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宇：余英时：知人论世

李怀宇：余英时：知人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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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怀宇  

　　
　　一、未成小隐聊中隐
　　
　　如果人间真有世外桃源，对我而言，梦里桃源便是普林斯顿。
　　2007年秋天，当我准备美国之行时，设想的第一访问对象是余英时先生。中秋节下午，我给余先生家发了一份传真，心中不免忐忑，怕被拒之门外。中秋之夜，我给余先生家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余师母陈淑平女士，从声音里可以感觉是一位大家闺秀。我大喜过望：余先生愿意见我。赴美之行恍如梦境。2007年11月5日，我到美国的第二天，从纽约坐火车到普林斯顿，余师母早在车站等候。
　　余先生在普林斯顿的生活近乎隐居。余家是树林里一幢独立的房子，屋前一个小鱼池，屋後一片小竹林，後来我多次陪余先生喂鱼散步，颇有“悠然见南山”之趣。大书房上挂郑板桥的书法“小书斋”。客厅中的字画多是余先生的师友所赠，印象中有钱穆、俞平伯、张充和的作品。胡适的字是：“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余先生“集坡公诗句放翁词句”而请他岳父陈雪屏先生写的对联是：“未成小隐聊中隐，却恐他乡胜故乡。”我觉得此联颇见余先生晚年心境。
　　冥冥之中有缘，我在普林斯顿盘桓了多日，与余先生畅谈了五天三夜。如今回想，我的访问生涯中从未有此奇缘。
　　在普林斯顿的日子，我受到余师母无微不至的照顾。每天从旅馆到余家都由余师母开车接送。第一天晚上，因为时差的缘故，我失眠了，天刚一亮，我匆匆吃过早餐，便到普林斯顿大学里闲逛。雨後空气格外清新，校园之美，令我心醉。我在漫步中不免浮想联翩，爱因斯坦在高等研究院的深思，胡适在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微笑，彷佛就在眼前。多少年来，我对普林斯顿心向往之，无非是因为已故二公与当代余英时。
　　那天早上在余师母的车子里，闲聊得知我喜欢二公。有一天中午，余先生夫妇专门带我到爱因斯坦常去的校园餐厅吃饭，饭後兜到爱因斯坦的故居门前，如今的屋主刚拿了诺贝尔奖。余先生没有见过胡适，余师母的父亲陈雪屏与胡适是至交，她告诉我：“我们家常常我开门。胡先生就常常会问我：你现在几年级，家里有什麽功课？他把我们小孩子也看成人。”後来从余先生夫妇的待人接物中，我恍然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小孩子。
　　别後，我时常打电话到普林斯顿，人间趣事，心中烦恼，事无巨细，余先生夫妇总听得津津有味。有时读了余先生的着作或是和余先生通过电话，我会冥思时空的奇妙，古人今人，天涯咫尺，竟在神游与笑谈中穿越时间与空间的隔阂，这也许便是历史研究的魅力。
　　
　　二、爱好中国思想史的根苗
　　
　　研究知识人的历史世界，家学与师承不可不考，天赋与勤奋自然重要，胸襟与见识尤为可贵。
　　余英时的父亲余协中先生毕业於燕京大学历史系，但对欧洲史、美国史兴趣更大，1926年至1928年赴美国考尔格大学和哈佛大学读美国史。1929年余协中继蒋廷黻出任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1930年，余英时在天津出生，母亲张韵清女士因为难产去世。余协中伤心欲绝，举家离开天津。余英时童年住过北平、南京、开封、安庆等城市。抗战爆发後，余英时回到祖先居住的故乡——安徽潜山县官庄乡。
　　王元化先生《一九九一年回忆录》中说，在夏威夷开会时他谈到中国的农民意识问题，引起了余英时的批评。余英时说抗战初在农村住过，所见到的农民都是很质朴老实的，王元化则以1939年初在皖南新四军军部的亲身经历为例申辩。这段回忆录引起了我的兴趣，因此当面向余英时问起。余先生说：“佃户跟地主的冲突到处都发生，但是那个冲突是不是提高到所谓‘阶级斗争’呢？个人所见是不同的。有的是佃户欺负地主，地主如果是孤儿寡妇，那是没有办法的；地主如果是很强的退休官员，有势力，欺负佃户也是有的，不能一概而论。王元化的这个回忆录我看过，但我们後来也没有拿这些问题去争辩了。我常常说，中国这麽大一个社会，比整个欧洲还大，不可能每个地区都是一样的。”乡下生活使余英时对传统文化有参与的体验，後来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中国调查，在他看来有隔靴搔痒的感觉，并没有真正抓住生活的经验，只停留於数位上。
