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第一桶金”（连载之十八）

陈小雅

第六章 毛泽东为何“发呆”？

笔者坚信，作为一个反对自杀的人，彭璜如果死了，那么，他的死只有两种可能：其一，是意外；其二，是被杀。而一个意外死亡者，或者疯子自杀了，是不会藏匿自己的尸体的。既然彭璜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那就极有可能是被谋杀了。

——这个可怕的推理，使我们原来为证伪“毛泽东得金私用”的论题，不得不发生一个大的转折：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得金私用”的问题，而很可能是因“分配不匀”致死人命；或者为掩盖真相，不得不杀人匿尸的问题了。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毛泽东的“金案”，它已经由原本的一桩“道德”案件，变为了一桩“刑事”案件。

侦破这类案件，是本人所力不胜任的。笔者能做的，是尽可能多地找到彭璜最后时刻的信息。譬如，彭璜是何时“失踪”的？

为探寻这个问题，笔者不得不遍查1921年1月以后，他周围人的活动形迹，特别是毛的活动形迹。笔者发现，除上述各种公开的，见诸史乘的活动外，尚有几件至今没有被外界重视的活动：

第一件是，毛泽东于1920年底开始，系统地编制经营已经有三年之久的“新民学会”文件，其中包括征集会员之间的通信，编辑“会员通信集”和撰写“会务报告”；

第二件是，就在1921年1月上述会议开过以后，不到半年之内，毛泽东决定解散“新民学会”。在这个过程中，他试图延揽会员加入已经有了“小组”的共产党，并安排他们的工作，但却遭到了“婉拒”。

为了了解毛泽东在那段时间的行迹，笔者也不得不深入1921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史料。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从叶永烈先生所著的《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一书中，我看到了一个与过去印象完全不同的毛，他的某些被“正史”剪辑后废弃的图像，或许与我们正在进行的这项侦查有关？

“一大”史料何难觅？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在毛泽东“厚今薄古”思想专政“史学”的时代——至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由中国大陆文人撰写的中国古代史，只能是一部农民运动史；而所谓中国现代史，照例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史。在这部历史中，所有的内容，都必须服务于“两条路线斗争”这个主题；在两条路线中，必有一条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正确路线”。每次“斗争”的结果，如果不是“正确路线”占了上风，那么，结局肯定是革命遭到挫折和失败……在那里，“光荣归于恺撒”的信条，是不折不扣地、无耻地，被贯彻执行着的！

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常理，这个党的党史，应该是被关注得最多，投注人力物力最大，也搞得最清楚的历史。这个党的成立，以及它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样一个开天辟地的“伟大事件”——由于它是毛泽东革命实践的直接结果——更应该是巨细无遗地被历史记录，被人民传颂，被后代知晓的。

但是，真实的情况却是，中国共产党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什么时候召开的，以至于直到现在，还在以一个错误的日期，作为党的“生日”。直到1980年——也就是中共建党五十九年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的邵维正，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这个党才真正搞清楚自己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哪一天召开的。

在邵维正搞清楚这件事之前，坊间流传的这次大会的召开时间，有很多种说法，譬如：有毛泽东和张国焘的1921年“5月”说；有董必武的“7月”说；有陈潭秋的“7月下旬”说；有陈公博的“7月20—30日”说。

1938年5月，当世界开始将目光投向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多的人奔向延安，并向那个“小朝廷”的主人询问这个看来可能成为“重要纪念日”的确切日期时，这次会议的两个代表——毛泽东和董必武——私下捏估了一下，把时间定在了7月1日。以至于这个伟大国家的伟大的党，六十余年来，一直在纪念一个错误的“生日”。

下面我们将会谈到，毛泽东把时间定在这个日期，具有掩盖他在此期间一次访问的效果——因为那是对一位女士的访问。这里，我们暂时收束好奇心，回到正题：

而绍维正则证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起止时间是：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

为此，邵维正荣立了“二等功”。

叶永烈认为，人们之所以在长时间内，形成这个时间上的迷误，这个缺憾，大致与科学家的一项研究成果有关，那就是：“就人的记忆力而论，最弱的是数字记忆，其中包括对于电话号码、门牌号、编号以及对于日期的记忆”。

