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第一桶金”（连载之十六）

陈小雅

毛泽东与彭璜的密切关系

彭璜与毛泽东相识，始于“五四”运动期间。当时，湖南学联接待北大学生的“南下代表团”，请邓中夏传达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文献记载，毛泽东和彭璜的名字，同时出现在这次会议的记录上。在以后发生的“驱张运动”、“联省自治运动”和“留俄勤工俭学运动”中，他们都形影不离，配合默契，堪称当时湖南“民意运动”中一对耀眼的“双星”。

彭璜与毛泽东的交往，虽然只有不到三年的时间，但是在1915—1920年的《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却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在这本由通信、文稿和读书笔记汇编的书中，毛泽东提到彭璜名字的地方，共有十八处。对比毛的同时代同志，他是被毛提及次数最多的一位。仅次于彭璜的人，是1915年起就与毛有密切交往的新民学会总干事、湖南留法勤工俭学发起人萧子升，共有十七处；还有那位1919年11月14日用剃刀在迎亲的花轿内自杀，给毛泽东以极大刺激的赵五贞“赵女士”，[1]也有十七处。与同时代其他人比较，超过彭璜被提到次数的，最多的是湖南都督张敬尧，共有三十一处；而古人中被提到最多的，是为“万世师表”的孔子，共有二十三处。其余，德国伦理学家鲍尔生有十四处、有“亚圣”之名的孟子十一处、袁世凯十一处、毛泽东自称对自己有极大影响的陈独秀十处……

由此可见，彭璜之与毛泽东过从甚密，超过当时任何人。

也许，就像俄国文学巨匠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一样，故事的主人公的出场和谢幕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彭璜第一次在毛泽东文稿中出现的地方，就是辩论“赵女士自杀”事件。针对这次婚姻抗争事件，毛泽东曾反常的一口气写了十篇评论，其中11月21日那篇《“社会万恶”与赵女士》，就是对彭璜的批评的反批评。

文章开宗明义地说：

“我的朋友殷柏（即彭璜）先生，在前天报上发表他的议论，批评我《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说我徒然归咎环境，放松赵女士的本身，这个不是。他说：‘赵女士的行为，是软弱的消极行为。这种行为，万万不可提倡。’殷柏先生这样积极的议论，奋厉的主张，我本十分赞成。……殷柏先生的主张和我的主张，还算是一致不悖。”

此后，毛泽东还反驳了彭璜提出的一个设想：“赵女士为何不逃亡？”彭璜认为这是办得到的。而毛则认为，当时的社会，让妇女无藏身之地，因而不同意彭的设问。

由于彭璜“积极的议论”已不见传世，我们难以判断，当日彭璜的论证是否合理与必要，但从毛泽东的这段文字中，我们是可以发现彭璜的一些性格特征的。这些特征，与我们下来要探讨的问题，是有关系的：

其一，彭璜是反对自杀的；

其二，彭璜有奋厉的性格；

其三，彭璜责人较严。

同时，从毛泽东的语气，我们也可以看出，毛对他的人格，是尊敬的。虽然一开始就摆出了一付辩论的架势，但却是以一种求同的心情作结论的。

1919年岁末，毛泽东与彭璜等组成赴各地“驱张”代表团。何叔衡被派往湖南南部，联络桂系和谭延闿的军队，易礼容被派往湖北，毛泽东和彭璜先是一同到了北京，以后，彭璜又先行去了上海。在此期间，毛泽东和彭璜共同联署了“驱张”文告数种，如：《对张敬尧私运烟种案之公愤》，《为反对张敬尧侵吞湘省米盐公款给熊秉三等的快邮代电》，《湘人控张敬尧十大罪》，《湘事维持会内幕》等。

1920年2月，毛泽东给新民学会一位重要的女会员陶毅的信中，还提到他和彭璜的一项计划。由于它关涉到本书下来要探讨的四人复杂恋爱关系，我们将留在下一章展开。

同年5月，毛泽东到达上海，就住在彭璜等人栖身的上海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的住址。依托彭璜等人早已开始的实践，在那里也尝试了几天“工读生活”。在这段生活中，毛泽东曾帮人洗衣服、学习织袜子，并发现面包房的工作，是一种有助云游世界的可靠谋生手段。5月8日，毛泽东又与彭璜等人一道，在上海半淞园送别萧子暲等赴法勤工俭学生。

