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信力建 

十八大以来,李克强副总理多次强调城镇化的重要性。人口城镇化事实上支撑了中国经济三十年经济增长,为了更好的城镇化,应该好好总结以往城镇化的经验教训。

建国六十多年,改革前和改革后两个阶段截然不同,但有一件事情贯穿始终——政府限制城镇化,区别仅仅是有时候严苛一些,有时候松弛一些。迄今为止,城镇化完全是农民突破政府限制的结果。

农民涌入城市的动机很单纯,谋求更好的生活,更高的收入。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只要允许人口自由流动,城乡收入差距就不可能拉得太开。城乡收入差距巨大,是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限制农民进城的结果。根据瑞银证券的调查数据,2011年城镇人均收入为23979元,农村人均收入为9833元;城镇人均消费15161元,农村人均5211元。数倍的差距,说明农民进城阻力依然强大。

为什么限制农民进城呢?无产阶级是共产主义革命先锋队,农民进城是城市无产阶级的主要来源,限制农民进城不仅缺乏利益依据,而且涉嫌反革命。其实限制农民进城是另一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然结果——土地国有制,马克思本人是明确支持土地国有的。土地国有制再哪里都会导致农业效率下降,这一经济规律是普适的,实行土地国有的英国,农业也不发达。

粮食供应不足,导致限制农民进城政策出台。苏联经历过这一发展次序,中国也是一样,但英国没有。英国靠国际贸易弥补国内的粮食生产不足,苏联和中国政府对粮食依赖进口不放心,于是采取了与圈地运动完全相反的举措,把农民强按在土地上,结果并不理想,既牺牲了农业效率,又牺牲了工业效率。

如果接下来的城镇化运动,不以土地确权为前奏,效法英国的圈地运动,强迫农民离开土地,必然会有英国圈地运动的后果——粮食供应不足。也许新一代领导人有气量,像英国人那样接受粮食依赖进口的状况,但这种气量是不必要的。只要土地确权,即可避免这一结局,像法国、美国和 台湾那样,工业农业齐头并进。中国国土是非肥沃,否则不可能养育我们如此多人口几千上万年。中国农民是勤劳和智慧的,千百年来在农耕技术和单位亩产都领先于世界,农业落后只是近六十年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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