当然，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有其特殊的文化原因，那就是，中国当时还通行着另一套历法和另一套纪年法：一套是中国在采用文明世界通用的“公历”之前，已经使用了几千年的“农历”；一套是1911年辛亥革命废除大清国纪年之后，于1912年开始采用的“民国”纪年。以后，熟练的历史研究者，凡发现年份上的异议，大抵会在纪年法上寻找原因；而发现月份上的异议，则会在“历法”上找原因。毛泽东和张国焘的“5月”说，大概就是因为使用了不同的历法所造成的。查万年历，公历1921年7月1日，正好是农历五月二十六日。

但问题是，关于中共“一大”的模糊性，并不止于它的时间记忆。在空间的记忆上也一片模糊。譬如，直到建国后的1950年，党史研究者仍不知道“一大”开会的地点在什么地方。

可以理解的是，由于上海的街道，历经三十年巨大的历史变迁，已经面目全非；房主的房产也几次易手。当时的房主，是一位陈姓的老太太。她依照当时上海民居流行的式样，在当年的贝勒路和望志路的交叉口出资建造了一排五栋同样的石库门楼房。每栋楼房均为一楼一底，独门出入。陈老太太建造这一排房屋，不是为了自己居住，而是拿来出租。竣工后，孙中山总统府的顾问、兼广州政府国务院参议的李书城租下了连着的两栋，并将其打通，供自家居住。1921 年夏天，李书城在日本留学的弟弟李汉俊假期回国，就住在哥哥的家中。也碰巧李书城在南方有事，就把两栋住房扔给了弟弟，自己带着警卫员到广州去了。到了1925年，这五栋房屋全部让一位叫董正昌的人租了下来，对房屋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原来的住屋，先后挂上了“酱园”和“面坊”的招牌……再加上历史的跌宕，人世的沧桑，那里的形象的确已经面目全非，当年的熟人已很难记得清，曾在哪个门洞里、哪片瓦顶下，召开过一个时间不算长的会议，也是不足为奇的了。更何况，这次会议本身，是在一种“游击”状态下进行的。

现在我们已知，秘密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1921年7月22日召开了预备会，地点是在博文女校。7月23日晚，举行了会议的开幕式，地点是在李书城家。以后的日程安排，大致是这样的：

7月24日，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工作情况

7月25日，休会，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

7月26日，休会，继续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

7月27日，第三次会议，讨论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

7月28日，第四次会议，继续讨论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

7月29日，第五次会议，继续讨论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

照理说，除休会期间以外，会议的讨论内容应该是丰富的。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关于这次重要会议的记录、文件，竟也“茫然不知在何处”。这种状况，与比之年头更早的新民学会的“文献”留存情况，恰好形成鲜明对照。

请看叶永烈的记叙：

健在的“一大”代表们都记得，“一大”曾通过一个纲领和一个决议……显然，这是中国共产党极端珍贵、重要的历史文献。寻找这两篇历史文献，其意义绝不亚于寻找中共“一大”会址。

遗憾的是，这两篇文献当时只有手抄稿，并没有正式发表过。在那样动荡的岁月，几分手稿能够保存下来吗？沧海横流，何处寻觅？

早在1937年……尼姆韦尔斯女士在访问陕甘宁边区时，便向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问起了“一大”文献的下落。在尼姆韦尔斯所著的《中国共产党人》一书……记述了董必武的回忆：

原来陈独秀要参加会议并确定为这次会议的主席。但是，那时他必须在广东，于是张国焘代替他。关于这次会议的所有记载都丢失了。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但是，党的这个最早的文件，我们一份也没有了……[1]

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韦慕庭（C.Martin.Wilbur）在封尘四十年之久的故纸堆里找到1924年陈公博所写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这篇硕士论文，中共“一大”的这两个文件，才得以见天日。

当然，这并非遗世独存的“孤本”。事后，人们知道，在苏联人保存的“共产国际”的档案里，还有一套全本。苏联人之所以会保留这些中国人的文件，大概与当日的共产党人是依照列宁的计划，拿着苏联人的钱，进行这次活动有关。如果连这次活动的一点文字材料也没有带回去，又如何向“金主”交账呢？

至于中国共产党人自己，为什么反倒没有苏联人和一个早已“背叛”共产党，后来甚至沦为“巨奸”的陈公博，留意自己的纲领和宣言呢？答案似乎只有一个，就是那次会议的“我方”记录——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

