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执政春秋(1949-1976)

单少杰

引言

  1893年,毛泽东诞生於湘潭韶山。这一年是旧历癸巳年,即“蛇年”。不过,毛似乎不属“蛇”而属“龙”。

  56年后,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操著一口湖南土腔宣告一个新国家诞生了。馀音缭绕之际,隆隆炮队碾压过长安街面,滚滚人潮翻涌在金水桥前。

  正是以这一年为界,中共党史被分成为“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两大阶段。百年中国也就有了“解放前”与“解放后”两个世界。

  正是以这一年为界,一些人半生戎马、半生新贵,另一些人半生纵横捭阖民国官场、半生登高山兮望我大陆。

  毛泽东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夺取政权和执掌政权。前者,他从中国最贫瘠的地方,拉起了一支最强悍的队伍,打了一场最难打的战争,走了一条最难走的路,并最终走进了北京城。后者,他凭借新国家的力量,对抗美国,顶撞苏联,爆了核弹,发了卫星,但也引发了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制造了殃及上亿人的大冤狱。

  毛泽东做这两件大事功过如何?

  前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评价道:

  毛做前一件大事,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毛做后一件大事,三分成绩七分错误。

  陆定一有六十馀年共产党人生涯,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管过全党宣传工作,有阅历,也有眼光。陆还长期在中央工作,受毛直接领导,对他既有就近观察的机会,又有身临其境的感受。该部长对该主席的评价,当属知根知底者言。

  当然,陆公评说不可能价值中立,而多有政治倾向。他所谓“成就”即於中共有利,所谓“错误”即於中共有害。在他看来,毛做第一件大事之所以有功就在於使中共较快地夺得天下,做第二件大事之所以有过就在於使中共差一点丢了江山。

  对於毛所做的两件大事以及陆所作的相关评价,人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些问题:

  毛夺取政权与毛执掌政权有何联系?

  其“大功”对其“大过”有何影响?

  在其夺权业绩与其执政业绩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反相关关系?

  这种反相关关系可表述为,暴力革命越成功,和平经营就越有可能遭致失败;或暴力革命胜利得越彻底,就越有可能给由暴力做成的政权带来较难治愈的后遗症。

  这些问题均可被提升为一个更一般亦更基本的问题:

  暴力与政权关系究竟如何?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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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1

  谈暴力与政权关系问题,似不能不提这两个人:

  一是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

  二是亚里士多德─阐述了源於暴力的政权易於衰败的思想。

  很可能在许多人看来,这两个人风马牛不相及,既有著时间与空间上的巨大跨度:一是今人,一是古人,一是中国人,一是外国人;也有著职业与性格上的显著差别:一是政治家,一是学问家;一是不亦乐乎於和天地斗、和人鬼斗,一是不亦乐乎於漫步花园、逍遥讲学。

  不过,他们也有相似地方,即都对暴力与政权关系问题有兴趣,并都在这方面有建树。其中一人本身就是一位马背君主,凭借暴力打出了一个血染的中国。另外一人自己未能亲临疆场,却做过一位马背君主的先生,目睹了这个被称做亚历山大大帝的学生如何暴兴又如何速衰的过程,还研究过许多希腊城邦因暴力而兴因暴力而衰的历史,留下了一部《政治学》。

  他们分别从自身角度揭示了暴力与政权关系问题所涵盖的两个显然有别且又密切相关的方面:一个著重揭示了这一问题的前半部份,即暴力可以打出政权来;另一个则著重揭示了这一问题的后半部份,即用暴力打出的政权容易衰败。两者著重点不同,但可前后连接,有很强的相关性。当然,这种相关性主要是解释意义上的。

  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搞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搞得北伐战争、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如火如荼。在这期间,年青的中共犯了一个毛泽东称之为“书生主观的错误”,即只做民众运动,不做军事运动,不重视建立自身武装,结果导致了国共分裂后的严重局面:拿枪杆子的国民党把不拿枪杆子的共产党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惨痛的失败使中共领导人终於明白过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没有共产党的枪杆子,就没有共产党的发言权。於是,他们来到武汉,於1927年8月7日举行中央紧急会议,做出武装反抗国民党决定。正是在此次会议上,湖南辣子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并义无反顾地表达了他不留中央当“书生”而去下面做“土匪”的决心。(1)

