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与管理》：“政治哲学视野下的北洋政府”研讨

《战略与管理》：“政治哲学视野下的北洋政府”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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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2012年是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成立一百周年。辛亥以降，放眼百年，中国的正式政府有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又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一个政府的兴衰成败，能为后来者提供丰富的教训与思考。无论是从社会转型还是从政治转型来看，这一百年来的政府变迁延续，值得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程广云教授自2011年起组织了十余期“民国政治哲学读书小组”活动，围绕“北洋政府时期”的主要人物、重大历史事件展开了探讨，对这一时期的法政思想与政治转型进行了系统梳理与重新解读。
　　“民国政治哲学读书小组”活动既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思想意义，同时也极具现实意义。为了系统全面地了解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想，为当前的转型提供更多的参考，2012年8月中旬，战略与管理杂志社与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共同主办了主题为“政治哲学视野下的北洋政府”的学术研讨会。本期特选刊部分与会人员的精彩发言与论文，以期引起各界的思考和争鸣。
　　
　　转型社会中的思想家之地位
　　
　　高全喜
　　
　　我的发言主题是“转型社会中的思想家之地位”。我准备谈两点。
　　第一，从晚晴立宪，到辛亥革命，再到北洋时期，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古今之变的大变局时期，考察这个时期段的思想人物，研究他们在这个历史大变局的作用和地位以及意义，在我们的思想界和学术界，成果还不是很多，专题性的研究，尤其是专著是很少的。专门就这个时间段的法政人物和思想做一个系列的专题研究，意义重大。这个研究不仅具有历史的意义，而且还具有现实的意义。因为，当今的中国仍然处在一个大变革时期，鉴古是为了知今，且不说这个古还不是遥远之古，而是就在眼前，是中国当今变革的前半部分，或者是上卷。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中国的现代史从晚清立宪开始，大致分为两个部分或两卷。第一部分是至1949年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属于上卷，第二部分就是共产党的大陆史，属于下卷，当然还没有完结。这个中国现代史主要是基于宪制的现代史。现在在整个全球化框架之下，我们又处在了一个大变革时期。那么这个大变革时期，其意义何在呢？置身于其中的思想人物是怎样的呢？我觉得有必要回顾历史，重温那段风风雨雨的岁月。
　　下面，我着重想谈第二点。它又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就是近现代政治思想人物，他们的历史定位。这个问题说起来在我们的传统思想中，就是知行问题。政治思想人物的观念与理论，作为一个时代的意识标签，作为改革社会的指导理论，可以纳入到传统的知行观中来加以考察。传统的知行观大体有三种关系形态，知难行易、知易行难以及知行合一的辩证统一。我认为，作为一个理论问题，知难行易也罢，知易行难也罢，或者知行合一也罢，都是可以探讨的。但是，如果考察晚清以降的政治人物的思想观念，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历史时期来探讨这个问题，那么，知行关系就不是纯粹的理论了，而是具有现实意义或具有时代表征的特性。那个时期给我的一个突出印象，就是知难行易的时代风格，在此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郭嵩焘的三代之治在英美，一个是孙中山的先知先觉论，前者是儒家保守主义的，后者是革命激进主义的，两个例子相辅相成地说明了那个时代的不同精英人物对于认识世界的思想先锋作用的高度重视。儒家的特征是保守主义，但郭嵩焘的三代之治在英美，却是促成了一种伟大的思想革新，那个时期能有这样的见识与胸襟，可谓知之惟艰。至于孙中山的革命主义，强调知难行易，彰显先知先觉作为革命先锋队，其意义就不复多言了。总之，那个时代需要思想的创新，古今之变，开天辟地，必须思想的启蒙，左右各派，莫不如此。