看到能流传至今的新民学会史料，笔者曾经感叹，若不是毛泽东当年对于历史文字的宗教般的重视和兴趣，后人恐怕很难得看到如此“完整”、详尽和巨细无遗的留存。但是，同一个毛泽东，为什么仅仅几个月之后，就变得对文字、文献没有丝毫兴趣了呢？不，不能说“几个月”，那是不确切的，因为，正是在他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前夕，毛泽东还详细编制了我们上述所说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并记录下关于“游山会”、“踏青会”、“踏雪会”、“球会”、“女子成美会”之类的琐细事务，全文长达一万八千字。

在第二号会务报告的末尾，毛泽东还附有一封给各会员的信：

各会有（友）鉴：

第三号会务报告，大略要本年年底才可编印。至通信集第四集稿已齐，本年八月可出。第五集的信稿，亟盼陆续寄到；极随便的信（如明片）均请寄来。来件请寄长沙文化书社。

当然，关于毛泽东为何要这样仔细地搜集新民学会会员的通信，其动机，人们还可以质疑。[2]但这至少说明，毛的兴趣和做事认真的作风，在此时并没有改变。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应该不会认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重要性，还不及当时已经被他解散的新民学会；那些“极随便、极短的”私人来往信件，比党的纲领和文件更重要。

那么，是毛泽东这方面，出了什么问题吗？

意马心猿毛泽东

据金冲及编著的《毛泽东传》记载，在中共“一大”会议上：

“大家推举张国焘主持会议，毛泽东和周佛海作记录。会议正式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并通过了党纲，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

“毛泽东除担任记录外，只作过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的确，毛泽东有许多实际工作经验，但他不像在座的李汉俊、刘仁静、李达等精通外文，饱读马克思著作。共产党的第一次会议上，不少人常常引经据典，涉及许多理论问题。毛泽东给与会者留下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3]

关于这个“老成持重，沉默寡言”，有两位在场者曾另有说法。他们一位是“一大”代表中年龄最轻，当时只有十九岁，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担任翻译，后来被打成“托派”的刘仁静；另一位是中共为数不多的马列主义教授，中共建国后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文革中被整死的李达。

熬过了文革劫难的刘仁静，1979年3月著文回忆说：

在“一大”会议上，毛主席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发言。毛主席在北大图书馆当办事员时，就与我认识了，我当时觉得他对报纸很重视，无论什么报纸他都看，不管是反动的或进步的报纸。嘉兴南湖会议结束后，毛主席曾对我说，你今后要多做实际工作。他对我讲这句话，可能与他当时是搞实际工作并在实际斗争中研究马列主义有关系，也可能是认为我在“一大”的发言有点夸夸其谈。[4]

李达生前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中，则是这样表述的：

7月2日，[5]代表们在住所里互相交换意见，报告各地工作的经验……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其它各地小组的组织却比较散漫些。当时成为争论的一个问题是议会政策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代表住所的一个房子里，经常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他苦心思索竟到这样的地步，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6]

李达所说的“代表住所”，与正式开会地点不在一处，而是在今天上海的太仓路127号。当年，这里是一所女子学校，名叫“博文女校”。与当时女子受教育尚不普遍的情况相一致，这所学校的规模并不大，校舍面积，只相当于一排三上三下的石库门房子，学生总共只有一百多名。但学校的董事长，是著名的辛亥革命领袖黄兴的夫人徐宗汉，校长则是在黄兴手下工作过的一位巾帼女英黄绍兰。黄绍兰的丈夫黄侃（黄季刚）则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他们夫妇与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同是湖北人，关系不错。加之另一位“一大”代表李达的妻子，又当过徐宗汉的秘书。所以，放暑假后，“二李”就替会议租下了这所学校的校舍。

毛泽东等九个代表所住的宿舍，是一栋青砖和红砖相间的二层楼房，地面装着红漆地板，典雅大方。由于一行人来自各省，口音不一，出面租房子的人只能说，这是北京大学的一个“暑期旅行团”。

