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第一桶金”（连载之二十七）

陈小雅

蔡和森决心做“恶人”

在北京已经“大开眼界”的蔡和森，并未领略杨师的深意。此时，他已经想出一条有绝对成功把握的“野路子”——将政府部门及相关组织的计划抛在一边，自己制造出一个轰轰烈烈的留法勤工俭学“大局势”，“迫出一个大借款”。他所借鉴的经验，是刚刚过去的那场大水灾。

1917年，是中国灾荒史上记录沉重的一年。

首先是在年初，台湾发生地震，“房屋全倒一百三十户，破损三百九十五户。死五十四人，伤八十五人”。全岛除南端以外，都有震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又发生三次地震。在大陆的安徽霍山地段，也发生了山崩地裂，且有火山喷发，震感波及湖北、河南、江苏、江西、浙江、湖南。尤以“鄂省最烈，武汉三镇倒塌房屋数十处”，阳新大鸡山煤矿被震塌三十余丈，有工匠四十余人被活埋。紧接而来的灾荒主旋律，是遍及半个中国的水灾：长江决堤，湖北二十余县被淹没，“水势泛涨，内河外江莫不澎湃”，为民国建立后所未见。鄂城县樊口一带淹没良田万顷。整个汉阳城“宛在水中，登城而望，四围皆水”。下游江西也水势泛滥，在赣江与长江汇合处，发生“逆流而西”的奇观；湖口、彭泽各县低洼地带“几成泽国，茫无涯际”……在北方，黄河也在利津等处决口。刚刚经历了大半年苦旱的山东“淹没四十余村”，黄河崖河口突决，德县附近数十里一片汪洋。与此同时，辽宁的巨流河、大凌河溃决；洮河、柳河、青河、柴河等也同时暴涨，“奔腾倾泻，势甚狂猛”。据水灾调查员的报告，遭灾的三十三县中，极重的有八个县，次重的有十三个县。“惟八县中乃新民县为最惨……冲倒房屋七千五百余间，淹毙人民不知其数。待赈灾民四五万人，无衣无食，待哺嗷嗷……”。其余，还有湖南（包括省城长沙在内）的三十余县，四川（包括成都、重庆在内）的二十六县，陕西十县，贵州十余县，山西（包括省城太原在内）的九县，广西九县，河南三县，都程度不同地爆发了水灾。在京津一带，则有永定河决口，南北运河、潮白河等河堤相继决口，洪水泛滥，京汉、京奉、津浦铁路中断。仅直隶一省，“被灾地区达百余县，灾民五百余万人”。 更有福建、厦门等地，因风灾加水灾，冲毁房屋、船只无数，海面到处漂泊着断头、断手足的死尸……[1]

据记载，这场大水，在天津达到了“市区可以陆地行船，周围乡村一片汪洋”的境况。老百姓为此缺柴少米，困苦不堪。有人散布迷信思想，说老百姓得罪了“金龙大王”，要老百姓进香还愿，借机诈骗钱财。年仅二十三岁的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看到这种情况，编排出一部新时装剧——《童女斩蛇》，宣传“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的思想，义演所得款项，用于捐助天津的灾民。在政府方面，则是一方面开仓赈济灾民，用“大放血”来弥补人民所受损失；一方面则是派得力人士，督办河工……上述熊希龄担任“京畿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处”的督办，治理水灾河工两年，就是这一时期的事情。

与梅兰芳通过灾情想到了艺术创新和义演捐助的情况不同，蔡和森通过这次大灾难想到的是如何从政府的腰包里掏钱。他的逻辑是：政府既然可以为“水灾”发放“赈济”，应该也可以为“人灾”再放一次血吧！湖南有的是人！而且是年轻的、犯着“勇猛轻率的神经病”的年轻人！

请看，1918年8月27日，蔡和森给陈绍休、萧子暲、萧子升、毛泽东写信说：

“……万不可以‘人数有限’遏其动机，绝其希望；当另筹一调剂办法，尽量收容，成一大组织……可靠不可靠，有把握没把握，全不虑其不好下台也，……至其方法之可言者，约有三端：（一）侨局……（二）熊章……（三）就是组织财团。如有三十人来，就要夹三分之一之有钱者及有借贷力者。……如有六十人来，就要夹二三十个之有钱者及借贷力者。……不但一方可纾借款无着之忧，一方尤可造成一大形势，以迫出一个大借款。……财团只是壮胆，只是促进大形势之一种手段，资本金并不要如何雄厚，又并不要如何可靠，此又须活看活做者也。……今使弟再大放其浮词，将青年界全体煽动，空全省之学子以来京，此在旁人视之，必以为不好下台，不知此正是好下台处：在正面言，形势愈大，愈好着手，退一步言，湖南学子，竟大多数患了一个勇猛轻率的神经病，此病甚于此回之水灾，而赈济之效亦大于水灾之赈济；则熊氏等自不得不负维持之责，自不得不乐于维持；……盖熊氏有为本省筹一百万元善后款之说，弟想从此中抽借几千，当亦为彼所乐许。”