　　其二，思想启蒙的路径问题。我在此想强调的是，虽然当时的政治人物强调思想先锋的重要性，但未必就一定导致革命的激进主义。大家谈到观念的先知先觉，比如说起先锋队，自然会强调革命，采取激进的、暴力的、武装的方式来实现之。我觉得，恰恰在北洋政府这个辛亥革命之后的历史时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堪比英国光荣革命之后的时期，虽然没有结出正果。我们看到，英国社会在革命之后，无论苏格兰的启蒙思想，还是后来的大小穆勒的思想，他们在激进的革命思想以后，都进入了一个日常政治的经济社会、法治社会的理论建设与改革阶段。相比较之下，我总是颇有感慨。我们北洋政府时期，本来应该如此作为，在这样一个相对来说政治不是那么动荡的年代，应该培育孵化出一批思想家，类似于苏格兰启蒙思想的这些人物，这样的话，民国社会可能还是比较有意义的，可以改变民风，改变礼俗，可以改变国民的精神状态。革命完成了，这些都是思想建设。现代国家的大框架底定之后，肯定会有很多依然低劣的东西，但大框架毕竟起来了，此后的工作就是要慢慢的夯实，逐渐使这个框架日趋优良。但是，我们就看到北洋时期的思想家，或者说辛亥革命这批思想家到了北洋时期，他们并没有完成这样一个转型，很多人反而越来越极端，只有少数人能够深谙此道，但却日益边缘化，像严复等人。这是中国北洋时期思想人物的一个特征。至于二次革命所带来的贻害，就更加糟糕了，掀起了又一波革命激进主义。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起来了，而没能产生出一批苏格兰气质的，或者说穆勒气质的思想家。
　　其三，北洋时期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国民政府，没有建设好一个正常的市民社会，固然有内外多种原因，但思想家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要重新理解什么是世界潮流，就是反帝反封建吗？就是造反有理，革命有功吗？在如此民情鼎沸的喧嚣时代，思想家是添火加柴，还是审慎克制，这是意义不同的。我们看到，大部分的思想家基本上是日趋激进，开始是反满反清，后来就变成了反帝反封建，然后是国民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从国民党到共产党，整个就是激进主义的革命思潮，再加上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一路畅行。追溯历史，教训和经验历历在目。回到我们当今的思想状态，其实这个纠结还没有结束，甚至是重新开始新一轮的逻辑，改良主义与革命主义在在赛跑。这一切值得警醒。
　　
　　（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教授）
　　
　　民国初年的社会主义思潮
　　
　　袁刚
　　
　　虽说北洋军阀时期社会动乱，政治分裂，但是其时思想领域，确实是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少有的一个比较开放、“百家争鸣”的时期，各种西方思想、主义流入中国，并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终改变了中国。这里我想谈一谈民国初年的社会主义思潮。
　　社会主义是个好东西，其核心价值是公平、正义。社会主义思想渊源很早，早期犹太-基督教和儒家教义中都含有社会公平的思想因子。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和运动，则起于工业革命后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清末之时已经传入中国。民国初年，社会主义思潮可谓汹涌澎湃。
　　社会主义可以是全民偏好，上上下下各色人等都可以讲，不一定属于工人阶级，好心肠的资本家照样有狂热的社会主义者。中国近代最早介绍西方社会主义的有许多是外国传教士，康有为、梁启超也热衷于社会主义思想宣传。我们知道，康有为就写了《大同书》，鼓吹世界大同，梁启超在日本主编《新民丛报》，就着力介绍“西方大儒”麦喀士（马克思）。清末皇帝皇室也讲大同主义，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常对他讲“天下为公”，讲“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理想社会，帝心甚向往之。时有肃亲王善耆者，是皇室中很有思想作为的改革家，革命党人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被捕坐牢，身为民政部尚书的善耆竟放下王爷身段，入监探视逆党。汪大谈排满革命的三民主义，善耆表示钦佩志士的革命精神，说同盟会的《民报》他每一期都看了，朝廷的腐朽积弱他也不满，希望加大力度改革改变现状。但问为什么要排满呢？他对汪精卫说三民主义不怎么样，太狭隘，还有一种更好的大同主义，要打破满汉畛域，五族协和，说得汪精卫语塞良久。
　　皇帝皇室重臣也可以讲社会主义。清末中国社会危机深重，严复编译的《天演论》鼓吹救亡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风靡一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华民族处在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要学习西方寻找改造社会沉疴的良方，而社会主义作为一剂良方也被介绍进来。在严复《天演论》中，有“乌托邦”一节，“通功合作，互相保持，以进于治化无疆之休”，讲一种理想化的社会治理。而革命党方面讲社会主义，则成为一种时尚，早在1907年，东京的中国革命党人就组织了社会主义讲习会，而此前各种社会主义言论、刊物更是多得很，但其中风头最劲的却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1903年张继就编译了一本小册子《无政府主义》，介绍俄国虚无党人，主张暗杀，国学大师章太炎也发表《五无论》，当时革命党人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很多，也十分活跃。孙中山则早就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1905年在日本成立的同盟会，其纲领即写着“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三民主义后被国民党诠释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传承孔孟道统。