当时住在博文女校的中共“一大”代表九人。他们是：湖南来的毛泽东、何叔衡；湖北来的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山东来的王烬美、邓恩铭；北京来的张国焘、刘仁静；日本回国的周佛海。根据包惠僧回忆，这栋校舍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包惠僧三人合住；靠西的后面一间是王烬美和邓恩铭合住。毛泽东住在靠西的一间里。不知为何原因，那间房屋光线很暗，而且似乎是毛一个人住！更令人奇怪的是，靠东边的几间房屋，则是空着的，无人居住。中共为这些房屋缴纳了两个月的租金，而会议代表实际上只住了二十天。……据包惠僧的印象，除了毛泽东一个人睡在一张由两条长凳架设的床板上，其余人全部睡在地板的草席上。[7]

应该交代一句的是，当时，湖南的“共产主义小组”刚刚初具雏形，尚未开展任何工作，就发生了一员大将失踪案。原本仅仅四个成员的小组，只剩下三人：毛泽东、何叔衡、贺民范。所以，毛在会上介绍的情况，恐怕大多数是新民学会的活动。只是他忘了交代一句，在他离开长沙赴上海之前，这个组织已告解体。对此，新民学会会员陈书农有言为证：

“1921年夏季，新民学会自行解散，在解散之先，毛泽东同志与萧子升曾发生过争论。毛泽东对萧子升说：‘你跟我们走，还是要当一辈子绅士？’毛泽东同志主张解散新民学会，萧子升不同意。”[8]

在萧子升的回忆中，则有这样的记载：

一直到1921年3月份，我才有机会到长沙见他一面。

会员们仍然热烈欢迎我。我与好几个会员多次亲切叙谈。很明显，毛泽东不喜欢这样。他担心有人会受我的影响，失掉对C.Y. [9]所宣传的共产主义的信心。

我在考虑重振新民学会，但同毛泽东初步长谈之后，我已意识到，毛泽东和我两人已无法一致了。

每次极度难过之后，我们都互相鼓劲并重新展开讨论，但这只能引向更深的痛苦和失望。[10]

从这些记述，我们可以看出，李达等在会上留下的印象——“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印象，不过是得自毛泽东的描述而已，具体情况，则是它刚刚经过一场痛苦的撕裂，人们的情感尚未从一场灾难般的分裂中恢复过来。

与毛泽东一起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另一位新民学会会员“何胡子”何叔衡曾对萧子升说，萧胡子，你不在这儿时，润之让我走一条路；润之不在这儿时，你试图劝我走另一条路；你们俩都不在时，我不清楚该走哪条路；现在你们俩都在这儿，我仍不知该走哪条路！这些略带戏谑的话，当时引来一阵大笑，但当笑声沉寂时，接踵而来的是撕裂的痛苦……

据萧三回忆，1940年，毛泽东在延安谈到新民学会与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关系时也承认：

“新民学会实际上起了联共党小组的作用。”[11]

不过，读者一定已经发现，在上述记叙中，刘仁静所说的一个“做实际工作的人”，与李达所说的一个“书呆子”的形象，两者之间有多大的距离。大概，从来没有人想过，这两个矛盾的形象，是如何“统一”于毛泽东一身的。因此，尽管二人好意替毛粉饰，还是免不了把当事人“意马心猿，神不守舍”的状况，活灵活现地呈现于后人面前。

一个处在这种状态的人，作不好会议的记录，或发生丢三忘四的事情，事后也无法追记，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当然，把中共“一大”会议文件和记录的没着落，完全归咎于毛泽东一个人的责任，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大会指定的记录中，除了毛泽东以外，还有一个周佛海。

周佛海也是毛泽东的老乡，1897年生于湖南沅江之畔的沅陵县。1917年，周佛海记得那是一个沅江涨大水的年份，也就在毛泽东与萧子升旅游到达沅江遇大水的那一年，作为一个“不安份的青年”，周佛海有了一个东渡日本的机会。并在那里专门研究了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张东荪和梁启超建立了联系。因经常为梁启超一派人主办的《解放与改造》撰稿，在经济收获颇丰的同事，也闻达于上海的新青年界。1920年暑期，放假的周佛海原准备回湖南探望久别的母亲，没想到刚刚登上上海的码头，就被张东荪拦截去见了陈独秀。在座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适逢陈独秀在讨论在上海建党的事情，周于是成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据周自己回忆，在他研究过俄国革命史之后，却曾抱有一番野心，觉得自己可以领导广大民众，推翻统治阶级，建立革命政权。列宁、托洛茨基等人物的形象时萦脑际，夙兴夜寐，每每分不清哪个是自己，哪个是他们……何况，他不仅文笔好，而且口才也极佳，经过同学自组织的“讲演会”的训练，他“居然以中国的列宁自命”。不过，他在组织发展方面并没有显示才能，一年过去，中共在日本的共产主义小组仅只他与施存统俩人。适逢他1921年暑期再次归国，他也就正好成了日本小组的当然代表。[12]

