的标签化转向务实化
  
  革命极为重视政治宣传的作用。革命政治观认为,政治宣传教育具有意识形态功能,是所谓夺取政权不可或缺的”两杆子”之一,即与枪杆子并列的笔杆子。革命政治观的宣传教育,特点是敌友分清、阵线明确,旗帜高扬、立场坚定,对敌人采取揭露和批判的方式,通过历数其罪恶、痛陈其祸害,给被批判对象贴上标签,再喊上几句政治口号,便能使其乖乖地就范、打倒在地而永世不得翻身。
  革命政治观的宣传教育,慷慨激昂、揪动人心、收效显著,其口号式、标签化的做法易于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记。这样的宣传方式在执政时期继续运用,就会产生把不同的政治理念、观点、主张或贴上”左”或贴上”右”的标签的普遍现象。而某种学说、流派,一旦被贴上”极左”或”右派”的标签,对号入座之后就难逃厄运了。由此可知,执政政治观应放弃宣传标签化的做法,超越左右之争,回到现实,转向务实化。因为所谓左和右的问题,究其实质无非是背离了时代、脱离了实际而已,只有从现实出发,才能够判断是非、辨明对错。
  
  4.从政治开展的运动化转向常态化
  
  革命需要发动千千万万的群众参加。在动员群众参与革命方面,革命政治观盛赞”革命是人民群众盛大的节日”。那么怎样才能欢庆如此的盛大节日,这就要开展轰轰烈烈、浩浩荡荡的群众运动。革命政治观高喊”群众运动好得很”,”群众运动天然合理”,借以凝聚人气,集中注意力,为革命提供不竭的力量源泉,造成了政治活动的频繁性、运动化。
  在执政时代,群众运动的习惯性运作往往渗透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诸领域,一旦决定部署、推行某项大事,首先搞人山人海的广场集会。事实说明,搞”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群众运动危害极大,它所爆发出来的狂热盲动,要么被操纵控制,导入歧途,由”群众运动”变成”运动群众”;要么走向民粹主义,丧失理性,打乱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因此,执政时代的政治观阐明,必须废止和禁止搞政治运动,也不要动不动就要求对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作表态和欢呼,助长盲从倾向。应将政治的开展,转向合理合法的常态化活动,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
  
  5.从政治运行的无序化转向法治化
  
  革命要打翻的对象是旧世界、旧制度,它所掀动的冲决一切旧秩序罗网的潮流,汹涌澎湃、势不可挡。革命渴望激烈的社会变动,革命急于奔向新的彼岸,这就决定了革命政治观必然藐视一切秩序、法律,拒绝接受任何社会现状的既成安排。革命政治观推崇的是政治运行的无序化,即所谓革命的”无政府状态”,以便”乱”中求生存,”乱”中求发展。
  革命政治观倡导的政治运行无序化,当然不利于执政时代所需要的政治稳定和发展。因为社会发展的稳定性、长期性,只有靠法律制度才能从根本上加以保障。因此,执政政治观与革命政治观恰恰相反,它大力宣扬需要的是法律、制度和法治化。执政党需要依据法律、制度这样的规范进行政治治理,其执政活动才能具有权威、尽占合理。从政治运行的无序化转向法治化,需要解决”党委大还是法律大”、”官大还是法大”的根本问题,确认执政党自身要在、也只能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活动,而不能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进一步说,解决”党大”、”官大”的痼疾,又要克服革命政治观中只能由党垄断政治权力的固有观念,改革政治体制结构中权力过于集中的致命弊端。执政政治观主张,必须从法律、制度上规定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政治权力的相互分离,实行政治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
  
  6.从政治精神的崇拜化转向民主化
  
  革命需要政党领导,政党领导又需要坚强的领袖。因此,革命政治观就需要塑造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式人物,使他披上神性的光环,具有先知、全能的”超人”魅力。革命政治观不遗余力地推行”领袖文化”,认为领袖是真理的化身,领袖说的话就是最高指示,一句可以顶一万句。鼓吹民众相信领袖、崇拜领袖、服从领袖是完全必要的,这样的相信和崇拜,甚至要达到迷信和盲从的程度。
  毫无疑义,革命政治观在政治精神和政治信仰方面,强调以政党和领袖为核心,以政党和领袖为本位,以政党和领袖的意志为转移,形成政党和领袖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和作用,强势造成政党崇拜和领袖崇拜,其结果极大地阻碍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在执政时代,实现从政治精神的崇拜化转向民主化,必须解除精神枷锁,消除迷信观念,保障人民群众真正掌握当家作主的权力。为此,必须以人为本,确立人民的主体地位,发展和扩大人民群众的各项民主权利,走政治民主化之路。政治民主的基本标志,一是是人民拥有政治言论的自由权利。破除对政治官员包含领袖在内的言论禁忌,可以有议论权、批评权,二是对政治官员拥有选举权和罢免权,破除自上而下的委任制、指派制,实行普选制和间接选举制。
  
  7.从政治生活的神秘化转向公开化
  
  革命往往是在没有民主的社会条件下发生的,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集团实行专制制度的血腥镇压政策,不允许在野人士和党派进行公开的政治活动,对政治问题采取讨论、协商的民主方法方式,强硬地逼迫他们成为革命党,只能采取秘密隐蔽的斗争方式。专制社会的屠刀政策,不但造成整个社会政治生活的神秘化,而且也迫使革命党内部的政治生活整体上变得十分的神秘化。革命政治观则以神秘政治为武器,也以神秘政治为自豪,只讲政治服从、不讲政治商量,只要政治结果、不要政治过程。
  本来,政治是有关社会公共权力的形成和国家公共管理的活动。从这样的基本理念出发,政治的鲜明特点就在于它是公共物品,具有公共性。政治的公共性特征,决定了任何党派、公民对政治具有知情权。这就要求国家的政治生活应有清晰度、透明性,破除封闭性、神秘化。因此,如果说反动统治扭曲了政治的性质,造成革命政治观只能宣扬政治生活的神秘化的话,那么在执政时代,执政政治观就一定要将政治生活转向公开化。革命政党不是为了通过革命手段取代反动政党而成为新的专制政党,轮流做”皇帝”,那样的话,革命就显得没有丝毫的进步意义,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政治向社会公开,向公众公开,政治问题经人民讨论、决定。
  
  8.从政治变迁的激进化转向渐进化
  
  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是一个国家机器取代另一个国家机器强力推进,这样的革命不容犹豫,不容等待,要求拿出拼命的精神,追求百米冲刺的速度。革命政治观反对”小脚女人”,甚至慢跑也不过瘾,它对国家的政治变迁,主张只争朝夕,速战速决,立竿见影,认为不搞激进就没有味道,就没有动员力。革命政治观欣赏的是政治激情,喜欢开政治快车,时刻寻求政治激变。
  革命政治观崇尚激进的政治变迁,固然有合理的一面,但世间事物并不是都如革命一样,只有急剧变化一种形态,对于进入执政年代的政治发展而言,就其常态性的社会运行而言,更为合适的是采取平稳渐进的方式。执政政治观不应保持激进化的革命政治变迁观念,而应稳健从容地推动政治发展。执政政治观对政治发展走渐进化的路径,并非保守、无所作为,而是循着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反对拔苗助长,避免欲速不达,使政治发展治理有方、安定有序。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教授、博导
  原载《民主与科学》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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