“……弟此前之所以促升兄早来者，全为此也。究竟杨师个人，尚是难得保证，弟与师议请师联络熊，一面同作保证，一面向他借款，师已谓然。……盖此事欲得多人打水，始有饱鱼吃。”

“润兄7月26日之信，已经收到，所论才财学三事，极合鄙意。究竟我们现所最急者，是一财字；……至于求财，其方亦自多端，（一）遇，（二）访，（三）造。……造之一层，尤为必要，尤较可靠。”[2]

此时此刻，这个革命青年，不要说全无替政府和国家利益着想的境界，就是处于水深火热的本省同胞的悲惨境遇，也抛到了九霄云外！

大概是由于蔡和森信中所说的办法，实在不能为一般正人君子所能容忍，毛泽东给蔡的回信，似乎还有所保留。他说，他只同意把蔡的办法，作为一种“暂时的手段”，如“借路过身，一入地狱”，是不得已而为之。

但蔡以为不然，认为那是一种“伪善”、是“乡愿”。此后，他又单独给毛泽东去信说：

“弟尝慨世之君子，为种种的舆论律道德律所束缚，只能为伪善，不能为伪恶，是以使小人得积极横行。……窃以为人不能有善而无恶，正人之恶，即是善之变相，求全则难免不为乡愿。……恶经正人君子为了一回，则其阶级，就要演进一层。尝耻吾国之思想圈及善恶圈，只有一个铜钱大，窃欲扯直而延长之，善恶俱进，无甚轩轾。现为一恶，而将来能得十善之果，何所顾恤而不为之！……君子无弹性，此乱之所以不止也。弟意现在当得一班正人立恶志（杀坏人），说恶话，行恶事，打恶仗，争恶权，夺恶位，加入恶界，时时与恶为缘，时时与恶战，时时与恶和，操而纵之……演而进之……然后将万恶纳入袖中，玩之掌上。……果为君子，无善不可为，即无恶不可为，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3]

——这真是一篇经典的“无产阶级善恶观”文字，几乎无一字不可点，无一句不可圈，无一个立论不惊人，而全无故作放浪之态！

毛泽东此后的一生，虽然仍脱不开“伪善”的面具，但他的“玩弄善恶”的种种表现——如标榜“宁负天下人，不愿天下人负我”的曹操；自命比“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还恶；不怕原子弹炸死几亿人——已经大大地超过了蔡和森这位“道德启蒙”老师，更超过蔡和森的东西方老师——墨翟和列宁了。毛泽东此后，尤其是在“大跃进”和文革中的数不清的“玩弄人”、玩弄“人海战术”的纪录，就更是空前绝后了！

毛泽东“哑谜”的谜底揭晓

读了毛的这位无产阶级道德“启蒙老师”的经典文字，再回过头去看毛泽东对《云中落绣鞋》的评论——老实是无用的别名——就很好理解了；再回过头去看他给彭璜的信，其中那几个难解的“谜语”，也就都有答案了：

恶人自己不认为恶——因为他觉得自己是“正人”。

吾人恶之，未必无蔽——阻挡了“正人”为恶，就是阻挡了“善”的扩张进程，所以有“蔽”。

恶在究竟，仍不为恶——如果恶行是为了善果，即为了“阶级”能够“演进一层”，恶自然也就不恶了。

一句话，只要目的光明，可以不择手段。

那么，排除通往光明大道上的一切“绊脚石”，自然而然，也就可以不受道德的谴责了！

从这层意义上说，毛泽东的确也不是“为了自己”。

至于那最后一个“谜”——今欲悔而返乎两年半以前，有此志，病未能也——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在那条道路上越陷越深，不能自拔了！

不过，在现今的“正史”中，这个堕落的过程，却是一幕幕历史的壮剧！

注 释：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05febc901016p38.html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