  “八七”会议后,毛说干就干,策划秋收暴动,组织工农武装,建立红色政权,一干就是二十二年。从中,人们可以看到枪杆子与政权间所能有的最直接的联系,既可看到其间质的联系,即有红色武装就有红色政权,也可看到其间量的联系,即有多少杆枪就有多大地盘:

  当他有了“红四军”数千杆枪时,便割据绵延数县的湘赣边界;

  当他有了“红一方面军”数万人马时,便建起纵横数十县的中央根据地;

  当他有了数十万“八路军”、“新四军”时,便与老蒋、鬼子三分天下;

  当他最终有了数百万“解放军”时,便一举夺下中国大陆,并使自己做了紫禁城里的新主子。

  与毛泽东不同,亚里士多德基本上是一个学者型人物,先在阿卡德米学园当柏拉图的学生,后到马其顿王宫任亚历山大王子的先生,再后又开吕克昂学园做逍遥学派的宗师,一生大多数时间都立於静僻之处冷观世事变化。

  他在考察希腊城邦政治时,揭示了这样一种现象:“许多依仗武功的城邦,仅仅适合於战争生活,一旦实现霸权而停止战斗,就会迅速衰落下去。在和平的年代里,他们就像一把尘封的锈剑。”(2)

  他以斯巴达为例,指出其国家目标是十分可疑的:

  “整个体制都只是为战争服务的,以保证他们能够克敌致胜。因此,只要战争仍在继续,斯巴达人就能保持优势。可是,当他们一旦取得战争胜利,便立刻开始衰落下去。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享用闲暇的时光,不懂得如何处理战争以外的事,除了能征善战外,别无所长。”(3)
  他们“在战争中,在辛劳中,显示出很好的品质,但到了和平时,到了闲暇时,就堕落下去,就显示出某些最卑劣的奴隶品质。”(4)

  他还具体地陈述了斯巴达的种种弊端(5):

  在外交上,它常常以一种硬梆梆的缺乏弹性的外交姿态来处理国家间关系,致使“所有邻邦”,如“阿尔卡斯人,麦西尼亚人,阿卡地亚人都与其长期为敌”,致使自己长期处於严峻的国际压力之下。

  在经济上,它的财产制度导致贫富不均、两极分化,它的赋税政策又致使国库空虚,结果“国家日渐贪困,私家则日趋贪婪。”

  在政治上,它仍保留著长老院组织,可是,“智慧犹如身体,总是随著年龄的增长而逐渐衰弱的”;并且,“身为长老的人在处理公务时常常是徇私舞弊的”。尽管斯巴达也有监察制度,但监察官员们大都对城邦普通公民“太严厉”而对自身“太放纵”了。

  在社会风气上,许多斯巴达人好奢侈,好贪婪,尤其好淫乱─亚里士多德正是据此得出“一切好战的民族往往好色”的结论,并且好伪善─一面发誓要遵守严格的斯巴达律,一面又“偷偷地违反法律而去寻求感官的快乐。”

  亚里士多德还考察了所谓“第三种僭主政体”。(6)这也是一种源於暴力的权力体制,其间既有靠著雇佣军力量上台的僭主,也有靠著武装民众力量上台的僭主。后者多曾是平民领袖,故很容易窃用民众的力量。

  这些僭主们一旦执掌大权,就实行个人独裁制,任意践踏城邦公民的各种权利。“其统治的目的只服从於他自己的私利,而不顾及他统治下的人民的利益”。亚里士多德不无厌恶地称这种政体为“暴力的统治”,是“世上一切自由人所不能忍受的暴政”。这种暴政也大多不能长寿。