1920年6月，毛泽东与彭璜一道，在上海发表《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

他们从上海回湖南以后，同年8月，又与商专毕业的易礼容等一起，筹备成立了“文化书社”。

想必是因为毛泽东曾经向蔡和森介绍过他与彭璜的活动，同月，蔡和森写给毛泽东的信——一封阐述学习俄国人“十月革命道路”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远景的信中说：

“我望你物色如殷柏者百人，分布全国各地，不必他往，亦不必另组机关，即以中产阶级现成的职业机关、议会机关，做革命机关。”[2]

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毛泽东与彭璜，不仅是志同道合，而且是共享秘密的。

湖南驱除北洋军阀张敬尧运动的胜利，在全国掀起了一个针对北洋政府的“割据”热潮，史称“联省自治运动”。这个运动的发起人不是别人，就是接替张敬尧统治湖南，与桂系联手的谭延闿。1920年7月22日，身兼湖南督军、省长和湘军总司令三职的谭延闿，发表了著名的“祃电”，提出“湖南自治”的口号。一时间，社会各界名流展开了一场关于“统”与“独”的大讨论。章太炎、陈独秀、胡适等人均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见解，舆论也因此分化为两大派。此间，梁启超、熊希龄等人借机提出仿效美国实行“联邦制”，由各省制定省宪法，实行“自治”，并召开联省会议，成立联省自治政府。这个提议，立即在南方各军阀统治地区得到回响。广东的陈炯明，云南的唐继尧纷纷通电响应。

10月5日，龙兼公[3]、毛泽东、彭璜三人发起，有377人联署的《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发布。7日，由彭璜主持，附议人众在湖南学生联合会驻地召开以“湖南自治”为主题的讨论会。会上，毛泽东等作了发言。会议草拟了呈请省政府召集“人民宪法会议”，颁发施行宪法会议组织法和选举法的要点。并策划了在“双十节”将举行的市民请愿游行。[4]

同年11月25日，毛泽东回复在法勤工俭学的向警予的信中，也提到自己与彭璜的共同奋斗：

“一年以来，弟和荫柏等也间接为力……弟和荫柏等主张湖南自立为国，务与不进化之北方各省及情势不同之南方各省离异，打破空洞无组织之大中国，直接与世界有觉悟之民族携手，而知者绝少。……”[5]

此处，毛泽东所说“主张湖南自立为国”，指的就是响应谭延闿发起的“联省自治运动”；所说“直接与世界有觉悟之民族携手”，而又“知者绝少”的内幕，就是1920年11月，陈独秀函约毛泽东，在长沙创建共产主义组织，准备召开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件事。而毛泽东给向警予的信中，仅提及彭璜一人，可见他与彭璜的过从之密切，非外人可以比拟……

难得毛泽东的“推诚相见”

但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毛泽东与彭璜这种亲密的关系，突然间像是崩裂了！

1921年1月6日毛泽东突然给彭璜发出一信，指责彭璜：“……兄一月来对礼容态度，我颇不满意，大违兄平日恢恢之度，礼容即万不当，亦不宜以此非人世所堪之意态对之，面誉人与面毁人同非世人所堪。”信中告知彭璜，青年团打算于1月13日开成立会，希望他能参加。[6]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在刊登这封信的《毛泽东年谱》里，在1月13日的地方，并没有对此事的任何记载。而毛泽东去世以后，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3年编纂的一部《毛泽东书信选集》里，却刊载有一封毛泽东1921年1月28日写给彭璜的长信，算是“意犹未尽”的毛泽东对于下文的一个交代。