　　辛亥革命开放党禁报禁，江西弋阳人江亢虎即于1911年11月5日成立社会党，此乃中国第一个公开打社会主义招牌的政党，也是第一个以“党”冠名的政党，其政纲为“恋爱自由、教育平等、遗产归公”，提出“五非”：非私产、非家族、非宗教、非军国、非祖国主义。思想超前，内容空洞，脱离现实。但他们在全国各地建立支部，天津支部干事为李大钊，有党员50多万，号称当时中国第一大党，后因反袁世凯被取缔。上海也曾成立过工人党，乃是由小资本家组织工人而成，他们最早起来反袁，后也被袁世凯镇压，其领袖徐企文壮烈牺牲。
　　民国初年中国就有社会党、工人党，及至五四运动期间，社会主义更大放异彩，五颜六色，流派很多，形成思潮，连军阀也鹦鹉学舌讲社会主义，公开反社会主义的人很少。我国许多教科书都硬说孙中山及同盟会、国民党代表资产阶级，其实是一种歪曲。孙早在1903年就表示西方社会贫富悬殊，不是理想世界，1905年孙到比利时访社会党国际局（第二国际），要求接纳其党为成员。1915年孙又致函社会党总部，希望得其帮助，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21年孙更表示要当“工人总统”。孙还提出“耕者有其田”，要平均地租等具体措施。从孙的这些表现来看，与其说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不如说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社会主义者。三民主义更是吸收了许多社会主义思想，国民党作为民党，也颇具社会主义色彩。但孙中山对社会主义也感到迷茫，说：“社会主义有五十七种，不知道那种是真的？”
　　当时世界社会主义盛行，流派很多。中国社会主义流派可分左、中、右，1921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第9卷开列当时中国主要社会主义思想流派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五种。而实际上不止，如孙中山就说其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为极左，国家主义为极右，二者在五四时期率先展开了激烈论战。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都是从国外传来，大同主义是中国自产，然其理论架构也是西方的，但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并行不悖，孙中山也读儒书，引儒家格言，有些社会主义思想流派还从儒家思想中寻求资源，其主流是温和的，具有全民性。基尔特社会主义从英国传来，主张行会互助、阶级调和，由梁启超、张东逊引介到中国。他们还于1920年邀请到英国费边社会主义者罗素和美国新自由主义学者杜威来华巡回演讲，倡导点滴社会改良，反对激进革命。当时的知识精英，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如胡适、梁漱溟，都对主张社会改良的温和的社会主义持赞同立场。梁漱溟后来搞乡村建设运动，强调互助精神，也颇具社会主义色彩，而此前地主乡绅米氏家族在河北定县搞“村治”，要重现古代井田制精神，也可视为一种乡村社会主义。
　　五四时期，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小册子《互助论》译成中文，迅速取代《天演论》而成为知识界必读书，克氏鼓吹互助进化，恢复人类博爱之心，破除亲疏利害成见，实现无政府的治理，成了当时“思想界的皇帝”。克氏也是青年毛泽东最崇拜的人，毛按《互助论》精神，写了一篇《民众大联合》，充满了民粹主义的冲动。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写了一篇《劳工神圣》，也有人介绍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周作人则在《新青年》上介绍日本人武者小路的“新村主义”。于是乎北京各高校学生热情洋溢地组织了“工读互助团”，“本互助之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团员“所得归公；各尽所能；团体供给”。学生们声称要以此模式来改造中国。北大教授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周作人等都表示支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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