  亚里士多德对“斯巴达”和“第三种僭主政体”的这些论述,似是言犹未尽的,甚至是含沙射影的,即在明说这两种暴力政权的同时,又影射另一种暴力政权。

  就在亚里士多德主持吕克昂学园期间,亚历山大正率领他的马其顿军团东讨西伐、南征北战,硬是打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军威、打出了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先生似乎不看重弟子这些赫赫武功,在其著述中不仅不提这个大帝国的事情,反而专拣历史上那些崛起与马其顿相类似而结局均不好的政体来大加阐释。这很象是在借古讽今:明说斯巴达,暗指马其顿;明斥僭主,暗讽亚帝。先生似是想以古为鉴地告诫学生,刀剑兴国的事,开场戏好看,收场戏就难说了。

  历史似也公平,既给弟子提供了表演盘马弯弓的机会,也给先生提供了显示远见卓识的实例。亚历山大一去世,他用暴力打出的帝国也随之衰落下来,很快分裂为三,即安提柯王朝、塞留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在漫漫历史星空中,亚历山大帝国就像一道闪电,虽耀眼夺目,却转瞬即逝。这恰好印证了亚历山大老师的思想。

  尽管先生与弟子有很大差别,一个贬斥暴政,一个推行强权;但师徒二人也有许多联系,一个把暴力与政权的关系说得头头是道,另一个则把弓马打天下的事情做得样样实在。先生说了,弟子做了。先生既可用写出的文字来予以论证,也可借教出的弟子来加以验证。对於亚里士多德来说,《政治学》这部书无疑是他的一篇杰作,而亚历山大这个弟子何尝不也是他的一篇杰作。

注解:

(1)参见《“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改资料》第14册,第1─12页。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贝克尔本,1334a;商务中文本1965年版,第392页;伦敦英文本1912年版,第230页。

(3)同(2),贝克尔,1271b;商务,第91页;伦敦,第56页。

(4)同(2),贝克尔,1334a;商务,第394页;伦敦,第231页。

(5)同(2),第二卷,第九章。

(6)同(2),第四卷,第十章。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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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2

  若对毛泽东与亚里士多德作进一步比较的话,就会发现他们在研究课题与研究时间上是相互错位的:

  后人毛泽东做了前半截子文章——暴力可以夺取政权;

  前人亚里士多德做了后半截子文章——源於暴力的政权易於衰败。

  一般说来,后人续做前人文章要好做些。他可以站在前人之上而比前人看到更远更多的东西,既可看到前人已经说过的东西在后来的实践中是怎样验证的,又可看到前人从未说过的东西在后来的现实中是怎样发生的。

  反之,若让前人续做后人文章就勉为其难了。亚里士多德可以一般地推论在其之后的一些戎马帝国将会衰落下去,但无法具体地说明它们究竟是怎样衰落的,比如,无法具体地说明毛泽东的枪杆子政权究竟是怎样衰落的。他一不知有“红色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事,二不知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事,也就很难接著毛的话往下说了。

  显然,要续做毛泽东的那个“前半截子文章”,就不能全靠亚里士多德的那个“后半截子文章”,还要一靠后面人来加以补做——因为他们看到了亚氏看不到的现代东西,二靠中国人来加以补做——因为他们拥有著对其故土文化的亲身感触。

  事实上,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暴力更替政权的事件,都发生在亚里士多德视野之外,或在其生年之后,或虽在其生年之前但在古希腊之外。其间,有的事件能够为他的学说所解释,从而印证他作为大思想家所具有的那种超越时空的思维力;有的事件则不能被他的理论所涵盖,从而显示他作为古希腊人所具有的那种无法避免的局限性。比如,依据他的学说来解释中国历史,有些事能够说个大概,有些事就很难说清楚了。

  中国人搞政权方面的斗争,讲的是实力,而最重要的实力就是暴力,就是军队力量。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新兴朝代不是依仗暴力而平定天下的,没有哪一个开国皇帝不是靠著军队而黄袍加身的。朝廷里最重要的政事叫军国大事。