为方便读者分析毛泽东和彭璜之间发生的变故，我将此信全文转载如下：

荫柏兄：

示奉悉，出入证收到，感甚！日前论及待人态度，意犹未尽，弟为不愿与恶人共事之人，谅兄所深知，但嫉恶如仇，弟亦不为。恶人自己不认为恶，一也；吾人恶之，未必无蔽，二也；恶在究竟，仍不为恶，三也；一个人，才有长短，性情习惯有恶点亦有善点，不可执一而弃其一，四也。第三第四两点，兄亦时作此言。第一点属客观，第二点属主观，为观人所不可忽。弟两年半以来，几尽将修养工夫破坏：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而深刻的自省工夫几乎全废。今欲悔而返乎两年半以前，有此志，病未能也。于吾兄久欲陈其拙愚，而未得机会，今愿一言，倘获垂听，有荣幸焉。吾兄高智有勇，体力坚强，朋辈中所少。而有数缺点：一、言语欠爽快，态度欠明决，谦恭过多而真面过少。二、感情及意气用事而理智无权。三、时起猜疑，又不愿明释。四、观察批判，一以主观的而少客观的。五、略有不服善之处。六、略有虚荣心。七、略有骄气。八、少自省，名于责人暗于责己。九、少条理而多大言。十、自视过高，看事过易。弟常常觉得一个人总有缺点，君子只是能改过，断无生而无过。兄之缺点，弟观察未必当。然除一、三两条及第五条弟自信所犯不多外，其余弟一概都有。吾人有心救世，而于自己修治未到，根本未立，枝叶安茂？工具未善，工作奚当？弟有一最大缺点而不好意思向人公开者，即意弱是也。兄常谓我意志强，实则我有自知之明：知最弱莫如我之意志！我平日态度不对，向人总是龂龂讨人嫌恶，兄或谓为意强，实则正是我弱的表现。天下惟至柔者至刚，久知此理，而自己没有这等本领，故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悚栗！略可自慰者，立志真实（有此志而已），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兄于礼容，我觉未免过当，立意不十分诚，泄忿之意多，而与人为善之意少。兄说待我要反抗，兄看我为何如人？如以同某人款待我，则尽可“不答应”，何“反抗”是云。至说对某某及礼容要“征服”，则过矣过矣：人哪能有可以征服者，征服必用“力”，力只可用于法，用于法则有效；力不可用于私人之交谊，用于私人之交谊则绝对无效。岂惟无效，反动随之矣。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其原多出于“占据的冲动”与“意力之受拂”。兄与礼容之争，吾谓乃属于后者。（此情形弟亦常经过，并常以此施诸他人。）意力受拂，最不好过，修养未纯如吾人，一遇此情形，鲜有不勃然奋起者，此则惟有所谓“眼界宽”与“肚量大”者能受之，兄以为何如？今晚从城里归，已十二点钟，又与孩子们谈坐一小时，再写此信，有想就写，文句不贯，意思不贯，原宥是幸：此颂

大安。

弟 泽 东

一月二十八日夜

根据手稿刊印。[7]