按照常理，周佛海担任大会记录，也应该有一番不俗的表现，不巧的是，这次回国他刚好遇见一位女士，并被丘比特的箭所伤心。当会议正紧锣密鼓筹备的时候，二人的恋爱也发展到了难舍难分的程度。更加不巧的是，这帮共产主义者对此事的意见不一：有赞成的，也有不赞的。仿佛中国当日的“当务之急”中，除了“中国将走一条什么道路”这样的头等大事之外，还有佛海老弟的“终身大事”！

处在这样一个感情与理智搏杀的旋涡之中，可想而知，任凭你是何等天才，想要不糊涂也难！想要集中精力一心为公就更难！因为这个集体，本身也舍己为人地几乎到了“为私忘公”的边境……这大概就是后来的人们所说的，中国共产党——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庞然大党：其“作始也简”的原因。

不过，周佛海的问题，是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而毛泽东的问题，却仍然掩蔽在阴影中……

决心雪耻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如毛泽东各种传记的作者们所理解的，毛泽东意马心猿的个中原因，恐怕与他不懂外语、理论修养浅薄有关。的确，当日的中共发起人和“一大”参加者，虽说不上是什么硕学鸿儒，但大多有海外留学或懂几门外语的“家底”。譬如：

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通晓日、英两种语言。他曾留学日本，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深造过三年。

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个发起人，前北京大学教授兼文科主任，此时在南方政府任职的陈独秀虽然汉语的普通话说得不好，但英、日、法三国语言却说得呱呱叫。

李汉俊曾留学日本，精通日、英、德、法四门外语，而德语尤其流利，且熟读马克思著作。

北京大学学生刘仁静英语流利，且有着“小马克思”的雅号。

李达、周佛海、董必武都曾留学日本；

陈公博懂英语；罗章龙懂德语……

张国焘、包惠僧不知外语怎么样，但他们都是北京大学学生。

在那个以开放和留洋为时髦的时代，一帮青年精英都懂得外语，这并不奇怪。唯一被视为荒谬的事情是，在中共“一大”开幕式——这样一个由俄国人发起和把持的重要会议上，没有中国人懂俄语。好在策划这次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是荷兰人，懂英语，可以通过刘仁静的翻译掌握会议的航向。而另一位“会监”——俄国人尼科尔斯基——给大会的致词，就没有人听得懂了。好在他的致词很简短，而马林也略懂俄语，他也略懂英语。在中共“一大”的“开幕式”上发生的这种“鸟语混战”的现象，令旁观者看来，其荒谬自不待言。而这种状况，曾给毛泽东的自尊心带来多么大的伤害，也是可以想像的。

毛泽东在会上的这种“不适”状况，在其会后的行踪里也有所表现：

八月中旬，他回到长沙，因身体不舒服，住进了船山学社，以养病为主。在这个时期，他抓紧时间读了些书，特别“把英文作为主课，每天多少必读几句，诚已晓得非读不可了”。[13]公开的理由是，党需要有一个加强理论学习和宣传的公开场所，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

当然，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外语学习，不可能对毛的外语能力有所提升，他可能终身都在反复学习英文课本的第一至第二册。据说，自此以后，毛泽东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当他遇到政治上的挫折时，就会伪托“养病”；而每当他“养病”时，都会去“读英文”，在30年代的江西是这样，在60年代的北京也是这样。由此反推，毛泽东“一大”之后的“养病”，究竟是身体有病，还是在调节身心状态，也是可以打一个问号的。

而此时，我们要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

毛泽东为什么恰好会在那时，放弃了精心经营已久的新民学会？他为什么从此不愿意回到自己在一师的教员宿舍居住？是他已经不在乎一个“教师”的头衔，而汲汲于一个空头大学——自修大学——“校长”的名誉？还是在这个宿舍里，曾发生过令他不愉快的事情，害怕引发触景生情的回忆？

注 释：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05febc901016mik.html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