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第一桶金”（连载之二十）

陈小雅

没有父母祝福的婚姻

那么，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结合，真的存在着什么阻力吗？众所周知，要搜罗这方面的证据，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自从毛泽东成了中国的“No:1”以后，与毛泽东沾亲带故便成了一种莫大的荣誉，标榜自己早年就“慧眼识英才”，就更是一种骄傲。但即使这样，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事实的叙述中，发现一些“破绽”。

笔者提出这个问题，是从发现杨开慧第二次临产前所面临的痛苦开始的。

1923年11月，杨开慧独自一个人，一边托着快要生产的大肚子，一手牵着年仅一岁的长子毛岸英，从省城回到距长沙八十里外的板仓老家。在那里，她生下了与毛泽东的第二个儿子毛岸青。

杨开慧独自一人回归故里生产，这件事使笔者注意到，毛的家事研究者历来认为，毛杨婚姻，是受到父母祝福的，而毛杨婚后，一直有杨昌济的夫人、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陪伴在身边，但为什么，恰恰是在父母唯一的女儿怀孕、快要生产时，她的母亲却不在身边照应呢？

进而，笔者还注意到，黄林石写的《杨开慧》，对毛杨婚后回板仓的描述：“……她和毛泽东乘轿从长沙来到板仓，探望嫂子李一纯和新生的侄女杨展。并宣布他们已经结婚。清泰乡一带的亲戚朋友闻讯前来祝贺。”[1]——为什么不是首先探望母亲，接受母亲——向老夫人的祝福呢？

于是，有三个问题便顺理成章地提了出来：

首先，杨母为什么在杨开慧第二次怀孕时不在女儿的身边？

其次，杨母是什么时候开始与毛杨同住的？

第三，杨开慧的父母是否赞同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婚姻？

关于第一个问题，笔者没有得到任何可以直接说明的材料。但可以理解的是，老夫人家中可能有别的事情，偶然无暇抽身来陪伴怀孕的女儿，使女儿不得不自己回乡生产，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但这个“偶然”是否能成立，则要看第二点的考证结果。如果女儿第二次怀孕时不在身边纯属“偶然”的话，那么，她的第一次生产，老夫人是否在身边呢？

关于毛泽东和杨开慧的长子——毛岸英出生前后的情况，可以证明的材料也极少。而且说法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妻子分娩之日，毛泽东正忙于组织长沙泥木工人的罢工。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0月23日这一天，长沙泥木工人的请愿大会与游行是由任树德、易礼容领导的，毛泽东当然也参与了其事，不过，他的角色是吹哨子“指挥游行队伍”，他吹一声，工人就喊一句口号，连吹连喊……[4]10月24日这天，也就是毛岸英出生的次日，毛泽东带领工人与省政务厅谈判，由工人出面谈，非工人的毛泽东不便出面，只在一旁作记录。会后，毛泽东将谈判写成呈文，第二天递交省长。

那么，向振熙究竟是何时才与毛杨生活在一起的呢？

据《年谱》记载，毛泽东与杨开慧居住的清水塘房屋，是1921年10月10日起，中共用党费租借的。一些毛的家世研究者说，为了掩护毛泽东的地下工作，杨开慧接来了杨老夫人同住，并献出了父亲过世时，由蔡元培、马寅初、胡适、陶孟和四人联名征集来的赙金，作为毛泽东的活动经费。[5]但他们没有说，开慧是何时接来母亲的。

根据在清水塘住过一段时间的衡阳姑娘——张琼的回忆文字，我们也没有看到杨母的身影，而是大量地渲染了杨开慧在“贤妻”与“良母”角色之间挣扎的情景：

开慧姐不愧是毛主席的亲爱的夫人和亲密战友。她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体贴，使毛主席有更充沛的精力考虑和处理革命大事。那时，毛主席常常通宵达旦写东西，寒冬腊月天也这样。一到晚上八九点钟，开慧姐就把取暖用具给毛主席准备好；深夜一二点钟，常起床取送临睡前热在锅里的“点心”，有时毛主席没顾上吃，她就等在旁边，待吃完才去睡。那时候，毛主席经常夜里只睡两三个小时，清早，又出去工作。她就去整理毛主席夜里写的东西。在草稿本上，凡写“定稿”二字的，她就誊写到另一本簿子上去。那时，他们已有了孩子岸英。开慧姐在抄文件时，常常把岸英的摇篮放在身边，一边抄，一边用脚摇摇篮……[6]