　　1943年前後，桂系有一个营的军队驻?在潜山官庄，营长杜进庭大概做了不少贪赃枉法、欺压乡间百姓之事，弄得民怨沸腾。余英时才十三岁左右，并未见过杜营长，但听乡中长辈说得太多了，而且每一件事都十分具体，所以心中颇为愤怒。不知怎样异想天开，竟写了一个很长的状子，向政府控诉杜营长的种种罪行。这篇状子写完了，余英时便留在书桌上，後来自己也忘记有这样一回事了。无巧不成书，余英时去了一趟舒城县，有好几天不在家，恰好杜营长的一个勤务兵到余家询问什麽事，被引进余英时的书房，无意中发现状子，大惊之下便把状子送给杜营长。据说杜营长读後不但愤怒而且惊恐万分，怀疑状子不是一个小孩子写的，必是官庄乡绅合谋控告他，要致他於死地。杜营长抓不到余英时，便召集乡中有地位有头面的人，当面追究，这些乡绅本不知情，自然矢口否认，都说不过是一个淘气孩子的游戏之作。当晚乡绅准备了丰盛的酒席为杜营长解忧，杜大醉後失声痛哭，说这状子如是官庄乡人的阴谋，反正他活不成了，一定要大开杀戒，把余英时等相关的人全部枪毙。事隔一二日後，余英时在夜晚从舒城回到官庄，先经过乡间唯一的一条街，街上熟人见到他好像见到鬼一样，脸上带着一种恐惧的表情。其中有一二老者催余英时赶快回家，不要在街上乱跑。余英时当时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麽事，跑回家中才明白自己闯下大祸，使全家都吃惊受累。家人怕杜营长闻风来抓人，把余英时连夜送到一位行医的老族兄余平格家，躲一躲眼前的风险。余平格平时很严肃，不苟言笑，当晚接待余英时，开口便说：“我因为你年纪小，一直把你当孩子。但你做了这件事，你已成人了。从此以後，我要另眼相待了。”余英时回忆：“这一事件在我个人生命史上构成了一个重大的转捩点。一夜之间我忽然失去了天真的童年，而进入了成人的世界。这一转变并非来自我自己，而是我周边的人强加於我的。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结束了我的童年，逼得一言一行都不敢不慎重，以免被人讥评。我可以说是被这件意外之事逼得走上了‘少年老成’的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是不自然的。”这一“告状”事件还有一个尾声。时间稍久，杜营长大概已接受乡人的解释，也认为是一个顽皮孩子的戏笔。不过，他还要派一个受过较多教育的政治指导员来谈一次。这位指导员经族人安排，在一个晚上和余英时吃酒用餐，谈话中顺便考考余英时的诗文知识，最後他相信“状子”是出於余英时之手，而余英时并无真去控告杜营长的意图。临走时，指导员紧紧和余英时握手，表示愿意成为忘年交之意。
　　余英时在乡间很少正式上学，小学、中学都是分散地上过一两个学期的学校。唯一与後来研究有关的是得到了一些古文、古史的启蒙。1945年至1946年，余英时在桐城县城舅舅家里住了一年。桐城人以人文自负，但仍然沉浸在方苞、姚鼐的“古文”传统之中。余英时在桐城受到了一些“斗方名士”的影响，对旧诗文发生了进一步的兴趣。他的二舅父张仲怡能诗，善书法，是清初张英、张廷玉的後代，在桐城是望族，与方、姚、马、左齐名，但那时也相当衰落了。由於二舅父常和桐城名士来往，余英时从他们的交谈中，偶尔学得一些诗文的知识。余英时至今还记得舅父在锺馗画像上题了一首七绝：“进士平生酒一瓯，衣衫褴褛百无求。夸人最是安心处，须发??鬼见愁。”舅父的初稿首句最後三个字原作“仕不优”，以诗稿示一位诗友，那位诗友立即指出：“仕不优”当改作“酒一瓯”。舅父大喜称谢，称他为“三字师”。“酒一瓯”自然浑成，远比“仕不优”的生硬为佳。余英时在一旁听到这改诗经过，很受启发，懂得诗句原来是要这样“推敲”的。
　　在抗战期间，余协中在重庆考试院做参事，父子分隔两地九年，余英时在乡间根本没有碰到西方的书籍。多少年後余英时回想，父亲无形中还是产生了影响：“我对西洋史有兴趣是从父亲那儿来的。他编着一部几十万字《西洋通史》，对我很有启发。小时候看不大懂，但渐渐入门，对着作肃然起敬。因此我不光对中国史有兴趣，还对西洋史有兴趣，看看西洋史是怎麽变化的，我用比较的观点来看历史，很早就跟家庭背景有关。”