  后来的毛泽东,也是先获最高军权,后获最高党权乃至最高公职的,并至死都不让出军委主席一职。

  在毛之后的邓小平,也是极为看重自己的军委主席身份的,迟至85岁才让出这一职务。他的属下感恩戴德地颂扬道:这位世纪伟人身体力行地为结束领导干部终身制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可这些颂扬者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他们的颂扬对象已经做了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龄的军事统帅,创下前无古人并很可能是后无来者的记录。另外,此公就在退职前不久,还做了一件能上史册的大事——挥师进军没有敌军只有百姓的自家京城,枪声一片过长街。

  人们因此而有理由说,一个国家的军权占有什麽样的地位与这个国家的文明达到什麽样的程度呈反相关关系:前者愈高后者愈低。

  聪明的帝王有时也会请些儒士来讲讲王道,讲讲宽厚待民,讲讲仁义之师,但主要是讲给老百姓听的,讲给那些只知孔孟的书呆子听的。他经常提醒自己的是,不忘霸道,不忘严刑峻法,不忘威武之师,不忘军权才是自己安身立命、起家做皇上的根本。

  按照亚里士多德关於源於暴力的政权易於衰败的思想,可设为大前提;又根据中国的王朝都是刀枪打天下、弓马夺江山的史实,可设为小前提;那麽,依此我们能够推证出什麽呢?结论似是:中国的王朝均为暴兴速衰,中国的皇帝就像走马灯样换个不停,中国的王位战争当是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这一结论能不能成立?或者说,这一推论的大前题能不能有效地运用於中国历史?这是一个很难用“是”或“不”来回答的问题。

  中国历史上确有过许多暴兴速衰的短命王朝。第一个建立在诸侯征战上的中央帝国(秦始皇的秦帝国),最后一个建立在农民起义上的北京政权(李自成的大顺国),以及“五朝十六国”、“五代十国”,等等,都是暴兴速衰的,长者不过几十年,短者仅存数十日。

  中国历史上也确有过许多暴兴而不速衰的长命王朝。汉、唐、宋、明、清都存在了200年以上,其中两汉累计426年,两宋累计320年。东晋、北魏、西夏、辽、金都存在了100年以上,连最具暴力性质的元朝也存在了近100年。

  可见,若就政权个数而言,中国封建王朝大多是暴兴速衰的,短命朝比长命朝要多得多,故与上述亚里士多德思想较为接近;若就总体时间而言,中国封建社会大都处在那些暴兴而不速衰的王朝的统治下,故又与上述亚里士多德思想相差甚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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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中国史上许多明智的开国君主在用暴力夺得天下后,便立刻调整自身行为方式,变好战爱斗为沉稳舒缓,变暴力行事为和平经营,遏制武将,重用文臣,薄赋轻徭,尽量不过多地折腾老百姓,以使他们能够休养生息,进而安居乐业。

  在他们诸多开国举措中,最重要者是进行制度方面建设。他们处心积虑地组建各种权力机构,颁发各类法规律令,以使政府举措和百姓行为都能够规范化,以防止统治的随意化和被统治的无序化。

  聪明的开国帝王深知自己的子孙生於荣华富贵中,不可能像自己那样具有从逆境中奋起的志向和能力,如果完全随著这些子孙的心意来行事的话,就有可能把朝政大事弄得混乱不堪,就有可能今日这样做、明日那样做,儿皇帝做这一套、孙皇帝做那一套。於是,他们未雨绸缪,为子孙立下种种规矩,以使他们的行为举止有所依循,而不任意妄为、害国害家害己。

  他们这样做,实是把自己的过人才智凝结为法规律令留给子孙皇帝,换句话说,实是把自己在才智方面的优势基因以一种外在化形式遗传子孙皇帝。这好比要知道一块木料的长短,若无尺子的话,就只有最灵巧的木匠师傅才能估量出来;若有尺子的话,即便是最愚笨的木工徒弟也能测得准数。聪明的开国君主正如这灵巧的木匠师傅,其不肖子孙也如这愚笨的木工徒弟,而法规律令则如这把尺子─是这师傅做出来留给这徒弟的。

