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 | 中国式窃听风云

北京地铁拥挤的人群里,齐红抓住扶手,露出了一条条深深的刀疤。人们瞅着他,立即躲向一边。伤痕是23年前留下的,尽管这样的目光多年来已司空见惯,可还是激起了无可奈何的伤感。他没法和别人解释,就像一生所经历过的无数事情,总是始于理想,终于荒诞。

齐红,1米85左右的块头,不说话的时候,是一副严肃而戒备的神情,而当他开口说话,你能感受到他密集的思索。我是通过一则登在《南方周末》头版的报道知道他的,在那则报道中,他揭露了道成公司(声称开创了“医患关系第三方管理”)打击患者、欺世盗名、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

“不是揭露,而是揭示真相,”齐红纠正我。在山东一座城市里,我和齐红聊了几天,其中很多内容没法在这时告诉你们。这次仅仅要说的是,他从上百名官员的汽车、办公室或是卧房拆出三百多个窃听偷拍器材的事情。这发生在2011年。

窃听成风

双腿一软,瘫坐地上,久久不能说话——齐红清晰地记得,他第一次为官员拆出窃听器时,对方面对结果的反应。那是他始料不及的,更没想到的是,自己在官场上传开了名声。

熟人才是通行证。官员们纷纷通过熟识的朋友来找他检测,拆除窃听偷拍设备。出于保险起见或是觉察到某种异常——比方说,妻子得知某个秘密行踪,领导讲话“话中带话”,他们都会找到齐红。最忙碌的一周,他拆出了四十多个。

这段神奇的经历起源于一次饭局。一名来自山西的官员带来了“官场窃听成风”的信息——官员们广泛使用间谍设备,彼此刺探,抓对手把柄,由此副职立刻升为正职……

“现在我们见面都要拥抱,趁机摸摸对方身上是否带设备,重要谈话得去洗浴中心,”他说。这让在座的人震惊,在山东一带,这样的现象前所未闻,他们纷纷感慨——人心是不可靠的。

齐红思虑得更多,“公务员队伍相互收集黑材料,将会带来什么后果?”他还对朋友们说:“我要对你们的安全做个检测,我想想办法,你们等着吧……” 没过几天,他就找到一套检测仪器。

检测工作先在朋友圈中进行。“焦点”人物会成为优先考虑对象,就像这一位,手握审批权力而又锋芒外露的处级干部。

“万一我私生活被发现,老婆不让我回家了怎么办?”听到齐红提出主动排查,这位“处级”还一脸轻松开玩笑。但很快,他就尝到了沉重的滋味——两个窃听器、一个针孔摄像头,藏在了办公室的空调里。

“脸顿时煞白了,直勾勾望着天花板”,他的两三个小时后才缓过神来对齐红说,不可能是家人装的,情人“藏得很深啊”。

冷静之后是应对。接下来一周,他频繁拜访上级,给他们送礼,终于得到“点拨”——某副手能力超群,应该调去更富挑战性的岗位。他豁然开朗,将副手调离。

忧心忡忡

间谍设备来自他们的妻子、情人、同僚及竞争对手。在查出前二三十个窃听偷拍器时,齐红忍不住想:朋友们待一块时,各抒己见,指点江山,谈起腐败还同仇敌忾。回归官场后,他们是怎样的形象?又是如何成为“腐败一员”的?

起初,他还带着了解中国官场、窥探人性另一面的好奇心。可当渐渐深入他们的隐私,他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尴尬。

他谈到一位朋友,一个总是风度翩翩、侃侃而谈并且见解深刻的厅级官员,他打了个比喻——“像国家领导人”。一次闲聊中,对方调侃着说:“怎么不帮我检查检查,看看我是不是好干部?”

接下来,又是一串转折。齐红果真在车上查出了插卡式窃听器,还看到了一张前所未有的扭曲的脸,“突然间给你的感觉是皮肤都皱起来了,就好像突然核武器爆炸,被辐射到了。”二十多天后,他找到齐红,严肃地说:“我承认,我有两个情人。我马上终止交往!”