　　抗战胜利後，余协中受杜聿明委托到渖阳创办东北中正大学。1946年夏天，余英时从桐城重回安庆，然後到南京转北平，最後定居渖阳，期间找老师课外补习英文、数理化。1947年夏天，余英时考进了中正大学历史系。他回忆：“我选择历史为专业，一方面固然是由於我的数理化不行，但另一方面也是受父亲的影响。我家所藏英文书籍也以西史为主，我虽不能阅读，但耳濡目染，便起了读西史的强烈愿望。我课外阅读则由梁启超、胡适的作品开始，种下了爱好中国思想史的根苗。中正大学一年级的中国通史由一位青年讲师讲授，用的是钱穆的《国史大纲》，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钱先生的学术。因此，我在这所新办的大学虽然仅仅读了三个月，但我的人生道路却大致决定了。”
　　此後战局变幻。1947年12月，余英时随父亲从渖阳飞往北平，当时机场一共有三架飞机，余协中被安排在第一架，余英时则在第三架。当余英时正在排队登机的时刻，余协中忽然招手要他过去，因为第一架还有一个空位。於是余英时在最後一刹那坐上第一架，结果第三架失事了。
　　1947年12月到1948年10月，余英时在北平闲居，开始接触当时中国流行的思潮，影响他最大的要算储安平办的《观察》以及结集而成的《观察丛书》。他回忆：“这当然是因为我的心灵深处是接受五四以来的现代普世价值，如民主、自由、宽容、平等、人权等等。我记得1948年夏天读到胡适〈自由主义是什麽？〉一文(刊在《独立时论》上)，非常兴奋，因为胡适在文中强调争取自由在中国有很长的光辉历史；他指出孔子‘为仁由己’便是‘自由’的另一说法，我也认为很有说服力。我一直相信中国既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其中必有合情、合理、合乎人性的文化因素，经过调整之後，可以与普世价值合流，带动现代化。我不能接受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中只有专制、不平等、压迫等等负面的东西。”
　　在20岁以前，余英时亲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动时代，接受了并不完整的学校教育。1949年8月底到12月底，余英时成为燕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插班生，留下美好的回忆。2008年余英时为巫宁坤的《孤琴》作序，便以〈回忆一九四九年秋季的燕京大学〉为题。
　　
　　三、人的记忆才是真生命
　　
　　1950年元月初，余英时到香港探望父亲和继母。余协中原来在渖阳办中正大学时，曾决定请钱穆先生去教书，钱先生当时答应了，後来没有去成。余英时到了香港以後，余协中说：“钱穆先生现在这儿办新亚书院，我送你去念书吧。”当时新亚书院就是一个普通楼房的两层。余英时去考试时，钱穆亲自出来主持，只叫余英时用中英文各写一篇读书的经历和志愿之类的文字。交卷以後，钱穆当场看了余英时的中文试卷，接着又看英文试卷，马上决定录取。
　　钱穆那时候心情不好，教书也没有好多心思，常常要去台湾找经费。学生的学费都交不起，後来余英时的成绩比较好，算是免费的。老师们非常艰苦，就靠自己写稿。有一年暑假，香港奇热，钱穆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余英时去看他：“有什麽事要我帮您做吗？”钱穆说：“我想读王阳明的文集。”余英时便去商务印书馆买了一部来。余英时回来的时候，钱穆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後，余英时犹豫不定，还是决定回北京。他说：“我也不喜欢香港的殖民地生活，虽然我已经在新亚书院念了一学期，还是觉得在燕京大学好，因为在香港我不知将来干什麽。”这一年夏天，余英时坐上开往大陆的火车，过了香港不久，车到东莞石龙，停了三四个小时，他的内心经历了一场搏斗：“我是跟我父母呢，还是回北京？後来考虑到父亲年纪大了，弟弟还小，也没有人照顾。我想中国人多得很，多我一个少我一个不相干。我在思想交战之下，最後决定还是回香港，主要还不是政治考虑，是个人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战胜了革命理想。”火车到了广州，形势紧了，香港人也多了，不能随便回去，余英时就找到一个所谓“黄牛”，私下给了大概一百港币，顺利回到了香港，不复北上。
　　从此，余英时决心在新亚书院读书。1951年冬天，钱穆去了台北。不久发生了在联合国同志会演讲而礼堂倒塌的事件，使钱穆头破血流，昏迷了两三天，几乎死去，有一段时间在台北养伤。等到1952年6月，余英时毕业的时候，钱穆还在养伤，到秋天才回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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