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伟：来自南京的“普方慈善基金会”的正能量——兼议前高官贺铿的怪论
2012年11月29日，傍晚6点，七八个来自南京城里不同角落工作的外籍人士，下班后从四面八方赶到位于南京郊区大学城商业街上的一个名叫贝丽妮（Bellini）的意大利餐厅。他们都是一个名叫”普方协会”的慈善组织的部分积极分子，其中大多数都是身兼企业要职的公司白领女士。今天晚上，他们需要讨论的内容是：几天后即将举办的一次慈善募捐晚会的具体步骤和安排。桌子上没有意大利式的美味佳肴，餐厅的主人只为这些工作一天后疲倦不堪的人们准备了矿泉水、若干面包片和火腿肉片。四十分钟后，会议结束了。这些人互相道别后，各自风尘仆仆地赶回家中。他们的家人还在南京城的某个地方等着他们回家共进晚餐。
这些人大都是些在南京地区工作的欧美人士。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慈善机构 — “普方协会”，起源于12年前发生在南京的一个悲惨的故事。
一个偶然的机会，4个来自苏北沭阳县的青年农民工，从一个广告上得知玄武湖畔的金陵御花园是南京最高档的别墅区。2000年4月1日深夜，他们潜入这个别墅区后，最初进入了一间不亮灯的空宅，结果在那套正在装修的别墅里一无所获。最终他们选择了隔壁的一家。他们盗窃的行动被这个外籍家庭的一家人查觉，因为言语不通，惊惧之中，他们选择了持刀杀人灭口。这个不幸的家庭的主人普方先生时任中德合资扬州亚星奔驰公司外方副总经理，他40岁的妻子佩特拉·普方、15岁的女儿桑德拉和13岁的儿子托斯腾也惨遭杀害。案发两个小时后，四名凶手被南京警方抓捕归案。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是大多数中国人难以想象的。
在法庭上，从德国赶来的普方家庭的亲友见到了这四名凶犯。在他们想象中，这类凶手应该是那种强壮和凶悍之徒，可面前的凶犯却十分普通和瘦弱，完全”跟你在马路上碰到的普通人没有区别”。他们特别注意到，这四个来自苏北农村的年轻人从小便辍学离家，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城里完全无法找到一个像样的工作，其中一个人在街头配过几天钥匙，还有一个人在一家小餐厅里当过几天厨师。
依照中国的法律，这几个凶犯无疑将被判处死刑。然而，在了解了案情之后，普方夫人的母亲在德国驻华领事官员的建议下，写信给南京地方法院，表示不希望判处这4个年轻人死刑。在德国，法律上已经废除了死刑。在很多德国人看来，判处这些人死刑，并不能改变现实。在当时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有德国记者转达了普方家属希望宽恕被告的愿望。外交部方面的回应直白而生硬：”中国的司法机关是根据中国的有关法律来审理此案的。”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书中特别写道：”本案庭审后，被害人贝塔·普方的近亲属致函本院，认为各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应当受到法律惩罚，但反对对被告人适用死刑。对此，本院予以注意。本院认为，依照我国的法律规定，凡在我国领域内犯罪的，一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本案四名被告人在我国境内犯罪，应当适用我国刑法，依照我国法律定罪量刑。”最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4名被告的上诉，维持死刑的判决。
”普方协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普方协会”现任执行主席朱丽娅女士（德国巴符州驻中国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告诉我，12年前，在这起惨案发生数月后，居住在南京的一些德国人开始想到，再过去几年之后，认识普方这一家人的朋友们，也许就会先后离开南京。到那个时候，这个不幸的家庭就会可能被人们完全遗忘，一想到这些，大家都有些难以言喻的忧伤。于是，在那年的11月份，由普方夫妇当初的同乡和朋友们发起，在南京居住的一些德国人及其他外国侨民一起设立了纪念普方一家的协会。
接下来，他们思考的目标更为深远，为了让这类骇人听闻的惨剧不再发生，这些外籍人士们开始寻求了一种更积极的方式去纪念普方一家。他们决定把最初募集到的善款用来支付那四个凶犯的家乡–苏北沭阳县贫困家庭的孩子们的学费，希望他们能完成中国法律规定的9年制义务教育，为他们走上自主而充实的人生道路创造机会。
从2000年成立到今天，普方基金已成为在南京地区最具影响力的由来自在华外籍人士发起组成的慈善基金会。基金会成员也由最初在南京的几个德国人，发展到现在来江苏以及上海地区工作的诸多外籍人士（主要是欧美澳等国家）。一些有爱心的中国人也参与了进来。随着中国逐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他们把资助对象由初中生延伸到高中生。高中生每年资助2000元，初中生每年资助1200元。十二年来，普方基金会已资助了上千名中国江苏贫困儿童上学。最近，他们高兴地发现，苏北地区的人民随着经济的发展，开始逐渐富裕起来。他们又开始把慈善助学的重点选定在安徽的金寨地区。
从野蛮到慈悲，从仇恨到和解，经历了像”野兽进入丛林”一样的两次世界大战的人类，在精神领域内开始不断反省。依照哲学家黑格尔的说法，人类终极冲突的解决必然是和解。而在中国从古到今的历史记忆中，更多的是像《赵氏孤儿》这类血亲复仇的故事，或者是像岳飞那类”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诗句。正义的胜利不是和解，而是要像程婴那样，在忍辱负重、前赴后继乃至不择手段的斗争中加以实现。看来，宽容与和解或许是中国文化中尚待补充的稀缺品质。