可是,他为什么要特意向齐红交代呢?我想齐红也会有这个窘迫的疑问。在其他场合,有人冲他惊呼,老子没有贪污!有人还得表演出冷静。但齐红并不是愚蠢的观众,他当时就想,为什么你的反应变得迟钝而神情忽然恍惚了呢?

至于那位风度翩翩的朋友,他记得自己只是难为情地回答,“这是你的私生活问题,如果她们让你感觉很美好,或是充满了激情,你仍然可以继续……甚至你都可以忘掉有过我这个朋友……”齐红叹了一口气,补充说,“那是他的自由。”又继续讲起了一名局长的故事。

与“厅级”不同,这名局长迅速接受了结果,并断定:情人装了窃听器。随后他和情人果断分手。

“太厌恶了,”再提起此事时,局长仍咬牙切齿。听多了石榴裙下栽跟头的故事,他甚至怀疑起情人的背景,“是不是被谁安插在身边的?是不是被利用了?”压抑和不安之感,长久笼罩着他。

此后,齐红看到了更多。当场大骂某人是狗背后捅刀子的,心脏病发作而惶惶不可终日的……齐红赶到医院,看对方可怜巴巴的样子,却不能主动发问,也不能劝导,谁也不愿把问题戳破。

那些没检测出问题的幸存官员呢,能松一口气吧?可不!他们忧心忡忡,成天怀疑,是不是检测设备不够先进啊?

“要不要告诉他呢”。慢慢地,当齐红检测到窃听偷拍器,他都在心里犹豫一番—— 不说,不知他们会走上哪条路?我不愿看到凄惨的事发生。说了,看到这么多的表情,得病的,沉默的,我还得去安慰他们。但安慰的话也没法说,总不能问你做了什么你交代吧你捐了吧?”

还有隐约的怀疑眼神——你这样给我们检测,是不是有什么不良目的?啊?

身不由己

不可避免,“凄惨的事情”发生了。查出窃听器一周后,他的一名朋友(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主任),因涉嫌受贿,被双规了。

在齐红的描述中,这位主任讲原则,待人和气,厌恶亏欠他人,是吃顿饭都要抢着买单那种人。他提出帮他检查检查。因为,“他在工作中不容易跟坏势力同流合污,又处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很多势力包括他的上级很难通过他来获得更多利益”。

当时,齐红就对他说,你很容易被看作危险的异己分子,一块利益集团的绊脚石。对于这一警告,“主任”只是再次强调“原则”的重要性。

然而,与这反应不相匹配的是,当看到齐红从办公室的台灯揪出窃听器后,他陷入了沉默。

“不是愤怒而是沉默,”齐红用尽管看透世事依然失落但其实也没什么的口吻。他曾反复琢磨其中意味,直到再次见到了他。

那时“主任”已经在监狱了。“只收过一次钱,就出事了!”他愤怒又哀怨地断定,窃听是一个预谋,行贿是一个陷阱,为的就是除掉他!

一切都已不可挽回。齐红说,那次见面,他得知,仅在拆出窃听器一周后“主任”就出事了。他还说主任之所以受贿,是因顶不住压力,是因他意识到一直都没与局长一致,而惟有一致,才能让上面和下面的人顺畅地“办事”。因而“主任”后悔了。并不是后悔受贿,而是“与其这样,还不如早早堕落,和他们一块。这样能不能查出我还很难说,因为大家都会互相掩盖”,他说。

齐红曾为此感慨良久,随后他发现,“主任”并不是孤岛,他眼中的正直人——一名大学校长,也被安上窃听器了。在他那些愁苦的案例中,校长是惟一保持冷静的人(但齐红又怀疑也许是演技太好)。校长只笑笑说,谁能对我这样呢?是党在考验我吗?还是单位其他的同事在观察我呢?