张琼到长沙寄居清水塘的时间，是1922年4月，也就是杨开慧怀上长子差不多四个月的光景。同年10月24日毛岸英出生，11月11日，毛泽东写给舅父母和表兄文运昌的信中，说到自己“生活奇窘，不足为戚友道也”。可见，至少从1922年4月到11月，向老夫人都不在女儿身边。

那么，向振熙究竟是何时开始与毛杨同住的呢？根据毛新宇另一段说得有声有色的故事，我们可以确定，至迟是在毛岸青出生两个月之后。请看毛新宇是如何说的：

最开心的要数奶奶，自己刚刚生下二儿子岸青，丈夫回到家，先前缠绕着她的兵警骚扰、日子清贫、月子孤独感一扫而光……

可是，这幸福的时光仅有短短的两个月，爷爷又要到广州筹备并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离别时刻，岸英号啕大哭，我的老奶奶向振熙把他扯开了，“嘭”地关上了房门。[7]

这“嘭”的一声，含意丰富，以后我们还要说到，它与毛泽东的《别友》词和毛的婚外恋情有关。不过，笔者被它震撼的却是另一个发现，尽管在文革以后人们大肆渲染，但毛杨的婚姻实际上并没有留下父母的一句祝福，哪怕是赞许。

一些毛泽东研究专家认为，杨开慧的父亲、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曾表示过对毛的欣赏，并把毛介绍给章士钊，为之筹集了一大笔留法勤工俭学款项。因此推测，杨老先生是毛杨婚姻当然的“赞成派”。不错，作为毛泽东的伦理学教师，杨昌济的确很欣赏毛泽东，这从他在湖南省第一师范任教时留下的一段日记可以看出。这篇写于1915年4月5日的日记，表明了他对毛泽东的出身、经历的兴趣：

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格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8]

其中“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透露出当时的杨昌济，在见到毛泽东时，就联想到曾国藩和梁启超这两位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人物，并勉励毛泽东向上看齐，足以说明这位老师对毛的器重。杨昌济去世时，《北京大学日刊》曾刊登一篇李肖聃[9]的纪念文章，其中说到杨昌济“在长沙五年，弟子著录以千百计，尤心赏毛泽东、蔡林彬（即蔡和森）。”[10]指的就是杨先生有观察并记录自己学生的习惯，在他记录这众多学生的文字中，他表现出最大兴趣的，是毛泽东与蔡和森两人。其实，杨昌济在湖南各校五年的教学生涯中，有堪称得意的三男三女六大高足：三男依次为萧子升、蔡和森、毛泽东；三女依次为陶斯咏（陶毅）、向警予、任培道。后来，这六人恰好有一半——一男两女——成为了改良主义者，一半——两男一女——成为了革命者。

但是，任何一个做父母的人都知道，在政治前途上看好一个人，与在儿女婚事上看好一个人，是有根本区别的。前者看好的标尺是才能，后者看好的原则是品德，尤其是对于唯一的女儿，其配偶的品德和在社会中谋生能力，会显得更加重要。

而且，按照旧中国的伦理规范——出嫁从夫，老先生赞同的事情，老夫人也会同意。按照常情，女儿身怀六甲，身边还拖着一个一岁大的幼子，如果疼爱女儿、同情毛泽东的革命，无论如何，老夫人是应该早就来到开慧身边，在最困难的时刻，给女儿、也给革命事业一点支持的。但老夫人没有。

由于史料的欠缺，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求得其中真相。但是，笔者翻阅毛泽东多位老师的言论时，却发现：其中，最为毛泽东所渲染的杨昌济，赞许毛泽东的言论其实不仅是最少的，也最谨慎的。

这一现象，不能说与杨教授修伦理学这门学问相关。他有着察人观物的丰富经验，就像一个农民，从一株麦苗就可以推测出其长势一样，他对于毛泽东的品性及其发展趋势，不可能没有丝毫察觉。

注 释：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05febc901016my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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