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曾经说过：”多建一所学校，就少建一座监狱。”尽管今天仍然有人在反复提起”读书无用”的老话题，但是在这个世界上质疑现代学校教育的功用人已经实在不多了。对于个别的天才，或许学校教育如神马浮云，但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大多数人普通人而言，学校教育则是他们在一个社会里安身立命的必要途经。接受正常的学校教育，不仅仅对贫困的农家子弟，对社会上的所有人而言，都是一种堂堂正正、体体面面地改变个体命运的阳关道。相反，如果一个人没有受到教育的熏陶，首先就会缺乏生存的技能，他们就会比其他人有更多的可能去铤而走险，走上盗窃、抢劫之类的犯罪道路。有统计表明，犯罪的新生代农民工里，有80%的人都有年幼时留守农村无人看管以及辍学的经历。忽视教育的结果，是所有人都没有好日子过，每天都提心吊胆，唯恐遭遇像普方先生一家这样的悲惨噩运。最终，这个社会里的纳税人辛辛苦苦交的税，加上平时地方政府在教育经费上欠的帐、省的钱，就不得不去建造监狱了。
听上去，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都是些常识。对于普方基金会的参与者们来说，脑子里想到的也不过如此。其实，多建一所学校、多支持一个贫困儿童读书，既是社会每个成员的责任，更主要是政府的责任。可是，这些常识，对于那些动辄就花费几十个亿来建造豪华办公大楼的地方政府官员们而言，要么总是想不明白、听不进去，更多的其实是置若罔闻。
在这里，顺便说一句题外话。很多人可能想不到，这个已经坚持开展了12年慈善活动的普方基金会，直到现在，它在法律上还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在中国大陆，自由结社这种事儿，目前对中国自己的公民而言，还存在很多限制。如果此事涉及到这样一群在南京的外国侨民，问题就显得更为复杂。由于种种可以理解或不可以理解的原因，这些打算用业余时间做慈善的外国人，至今也没有得到在中国成立基金会的官方批准。后来，他们只好把这个基金会改称为”普方协会”，借助在南京本地的一家名为”爱德基金会”（前不久刚刚逝世的著名爱国宗教领袖丁光训先生曾任该基金会的会长）的帮助来开展慈善活动，用一句有中国特色的词语说，大致应该属于”挂靠行为”。
对普方基金会这件事，在中国大陆民间也引发过一些讨论。绝大多数人都被这些外国侨民身上那种胸襟、气量、奉献、涵养、善意和博爱所感动。但也有人在网上发出过一种奇怪的论调：千万要小心，别上了这些洋人的当！这是外国人专门对中国人使用的一种苦肉计。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在逻辑上似乎可以这样推导：杀害普方一家人的四个来自苏北的凶手是德国人雇佣的，事后德国人又专门成立这样一个慈善基金会资助贫困地区的儿童。这些”别有用心“的外国人情愿用一个四口之家的性命来有目的地羞辱中国人，其用心是想丢中国人的脸。
持有这样荒唐的逻辑思维的，好像并不是个别人。最近，有位名叫贺铿的前任高官发出的言论似乎与此如出一辙。
2012年12月8日，星期六，广东省外办组织了首届广东国际慈善义卖活动，大约30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参与慈善义卖，现场筹得帮助残疾儿童的善款约33万元。义卖随后被曝出发现了4900元假钞。当人们指责使用假币者丢了中国人的脸时，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却在微博上发布评论称：”外国领事馆干这种事，其用心就是想丢中国人的脸！中国就少了那33万块钱？真不要脸的是那些搞义卖的！”
多么奇妙的理论！外国领事馆在中国搞义卖，收到假币，不仅不是某些中国人的耻辱，竟然是外国领事馆的阴谋。依照这样的逻辑引申下去，有人可能还会想到，广州义卖活动中那4900元假币很可能是外国人事先伪造的，然后再有意让它曝光，目的就是要羞辱中国人，其用心是就丢中国人的脸。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出于《左传.成公四年》的名言，在中国流传两千多年了，直到今天，它在包括我们一些官员在内的人们脑海里还总是挥之不去。2000多年前战国时期的”非我族类”，是指当时的鲁、宋、郑等山东、河南的所谓中原人对非中原的楚国人（即现在湘鄂人）的鄙视。直到19世纪末”扶清灭洋”的义和团兴起，”非我族类”的内涵才开始变成了”西洋鬼子”。近百年里，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族类差异可以免谈，但阶级差别不可忽视。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有人谆谆地教导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此刻，”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已经被”亲不亲，阶级分”取而代之，这种说法大致能喧嚣于一时，其实也只是一种偏执替代了另一种偏执而已。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反复指出，对于人类最终的善良原则和道德原则毋庸置疑，不可讨论，也不必讨论。它们像星座一样高耀头顶，必须绝对服从。这个世界上，对于不同民族、不同血统、不同家族、不同阶层、不同信仰、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国籍、不同地域、不同爱好、不同追求等因素导致的各种”差异”，到底是必须”铲除异己”，还是可以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相互理解并追求人类的大同博爱，这涉及到对一个文明社会的普适价值观的认同。在今日的中国，对于康德所说的”人类最终的善良原则和道德原则”，人们似乎还不得不”讨论”再三。
最近，举国上下都在热衷于提及”正能量”这个”热词”。受到”普方基金会”现象的启示，我忽然领悟到，这个世界上最给力、最丰沛的”正能量”，其实大都来自人世间产生的”无缘无故的”博爱和善良。250多年前，在普方基金会创始人的家乡，有一位名叫歌德的德国哲人说过一句话：”人类凭着聪明，划出了一条条界线，最后用爱，把它们全部推倒。”相反，那些对人世间的核心文明价值总是顽固抵触和蛮横曲解的说法和做法，大致都应当属于”负能量”之列。
作者注：本文系作者为《中国新闻周刊》撰写的专栏稿的未删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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