（白话译文：荫柏兄：来信收到，出入证也收到，对此，我有很多感慨！前几天，我讲到对待别人的态度问题，感到意思还没有说完全。我也是不愿意与恶人共事的人，我想老兄你应该是知道的。但是，像你那样的嫉恶如仇，我也是不会做的。第一，恶人自己不一定认为自己是恶的；我们嫌恶人家，不一定没有害处，这是第二；第三是，如果你追究“恶”的根底（原因），会发现那并不是“恶”。一个人，他的才能有长有短，性情习惯有恶的一面也有善的一面，我们不能强调他的一方面儿不顾其另一方面，这是第四。关于第三第四两点，你也经常这样说。对于我们来说，第一点属于客观范畴，第二点属于主观范畴，是我们看人所不可忽略的。我这两年半以来，差一点将修身养性的工夫破坏了：论理的时候，喜欢持极端的立场，评价人的时候，喜欢吹毛求疵，而对于自己深刻的反省工夫几乎全部废除。现在，我很后悔，很想返回到两年半以前，但是，空有这个志愿，却感到有点无能为力了。我早就想在兄弟你的面前痛快地剖明自己的拙劣和愚蠢，但苦于没有机会，今天，我愿意讲一讲，如果能获得你的耐心倾听，将令我感到荣幸。兄弟你才智很高，而且很勇敢，体力也很坚强，在我们朋友中是少有的。但你也有几个缺点：第一，是言语不够爽快，态度有欠明确和果决，对人谦恭过多，而真面目过少。第二，喜欢感情及意气用事，对事缺少理智的权衡。第三，对人经常发生猜疑，但又不愿明确解释。第四，观察批判人和事物时，一味地以主观视角评判，而很少设身处地的谅解。第五，对于别人的优点长处，稍微有一些不服善。第六，有一些虚荣心。第七，略有骄气。第八，很少进行自我反省，批评别人的时候头头是道，而反省自己的时候却显得无能。第九，做事情缺少条理，而空话比较多。第十，自己把自己看得过高，把做事情看得太容易。我常常觉得一个人总免不了有缺点，君子只不过是比别人更自觉地改过，而断没有生出来不犯错误的人。老兄你的缺点，我的观察未必准确。不过，我自信，除了第一、第三这两条，以及第五条我犯得不多以外，你所有的缺点，我也一概都有。我们这些人，都有救世之心，但对于自己的修身不到，这就好比一棵树，根还没有扎住，枝叶怎么会茂盛呢？工具还没有准备好，工作怎么能做好呢？我有一个最大的缺点而不好意思向人公开，就是意志太弱了。老兄你常常说我个人意志太强，其实，我有自知之明：我知道，我身上最弱的东西，莫过于我的意志了！我平时对人的态度有些不好，总是喜欢和人争辩，讨人嫌恶，你大概以为那是我个人意志太强的原因，其实，那正是我意志太弱的表现。天下最柔弱的事物，其实是最刚强的事物，我早就知道这个道理，只是自己没有这等本领，所以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我每每想到这一点，都会感到战栗！我自己稍微可以感到宽慰的是，我的立志是真实的（有这种志愿而已），自己说的话自己是负责的，自己做的事自己也是负责的，我不愿意牺牲真我，不愿意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在对待朋友方面：做事就说做事，私交就说私交，做事讲理讲法，私交讲友情。老兄你对于礼容，我觉得不太妥当，立意不十分诚恳，泄忿的意思比较多，而与人为善之意比较少。你说待我要反抗，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呢？如果以对待某人那样款待我，你尽可“不答应”，何来“反抗”的道理。至于说对某某及礼容要“征服”，则太过份了：人哪能有可以征服的，征服必然要用“力”，但力只可用于法，用于法是有效的；力不可用于私人之交谊，用于私人之交谊则绝对无效。不但无效，反而有反效果呢。我觉得，我们之间只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的是主义，非私人之间的利害。私人之争，在这个世上也很多，但那大概是可以相让的。究其原因，那多数是出于“占据的冲动”与“意力之受拂”。老兄与礼容之争，我觉得属于后者。（这种情形，我也常经过，并常以此施诸他人。）意力受拂，最不好过，修养还没有达到纯粹境界的我们，一遇到这种情形，没有不勃然奋起的，这种情境，惟有所谓“眼界宽”与“肚量大”的人能忍受，老兄你以为何如？今晚从城里回来，已经有十二点钟，又与孩子们聊了一个小时，再写此信，有想就写，文句不贯，意思不贯，敬请谅解。）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用如此长的篇幅，直来直去地批评一个人的缺点，是很少见的。以笔者有限的眼界，这封书信所包含的复杂内涵，一点也不亚于他1966年7月8日发动文革时，写给江青的那封信。尤其是，他在1月6日信中已经很尖锐地批评过彭璜的行为之后，又作此长篇，更显得不同凡响。而令人难以理解之处更在于，这封信的作者，本来是要检讨自己对于“两年半以前”的退步，表示想要返回到过去的“我”，并说自己很久以来就想跟彭璜兄解剖自己的失误，但是话说到这里，突然笔锋一转，信的内容忽然变成了对这位“垂听者”的数落，而且“罪状”达十条之多！这不能不说是很反常的。

更令人疑惑的是：

1、毛泽东给彭璜这样严厉批评的信，为何会在毛泽东手里？

2、这封信究竟寄给彭璜没有？如果寄给了彭璜，毛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又从彭璜那里取回的？

3、如果毛泽东当日并没有寄出这封信，编辑者又凭什么将它编入毛泽东的《书信集》，而不是《早期文稿》？

4、毛泽东信中所说收到的彭璜的信到哪里去了？为何在毛泽东收集了众多新民学会会员通信的三部《通信集》中，没有收入彭璜这封对事件真相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信？

5、这封信究竟是毛泽东当时所写？还是日后，为改写历史而重新制作——如《毛泽东给江青的信》那样？如果是当日所写，为什么没有收入他编辑的截止日是1921年1月31日刊印的第三集《通信集》中？更不合逻辑的是，毛泽东在前一封信中刚刚批评过彭璜当面批评别人的缺点，是一种令人不堪的行为，转眼他便以如此直截了当的方式批评彭璜，似乎有不顾彭璜感受的倾向。除非有另一种情况存在，那就是毛泽东写这封信时，面对的已经是一个死人的亡灵和自己内心的不安，那么，他的直言不讳，会比较容易被理解。

6、彭璜与易礼容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矛盾？他们的矛盾与毛泽东是什么关系？换言之，这是否毛泽东有意在这个事件中把自己置身事外的一种安排？

7、信中那些含义不明，而极具哲学意味的话——比如，对于“恶”的态度——究竟是什么意思？

——由于所涉历史的曲折与复杂，它们的真相，只能留待以后事件的逐步展开而展开了。而这里，我们直接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是：

在此之后，彭璜的名字就从历史上消失了！

注 释：

http://kan.weibo.com/con/3538096943854559?_from=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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