  例如明朝,自成祖以降没有出过什麽好皇帝,朱家龙椅上坐的多是平庸之辈或荒唐之徒,可朱家天下竟维持了二百多年,成为中国史上少有的几个长命王朝之一。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在於该朝统治体制相当完备,以致於那些碌碌无为的皇帝也能靠著它坐住江山。明神宗十几年不理朝政,昏得可以,但其名下的国家机器竟还能够运转,尽管不时出些故障。

  明朝制度的基本框架多是由其开国皇帝朱元璋定下的。这位明太祖打下江山后,便忙於国家体制建设,先是承接先朝制度,后又对其作大刀阔斧的改革。例如,在中央政府中,撤销中书省,抬升六大部,后又添设殿阁大学士制;在地方政府中,撤销行中书省,分权三司,即布政使司(行政)、按察使司(司法)、都指挥使司(军事)。他坐天下比打天下还忙还累,苦心经营数十年,终於建起一个严密且严酷的国家体系,集数千年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之大成。他终於为朱家王朝做成了一把很管用的尺子,并传了下去。其不肖子孙只要拿著它,就能大致地测度天下。

  聪明的开国帝王还深知自己的子孙只是因血统而登基的,仅凭他们自身才德难以服众,难以使百姓和百官从心里敬畏他们。於是,他们又为子孙皇帝立下许多严酷刑法。

  他们这样做,也是在搞他们的体外遗传,即把自己身上所具有的那种斩将翦寇而平定天下的威严,以一种制度化形式遗传子孙皇帝。人们可以不敬畏当朝的庸君,但不能不惧怕先皇立下的王法。满清末年的臣民不会打心眼里去敬仰那位只有三岁的小皇帝,但不能不在乎那个能叫人掉脑袋的“大清律”。这时清王朝尽管已濒临崩溃,但仍能依照其“王法”砍了不知其数的人,砍的多是英雄好汉、仁人志士,多是敢於反对朝庭的人。

  人们常常指责封建君主施行“人治”,即仅凭他们个人意志来进行统治。这种指责有些大而化之。中国史上确有一些皇帝为所欲为、不受任何约束,但大部份皇帝所作所为是受方方面面制约的。他们若是完全由著性子来行事,就会上违祖宗家法、下招大臣非议。明神宗不理朝政十几年,也被大臣们不时参劾了十几年。他曾屡屡想换太子,但均被大臣们以祖制不可违理由予以否决。这桩桩不顺心的事使他后来谈起朝政便闷闷不乐、郁郁寡欢。正由於受到许多限制,中国史上一些生性活泼的帝王常常羡慕宫外平常人家的生活。

  上述明智的开国君主通过一系列举措尤其是建制方面的举措,较好地完成了由暴力创业向和平守成的转变,从而使其新兴帝国暴兴而不速衰。这就使得上述亚里士多德思想在他们这里失去了阐释力。

  不过,在中国漫长历史上,也还有一些能够创业却难以守成的开国者。林子大了,什麽样的鸟都有。

  其一,打得江山后,不求进取,吃喝玩乐无不享用至极。他们还有一番道理:老子过去打天下流血流汗,现在坐江山自是要多吃多占。这实是一种盗寇心理:抢来的东西,就要尽情地消受。但抢的东西再多也有限量,坐吃也能山空。他们的江山坐不了多久。

  其二,打得江山后,不改禀性,过去好勇斗狠,现在仍是爱与人斗、好与人争,过去爱破坏爱折腾,现在仍是逢物必破坏、遇事必折腾。他们是属猴的,猴气十足,屁股坐不住。打江山时坐不住,还有些道理,因为本来就没有属於他们的位子可坐;打下江山后仍是坐不住,就没有道理了,因为有自己的位子不坐而到处跑动,只会给自己添乱。他们的江山也坐不了多久。

  这两类开国者的共同点,就在於他们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其行为方式和工作重心的转移,尤其是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建立起那种不论对统治者还是对被统治者均有约束力的制度,从而导致其国运暴兴速衰。这倒也印证了亚里士多德思想。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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