“谁对他使用这些东西?意图是什么?如果这样的一个人被搞掉了,另一帮人上来了,这个单位会是什么样?在我们官场互相斗争当中,这样的手段扩大化以后,会普遍引起官员们一种怎样的心态?是能约束住他们做事,还是使他们更加狡猾?如果它们来自官场的恶势力,那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齐红的思考还未找到答案,他又发现,窃听或是偷拍并不一定来自对手或是“恶势力”。 即便踏在同一条船上,他们也要接受来自同伴的考验,以确保共同利益的安全与稳固。

“被查出设备后,他们要第一时间排查是不是纪委所为,并通知同伴以寻求共同的安全和保护”,齐红说。他将提到的这名官员,也像大部分人的反应那样,在查出窃听器后,尽可能冷静地分析自己的利益链条,往各种渠道确定威胁的来源。

“就像做错事害怕受罚的小孩需要去讨好。他当即变得谦虚起来。”经过一番讨论和缜密调查,这名当事人确定窃听器来自“防患于未然”的同僚们,最终加强了“忠诚意识”,巩固了联盟。

“没事,自己人,”再次和齐红见面时,这名官员已恢复正常,大家又嘻嘻哈哈地吃饭。

无论如何,总得为自己辩护一番。他们大多诉诸身不由己的浮沉感。齐红举例说,言辞大致是这样的——

“像我这样的人,在工作中绝对没有重大问题,但是你说,小小的问题怎么可能没有?“现在的工作哪能那么严格呢?人家送了点礼,过生日送了点钱,你说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像焦裕禄同志一样拒绝呢?这是不行的。要是这样做的话很有可能影响你的工作。只能说,这是一种必要的交往、一种交流,现在的情形下,要是不这样就没法工作了吧?”

应对之道

大多数时候,他们会积极寻求应对的方案。齐红由此见识人性的丰富多彩——有人终止了地下生活,更加认真工作;有人小心翼翼,加强信息保护;有人要求给对手反装窃听监视器;有人意识到结成联盟寻求庇护的重要性;有人想到“分权”以壮大自己人马;有人则想到,不如为自己找一个“代理人”……

饭桌上,齐红听到一名局长说:“现在嫉妒心这么重,又安窃听器,又装偷拍机,说不定我上下班就有人跟踪;我躺在床上,说不定就有一个人的眼睛在我头上看来看去。干脆这样,我也不掌权了。但是你说,我当局长,辞职也不实际,还涉及到整体利益,还有上级安排的问题呢,不是那么简单的。那怎么办呢?为了减少嫉妒、减少别人的攻击,我把权分了,就没人恨我了。”

“这不过是自我掩饰”,齐红说,饭桌上的人都听出了怨言,“没有权力,还怎么腐败?”

随着检测的深入,他开始对这一切习以为常。重新建立是非标准,用以区分人群。

他说,对于“明显的坏蛋”,他会坚决拒绝帮其检测的要求,虽然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有一次,他帮一个官员在车里查出窃听器后,对方不愿接受事实,当场争辩说:我是优秀共产党员,不可能安装在我这的,因为我从来不说任何违反党的要求的话。

“你能做到吗?你别狂,我会让你不再这样说话。”齐红和他争执起来。

“你要使用窃听器吗?”他反问。

“我不用这么初级的办法。哪天我把你在某种场合私密环境下说的话拿出来给你听。但是你绝对不允许告我,咱俩签一个协议,敢不敢试一试?”

齐红看他转着眼珠沉默了,便接着说:“你不知道的事太多了,在这方面我比你知道得更多,就像党内的事我不如你,其它的事你不如我。”听罢,这名“优秀”官员哈哈笑起来,称自己在开玩笑。

另一名局长则在看到拆出来的窃听器后,轻松地指出——那是我妻子装的。“他觉得自己在单位太受欢迎,不会有人监督他的,因为全单位都被他带动起来搞腐败,每个员工都得到很多好处”。

齐红提醒他,国家还是有法律的。

“我在我们单位,就我说了算!我说的就是规章制度!”

这些时候,齐红总会感到一种厌恶感在迅速蔓延。慢慢地,他发现自己对这件事完全丧失了兴趣。他曾对朋友们努力分析窃听偷拍现象背后的原因,也曾希望通过检测窃听器,起到提醒并让其悬崖勒马的作用。但他等不及看到效果了。当有人劝他将此发展为职业,他选择了远离,将器材都送给了别人。

“这是一桩很可笑的事情。可笑的工作我不愿再做了。但我很高兴曾看到这些官员各种痛苦惊恐的反应。无需深究,那些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 齐红说。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2012年12月5日 下午 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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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网事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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